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的袁隆平，是课本中认真严谨的杂交水稻之父。而身为农学家的袁隆平，却绝非一路循规蹈矩成长起来的。在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涯，他随心所欲的淘气、率性而为的野气，便让那个灰暗年代也呈现出活色生香的气息……
迟到已久的生命确认
说来奇怪，袁隆平这样一位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杂交水稻之父，在关于他的如此繁多的生平简历和各种传记里，对他的生日，迄今还没有一次书写是正确的。
岁月的错位，也许与那兵荒马乱的世道和我们主人公颠沛流离的童年岁月有关，模糊记忆中难免会出现偏差，连他本人在八十岁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确凿生日，更不知谁是第一个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直到一个婴儿的出生证据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档案里被重新发现，最终才还原了一个属于他的确凿无疑的诞生日: Aug,13,1929——1929年8月13日，农历己巳年七月初九，他不是属马而是属蛇，也就是小龙。
对于一个此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而言， 这是一次迟到已久的生命确认。对此，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袁隆平先生倒是觉得改不改过来无所谓，多少年了，他早已习惯了9月7日那个生日，习惯成自然。但对于一个严谨的、一丝不苟的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必要的矫正，从而确立了一个正确的生命开端。
那份出生证据是打印的，除了打印文字，其余的空白则是用繁体中文或英文填写，左上页填写的是一个婴儿的生命信息和家庭信息:袁小孩，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原籍江西德安城内;右页中间为袁小孩出生时留下的脚印，上面还有那位为袁小孩接生的妇产科大夫的英文签名: Qiaozhi Lin——林巧稚!一个女性娟秀、端正、一丝不苟的笔迹，绝不同于如今医院里开出的那些如天书般的病历或处方，这让我一下辨认出了一个伟大的名字，第一个把袁隆平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竟然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这一发现也让袁隆平先生充满了惊喜和荣幸，“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证据，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接生的”。
她握着袁小孩柔嫩的小脚丫印在一张白纸上，这是袁隆平人生的第一个脚印，在一张白纸上印得清晰而端正，而在这脚印的旁边则是她同样清晰、端正的英文记录:“男婴，体重3680克。”他在母腹中发育得相当健康，一个七斤多的、结结实实的小子。
无影灯下，一切安静如无声的镜头，而细数岁月流年，回首便是饥饿与死亡。
第一眼的饥饿世界
就在袁隆平出生的那段岁月，全世界都发生了大饥荒，那在世人眼中如同天堂一般的美利坚，在经济大萧条中有数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中国从1928年到1930年，在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中，大西北和华北几乎同时发生了赤地千里的大饥荒，据史家估计至少有上千万人饿死，即便不是直接饿死的，也是与饥饿直接有关的非正常死亡。随后又是江淮大水灾、哈尔滨大水灾。每逢天下饥荒，粮食已不能用升斗来量，连黄豆、豌豆都被穿成串儿来卖，想想那粮食有多金贵，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
故都北平，那时几乎成了一个混乱无比又巨大无比的难民营，那些蜂拥而来的饥民和乞丐，在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胡同里弯着腰，踉踉跄跄地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转眼间，很多人又变成了垃圾堆边的饿殍，一堆堆干枯的尸体至死都瞪着饥饿的眼睛，然后又像垃圾一样被一车一车地清运出去，又不知将会拖向哪个乱葬岗去喂了野狗。——那也许就是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孩睁开眼第一次看见的世界。
当然，一个婴孩还不可能有任何记忆，而那时，又怎么会有人能够预见，在这天下荒年中降生的孩子里，至少有一个，命定的就是为了拯救饥饿而降生的。
袁隆平降生后，在北平度过了一段还算安稳的岁月，那是他人生最初的一段记忆空白。在他两岁时，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把这个依然处于记忆空白期的幼儿提前推进了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抵抗日寇入侵的十四年抗战从此开始……
国难当头，民生维艰。在袁隆平三岁到七岁的这几年里，袁隆平一直随父母在平汉铁路上南迁北徙，辗转奔波于北平、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汉口等地。在他漂泊流离的童年记忆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还算安宁的岁月片段——袁母还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在德安老家断断续续住过几年，这让一个在北平出生的孩子，有幸在故乡度过了一段充满了乡情与童趣的日子，一个原本只是名义上的故乡，从此与他的生命有了联系。
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中国的父母亲给孩子命名，一般都按辈分取名，而在命名时还要反复斟酌，大有深意，但对袁隆平这个名字其实没有必要过度诠释，他是隆字辈，在北平出生，这就是他名字的来历。
他本人对此也说得很清楚:
“
我们几兄弟的名字基本上是按辈分和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毛)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赣，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于1932年出生于德安老家，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是在湖南桃源出生的。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
”
如果说辈分是他们名字中的定数，那么颠沛流离就是他们名字中的变数。
故乡的纯真岁月
当袁母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回到德安袁家时，西园袁氏那个由繁字辈的四兄弟繁衍出来的一个大家族，早已在20世纪20年代分家，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又在德安城北门盖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宅院——颐园，这也是他辞官之后的颐养天年之园。袁母带着孩子就住在颐园里。
在江西的这几年里，袁父依然在平汉路上奔波，而袁隆平的三弟、四弟也相继降生，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那时候袁隆平的祖父祖母都还健在，在二毛的记忆里，一个深沉而威严、让他充满了敬畏的形象出现了，“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坐着，老老实实地吃”。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在孙儿们面前还是一个拥有旧式大家长威仪的老太爷。
孙儿们长大了一点后，祖父便开始教他们读书识字。老爷子手握戒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腰杆笔直，目光如炬。在老爷子面前，孙儿们都必须挺直腰杆，正襟危坐，绝不可趴着写字，歪着拿笔，否则，一戒尺就打过来了，叭——!打得很响，却不是太痛。
二毛在小哥俩中打小就是最淘气的，他属蛇，一条小龙，却跟个小猴精似的，那两只精光闪烁的眼睛，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而那小脑袋里又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时不时就蹦出一个大胆新颖的鬼点子，兴奋得让他一蹦三尺高。一个小板凳怎么能让他坐得住，这小子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又加之贪玩不用心，自然没少被祖父打过手心。像他这样一个孩子，注定不会遵循祖父的意志循规蹈矩地成长，但他并不叛逆，只是随心所欲，有些任性，有些调皮，有时甚至是大胆妄为，那是一个孩子无法掩饰的天性。
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物，他又特别有定力，譬如他对祖母那杆一吸就咕嘟咕嘟直冒泡的水烟袋就充满了好奇，每次祖母抽烟时，他一双眼睛就亮亮地瞄着，只见祖母噘着嘴，把一杆烟吸得吞云吐雾，而祖母那样眉飞色舞，简直快活得跟神仙似的，不知那东西到底有多好吃，他一直想试试那滋味儿。
一次，趁祖母放下烟杆，转身出去了，他赶紧飞奔过去，拿到嘴里猛吸了一口，他抽得很卖力，把鼻涕都吸溜一下抽出来了，一下被呛得咳嗽起来，一撒手，那水烟袋掉在地上，咕咚一声摔坏了。这还得了!祖母迈着一双小脚赶来了，又好气又好笑，拿起烟管来敲他的小脑瓜。自然，祖母也只是要吓唬吓唬这个坏小子。又哪怕是真打，在时隔多年的回忆中也会变得童趣盎然，反而把疼痛的感觉给忘了。
关于故乡和童年的一段生活，很快沦为了纯粹的记忆，连曾经的证据也很快就丧失了。1936年8月，袁兴烈把妻儿从德安老家接到了汉口，而二毛这次告别德安老家，其实也是他对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的告别，一别之后，就再也回不到那载满了他童年记忆的老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座颐园连同袁家在德安多年积累下来的家产，在接踵而至的战火中毁于一旦，那是连废墟和灰烬也没有留下的毁灭，而二毛在颐园度过的一段纯真而又充满了童趣的岁月，也就成为了他一生中唯一与故乡有关的记忆。
母亲的启蒙教育
汉口，是袁隆平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坐标，一座鲜活而水灵的城池，给童年的袁隆平注入了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的生命记忆。尽管他在汉口只度过了两年短暂的岁月，但此时正值一个懵懂童年逐渐觉醒的时间，在这里发生的几个细节，对他未来的一生都有意义。
当年，平汉铁路以黄河为界，分北南两局管理，袁兴烈当时供职的南局总部就设在汉口。此时的二毛已年满七岁，该上小学了，而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汉口扶轮小学。对于二毛，从无拘无束的童年迈进学生时代，也可说是他迈开了人生的第二个脚印，一个早已取好了的名字，从此正式注册，袁隆平。
而在袁母看来，汉口和她的故乡镇江十分相似。这是如同一座水做的城市，四周皆是密如繁星的水乡和一圈一圈蓝得发亮的湖泊。那时还很年轻的袁母，每次从码头上或拐弯抹角的小街上回家，手里不是捧着买来的鲜花，就是她信手采来的野花野草，然后插在花瓶里，摆在阳台上，阳光，鲜花，还有一个年轻母亲洋溢着阳光、绽放如鲜花的笑容，哪怕在袁隆平年深月久后的回忆中，依然活色生香。
一家人能够活下来，在战争的巨大阴霾之下还能活得有滋有味，全靠袁父那根顶梁柱在苦苦支撑，然而真正能让这个家庭充满欢声笑语的还是母亲。那位一天到晚系着围裙、戴着袖套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不但讲得一口流利的、字正腔圆的英语，还时常忙里偷闲地捧起一本尼采的著作读得津津有味。
在这样一位母亲身上，有不同于父亲的另一种坚韧，在她的笑靥里洋溢着一种举重若轻的乐观，还有一种源自天性与知性的豁达，像她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一样豁亮。二毛从小就在母亲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吸引，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与魅力，还有她在不经意间营造的一种优雅别致的生活。这一切，都不知不觉融入了二毛的生命里。
袁隆平先生每次讲起母亲，仿佛又重返童年岁月，又在重新经历着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此时，他一往情深的讲述，仿佛变成了画外音:
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 This is a book. How are you.....后来上学，我的英语从来不复习就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在他的记忆中，还有一个确立了他心智方向的细节，这也是来自袁隆平先生晚年的一段回忆:
“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
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挤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
就在袁隆平向往“田园之美、农艺之乐”时，日寇掀起的战火一直在疯狂延烧，1937年底，随着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大部分军政机关迁往华中第一重镇武汉，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势必成为日军沿长江长驱直入的又一个核心战略目标。
历史的巨轮之下，个体生命是卑微的，个人的命运是渺小的。当武汉会战进入七八月份，日机轰炸的频率、规模及酷烈程度都达到顶点，蜂拥而至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此时，一座华中重镇已到了沦陷前的最后时刻，政府开始提前疏散转移难民，袁兴烈又带着一家人在难民潮的裹挟下踏上了逃亡之旅。而那年正是袁母三十六岁的本命年，她已身怀六甲，只能挺着大肚子逃难了。
一个生命即将降生，一家人却奔波在生死路上。
与江河达成的生命契约
对于当时的逃难者，陪都重庆几乎是唯一的方向。
一条雇来的小木船载着一家人，一路风雨飘摇进了洞庭湖，这也是波险浪恶的一条路。四个粗壮的船夫赤裸着黝黑的膀子，轮番摇着船桨逆水而上，昼夜不息。从汉口到桃源，换了现在，最多也一天一夜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二十多天。
就在二毛将要登岸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他被顽皮的四弟隆德从船上推下了水。那时他还没学会游泳，一下就被卷进了漩涡里，幸亏一个船工水性好，眼疾手快，扑通一声跳进漩涡把二毛救了起来。二毛呛了几口水，但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按说，从此他该长记性了，知道水的厉害了，但恰恰相反，这次差点要了他小命的经历，却让他从此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学会游泳。据袁隆平先生晚年回忆，他一辈子酷爱游泳，就是从一种求生的本能开始。从那以后，他就在心里发誓，他要像船工一样练出一身好水性，无论掉进怎样的漩涡和激流，他都能游出来，还能救起那些不幸落水的人。
一家人是何时抵达重庆的，一路上又有着怎样历尽奇险的经历，早已沦为岁月与记忆中的一片空白。
遭受日机轰炸最烈的重庆市民，有时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每次跑警报，袁母就抱着襁褓里的孩子，袁父则张开手臂保护着一家大小，在滚滚人流的裹挟下往防空洞里钻，那是人类唯一的避难所，却像坟墓一样压抑、憋闷，孩童绝望的哭泣，剌鼻的呕吐物，一双双眼睛里发出的光亮是那样阴森、悲惨而凄凉。二毛的记忆里，连一向沉着而坚强的父亲也曾发出悲怆绝望的叹息:“今天全家人还躲在一起，不知明天将怎样?”
但那时的二毛毕竟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都无法压抑他的天性，没有什么能拘束那颗小小的心，无论走到哪里，他身上都有一股率性而为的野气。
那绝非一个好玩的年代，却偏生有这样一个好玩的孩子。由于他三弟隆赣从小过继给伯父了，四弟隆德便成了和他形影不离的跟屁虫，他时常带着隆德去街上看小人书，看就把啥都忘记了，好几次都是母亲揪着他的耳朵抓回来的。
看看小人书还没什么，二毛还有一个危险的爱好，玩水游泳。这其实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但对于二毛来说，除了天性，还有他此前在桃源的誓言，那甚至可以说是他和江河达成的一个生命契约。重庆既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江城或水城，而嘉陵江就是二毛眼皮底下的一条江，从家里到学校，每天，上学，放学，那条弯弯曲曲的河街，那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和贝壳，那河上的渔船和渔船上沐着细雨的鹭鸶，在一个孩子圆圆的眼睛里，永远都怀着某种神奇的诱惑。趁着大人不注意，二毛时不时就会一个猛子扎进那江水里。
后来，只要说到抗战时期在重庆的那段生活，袁隆平先生就会风趣地操着一口重庆话，日本人的飞机飞得很低，机上的飞行员我都看得很清楚。我是艺高人胆大，看见日机丢炸弹，就一猛子扎进水里躲起来。
有时候正上着课就拉警报了，师生们马上要停止，上课躲进防空洞里。在那如墓穴般憋闷得喘不过气来的防空洞里，你只能咬着牙闭上眼睛死劲忍耐，那感觉真是难受死了。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感觉，甚至是一种集体死亡体验。
一个孩子在这样的防空洞里怎么受得了，他觉得防空洞比死还恐怖，好几次跑警报时，二毛眼看着别的学生没命似的往防空洞里跑，他却一把拉上弟弟隆德，撒丫子就往嘉陵江边跑。而他又是个贪玩的野小子，还时常逃课到嘉陵江去撒野了。但小哥俩逃离了课堂，却逃不过父亲的眼睛。他们家的房子是临江而筑，父亲正举着一台军用望远镜，站在窗前远远地瞄着他们呢。“这小兔崽子，他又想跑到哪儿去啦?竟然还拉上了弟弟，又是去玩水，不要命啦!”
那天，小哥俩还没来得及跳下水，就被像飞毛腿一样跑来的父亲在背后来了个突袭，一只手拎着一个，像拎鸭子似的。而那个结果已经注定，二毛被父亲“打了一餐饱的”。当袁隆平先生讲起这事，忍不住得意地大笑。
天上落下的是谷子该多好
几乎对于所有的孩子，父亲都是一个严厉的代名词。
同温存而慈祥的母亲相比，父亲给袁隆平未来一生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始终显示着自己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一方面，袁兴烈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在教育孩子上有自己严格的规矩，像二毛这些屡屡犯错的孩子，也就难免受到处罚，挨打，下跪，还有惩罚性的背书写字，而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不准吃饭”。
当一个父亲处罚孩子时，一个母亲纵有菩萨心肠，也从不出来为孩子们说情，对于二毛这种太顽皮的孩子，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不能没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来管教，她再心疼，也只是躲在房间内默默垂泪。直到做父亲的出门办事去了，做母亲的才会悄悄走过来，她煮好了二毛爱吃的荷包蛋，一边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吃着，一边柔声细语地给他讲一些他能听得懂的道理，那嘉陵江有多危险，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宝贵，如今人们活着又多不容易，不说鬼子每天都在轰炸，就是能吃上一口饭也难啊，人啊，活的就是一口饭!
对于一个孩子，最厉害的惩罚就是不准吃饭，而能够吃上一顿香喷喷的饭就是最好的补偿。这也是袁隆平对饥饿与温饱的童年体验。那时他们一大家子人，全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勉强才能维持温饱。应该说，除了父亲的惩罚式挨饿，他还没有饿过肚子。但饥饿和死亡也是离他近在咫尺的现实。
自古以来，饥荒与战乱就是结伴而生，在战乱与饥荒的时代，人命是最贱的东西。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除了直接死于炮火的死难者，还不知有多少饿死者。战争让大片田地抛荒， 让无数农人逃离了他们的田园，又加之交通运输线遭受日寇的轰炸，势必会导致粮食短缺，粮价飞涨，一座山城，每天都有汹涌而至的难民、饥民，哀鸿遍野，饿殍枕藉。
在二毛的记忆里，有一天母亲拉着他的手穿过混乱的人流，满街都是饥民浮肿的脸孔，嘴巴就像一个个黑洞。转入一条小街，几个瘦得皮包骨的耍猴人牵着一只瘦小的猴子，人与猴都在打躬作揖，哀求路人赏口饭吃。袁母上街买了点油盐米菜，口袋里只剩下了两角小钱，她赶紧掏出来递给了耍猴的老人。
二毛看着母亲那想要救助穷人又无能为力的悲哀神情，忽然又想起了那个牛首人身的神农，那个“天雨粟”的神话，这让一个孩子蓦地产生了异想天开的幻想，若天上落下的不是日本鬼子的炮弹，而是纷纷扬扬的谷子该有多好啊!
（本文节选自陈启文《袁隆平的世界》）
*作者简介：陈启文，男，1962年6月出生，湖南临湘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散文随笔精选集《季节深处》，长篇散文《漂泊与岸》，长篇传记小说《宋美龄》，长篇报告文学《南方冰雪报告》等16部。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四届老舍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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