什麼是經典誦讀？什麼是道德經典誦讀？經典、道德經典、《德道經》三者的概念如何？
著名國學名家熊春錦先生告訴我們：“國學”一詞出現於二十世紀初，產生於西學東漸時期，是一批愛國志士為了保護我們的民族文化的特色免受西方思想的侵蝕而提出的。概括起來講，國學就是我們國家和民族區別於別的國家和民族、而表現在思維方式、哲學觀、文化、藝術、科技、信仰等層面上的各門類學說的總和。
熊春錦先生認為：經典誦讀基本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經”的誦讀，一類是“典”的誦讀。
對於“經”的界定，它的層級就比“典”的層次要高一些。歷史上根據文化系統，特別是人文系統的發展來說，“經”是世界各民族在獲得精神營養和後天智識這兩個層面上，能夠同時起到教育作用的一個範本或者文章。你看中國的經典、世界級的經典，大部分都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能夠包羅我們三維空間的知識，也能夠給我們提供精神層面的營養，或者說它能夠穿越太極圖中央陰陽兩極的絃線，能夠同步提升我們的智和慧，使智和慧這兩個系統同步提高，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腦負責記憶，負責思維判斷，而心靈負責感受，負責捕捉直覺。要想提高人類這兩個層面的知識、文化和素質，就要注重“經”的誦讀。
“典”的作用，它注重反映歷史前人在大智慧情況下產生的一些文字記錄，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識層面的，而不是文化層面的，或者說文化層面的內涵比較少一些，不具備同時穿越陰陽，包羅黑白兩個層面上的一些知識或者營養，不具備雙重作用，只是單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說“典”當中所含太極白裡面的內容比較多。而且“典”的概念，在近代社會民眾的解釋定位，通常已經改變了古代對“典”的定義，現代人們一般的定義都是將“典”與古代所定義“書”的概念同等解析和理解。社會上一般所說的經典，在典這一系統中，現在這個典字，已經成了書的代名詞。我們也要注意這種學術上和通俗中的不同。
對我們來說，人們往往注重後天智識的比較多，而注重直覺和靈感提升的就比較少，所以在我國曆史時期，凡是注重了“經”的誦讀，把“經”的誦讀作為國家重要精神課題的歷史時期，國家強盛，政治清明。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這個時期是用“黃老”的經典來指導官員們進行誦讀，並且根據這個經典來選拔治國的人才，他就帶來了文景之治的輝煌。漢代時候，由於漢武帝的專權作用和董仲舒的禁言，以及田蚡（當時的宰相，漢武帝的舅舅），他們出面聯手把《黃帝四經》清除了，而且把《老子》五千言原來比較接近原著的《德道經》顛倒為《道德經》，並且把經文內容也做了一些修改，修改成了後來《道德經》的通行本這樣一個格局。但在唐朝，在這樣的背景下仍然採用《老子》五千言，進行了全民的教育，還是帶來了唐代的輝煌，這個輝煌到目前為止在世界各國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從這個好的歷史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凡是真正注重了“經”的誦讀教育的，培養出來的人才既能夠提升全民的人文質量，同時也給社會的昌盛中興帶來極大的幫助。但是宋明以後八股文出現了，只讀“書”而不讀“經”，只讀了《四書》而沒有提倡經典，並且在“經”裡面將最著名的《易經》也清除出去了，這個時候中國的教育就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僵化時期。所以歷史發展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就必然出現了一個反對誦讀“書”的這樣一個歷史現象。當時由於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人們突然從八股文的禁錮中甦醒過來，也發生了一些“連孩子帶水一起潑出去”的現象。
在我們現代人理解誦讀“書”和經典這個方面，誦讀“書”和誦讀“經”基本上在社會上已經同時出現了，並且從上世紀末期就已經開始了。但是如果我們只誦讀以儒學為代表的“書”，那麼它對於我們如何通過潛移默化方式，來使孩子們獲得人文素質與品格提升方面，看起來是不足的。因為全國有的地方已經推行了十年，有的地方已經推行七八年，專門選擇“書”一類的典籍，來指導孩子們進行道德教育，到了一定的層次和階段以後，由於“書”裡面的深刻內涵，對精神層面潛移默化的作用，只能夠使孩子們在品格上受到一些培養和教育，但是對內在物質能量的提升上，對同步將道德心靈與益智開慧同時開發方面，卻受到了限制，而這一點恰恰就是要通過誦讀“經”來解決的問題。
凡是能夠將“經”和“書”恰到好處的結合在一起進行誦讀，就可以突破這個瓶頸階段。就象臺灣的王財貴教授，他怎樣推廣經典誦讀？在大陸他推廣的是誦讀“書”，而沒有推廣誦讀“經”，但我們看看他自己的講話裡面就有個現象：他指導自己兒子誦讀的是“經”，特別是誦讀《老子》五千言，使他原本弱智的兒子改變了現狀。這個兒子七八歲還在流口水，本來表達能力和思維水平都不行，但他就利用了一個暑期，暑假期間指導自己的兒子把《老子》五千言背誦下來，結果他的孩子的智識和慧識就同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些年總結出來的經驗證明：如果你誦讀“書”，只誦讀《千字文》，《弟子規》等等有關“書”方面的內容，那麼可以對孩子們的道德品格有比較良好的規範作用，但是對他們提高人文素質，真正地改變他們的智慧方面，卻遇到了明顯的侷限，產生的效果並不好。如果說把“經”和“書”結合起來，特別是對八歲以後的孩子們將“經”和“書”結合的比較緊密，那麼就會既打造了道德品格，也會獲得智慧的營養滋潤。使他們的智識水平也上升到一個新層面，因為“經”裡面有精神營養能量，這種能量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它又客觀的組合在我們古代文言文的文字和詞句的結構當中，只要我們通過誦讀，就能夠激活開啟我們內環境與外環境連接的一些門窗。這個倉庫通路一旦激活，那麼這個品格的打造，從自然當中獲得能量，也就會出現明顯的改觀。這也是在大量的經典誦讀推廣中獲得的一些體會，獲得的驗證。在“經”和“書”這兩個層面上，我們只有把這兩點都抓住，那麼也就能夠在教育過程當中既能使孩子的人文素質獲得提高，道德規範，道德品質獲得提高，也能對他們後天學習知識的智識能力，獲得全面的提升和改觀。
你看現在人們一提到《易經》，大都認為是街頭擺攤算卦的，我們中國人都是這麼認為《易經》的。但是為什麼在西方，人們一看到《易經》以後，認為《易經》是一部科學，西方很快的就與他的數學理論和科學理論相結合，而產生了大量的發明創造。西方人能夠從簡單的符號中悟到科學道理，而我們卻不能認識，這其中的原因在哪裡呢？
實際上，我們中國人在進行了八股文的教育以後，缺乏了直覺和靈感，無法從祖先們最簡單、最原始、最接近自然真理的符號當中，去解讀深刻的科學道理。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真正把我們整個民族、孩子們的直覺和靈感都能夠培養好，應該用早期最原始、最真實，也就是《老子》五千言原本本意的《德道經》來進行誦讀。
因此，兒童應該最開始誦讀老子德道經。
再比如說《易經》，他主要是開啟每一個孩子的科學頭腦，用最簡單的方式，運用自己的直覺和靈感，發現天地宇宙間最基本的運算規律，來進行推演，認識自然，認識世界。熊春錦先生認為：《德道經》，它本來的格局是以德進道，只有具備了德的品格，同時又具備了德的能量，這樣才能夠認識自然的規律。同時掌握《易經》進行推演，進行運算，這個方面的知識基本上構成了我們道德根文化的一個系統。
我們國家民族為什麼在十六世紀以前，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科學發明創造，一直都是走在西方的前面，然而在十六世紀以後，我們民族的創造力就明顯的萎縮了，就落後到了西方各國的後面。這裡面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注重培養國民和民族精神當中的直覺和靈感，而只是片面的注重通過後天的智識學習前人所積累下來的經驗，而缺乏發明創造的能力。因為發明創造都是要建立在對前人知識掌握的基礎上，然後通過自己的直覺和靈感，在這個基礎上產生髮明創造。
德慧智經典誦讀，是國學明家熊春錦先生提出的“德慧智”經典誦讀理念，立足於道德品格的培養，通過誦讀經典，獲得上善的道德精神食糧。
因此，兒童學國學，主要目標是通過對期間孩童的德慧智全面的教育，能夠培養和提升孩子的道德品格，培養他們的感恩心、博愛心、忠孝心、寬容心、自省心，形成孩子良好的學習態度。以上善的道德能量啟迪孩子先天的慧性，使孩子在接收聖賢文化的同步，可以擁有智慧的頭腦，上善的品格。
物質文明的發展，離不開人得創造力，人類的創造力來源於人得“慧識”（直覺、靈感），是慧識通過智識產生新發現、新理念、新發明、新創造。人的慧識又必須以德的能量作為創造力的源泉。
家長自身的道德素質，老師自身的道德素質，以及道德品格與能量，家長與老師的知經、識經、重經、用經，以及明明德，歸於兒童德影響很重要。
因此兒童經典誦讀應該抓住三個關鍵：選取能培養兒童德、慧、智的經合典。
運用老子《德道經》這一萬經之王，建設道德的心靈和開啟慧心之竅；
運用《周易》對自然規律的揭示，開啟慧智頭腦，建立天人合一的理念；
運用《大學》《中庸》《論語》培育儒者的品格與風骨，成為入世精英；
運用《黃帝內經》醫典之祖，確立正確的生命觀，造就生命科學的人才；
運用《弟子規》《三字經》《格言連壁》規範制約後天意識，培補道德品格之不足。
培養孩子成為以德一為統帥，以慧識為發明創造力的根本，以智識為造福國家社會的應用，成為德一為統帥慧智雙運的人才。
（中國德慧智研究中心 作者：熊春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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