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為雷闖、右為馮永鋒
7月23日，趙欣（化名）和江蘇南通環保行動者劉斌先後髮長文指控公益圈兩位知名人士“億友公益”創始人雷闖和“源頭愛好者環境研究所”創始人馮永鋒對其機構的女志願者和女性員工事實性騷擾。
指控雷闖的文章稱，2015年7月趙欣參與雷闖舉辦的益行去北京的公益徒步活動，活動結束前雷闖選擇和她一起進入北京，就在即將進入北京的7月29日當晚遭遇雷闖性侵（非自願性關係）。據該女生介紹，還曾有其他雷闖機構的實習生和志願者曾遭到雷的性侵。
另一篇，劉斌在文中以“XiaoZhang”指代控訴稱，馮永鋒有襲胸、暴打、強姦等性侵情節，並列出受害者除了自家機構外，還波及到多家公益機構。
兩位被指控性侵的公益圈人士先後發佈說明承認性侵行為並致歉，表示願意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律師表示，此類性侵案件如涉嫌“強姦”建議女方主動向公安機關報案。同時，公益機構和媒體人士呼籲，公益圈應該儘快建立起反性侵和防性別歧視機制，對此類行為零容忍。
目前，有多家資助表態，停止對涉事機構資助。
趙欣和劉斌的指控長文截圖
公益人承認性侵事實
23日，雷闖先後發佈兩份說明，在個人朋友圈稱，承認性侵指控屬實，稱事發後整整三年裡，都沒有真正反思和懺悔自己的行為，並且給對方心理傷害延續至今。要對那位女生說‘對不起’，並不在擔任創始平臺“億友公益”負責人，願意承擔法律責任正考慮向警方自首。
23日中午，雷闖又以一封名為《關於雷闖事件的相關情況》的說明稱，與性侵女生為“戀人”關係，至少在他看來是‘戀人’。雷闖在文中稱，或許站在當事人的角度，並沒有認可我男朋友的身份，而是基於我們已經發生的關係，她不得不默認我這個“男朋友”，而事實上我這個“男朋友”的身份可能在她心理也是非自願的。因為這中間混雜這公益、混雜著男女之前的情感。
雷闖的兩次回應和馮永鋒的回應
徒步結束，我們各自回到所在城市，只能經常打電話。但雷闖也表示，不管從道德上，還是法律上，我既然對當事人目前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傷害，我願意承擔責任，不管是哪方面的。關於自首事宜，我會與律師商量後，再行事。
24日， 馮永鋒通過公眾號賣鳳買酒推文《是的，我承認，性騷擾是我慾望太邪惡，是對女性的不尊重》回應指控，稱承認性侵行為，是藉著酒勁兒放縱自己慾望所導致。我以為在我清醒的時候，“性騷擾”，肯定不會發生。但實際上，當真正的直面自己時，我自己也很清楚，越是在清醒的時候，內心的慾望有可能越劇烈。只是不敢表達，而要借酒來進行發洩。
舉報者及關聯方基金會回應
舉報者及關聯方回應：事實勝於雄辯 資助機構：“斷供”停止資助
23日晚間，自稱被雷闖性侵的舉報者通過公眾號“廣州性別中心”發佈《雷闖性侵案舉報者回應：事實勝於雄辯》一文，文中直指雷闖在朋友圈和針對媒體的前後兩份說明。稱雷闖第二份聲明提出兩人之間是“男女朋友關係”。事實上，當初徒步的夥伴（安娜、龍飛等）都可以證明，並不存在這種關係。事實上，雷闖對外強調我是他“自己的妹妹”，對我則強調“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該文章稱，舉報初心是希望他停止傷害其他人的行為，也希望探討反性騷擾、侵害的解決辦法。同時，個人將保留對雷闖相關言行進行法律追訴的權利，包括刑事侵害與民事誹謗的部分。
24日，南都公益基金會通過官方微信發佈《南都公益基金會關於2017年員工遭遇性騷擾事件的說明》一文，稱2017年10月底，南都基金會一位女性員工在因公出差參加活動的過程中，遭遇馮永鋒性騷擾，有摟抱拉扯行為，受害人反抗，胳膊受輕傷，受害人走出房間要求馮永鋒離開，馮永鋒離開。
活動主辦方負責人為受害人調換房間至另外一個樓，並陪伴受害人。第二日清晨，受害人返回北京。活動主辦方決定取消馮永鋒原定的演講，馮永鋒於當日上午離開。
文中稱，在第三方見證機構代表參與下，與馮永鋒進行了嚴正交涉。馮永鋒提交了給受害員工的書面道歉信；機構負責人和員工代表向受害員工當面轉交馮永鋒書面道歉信，並代表南都基金會就相關領導處事不當，向受害員工正式道歉；針對馮永鋒，機構做出停止對他的任何資助，不得邀請他參加南都基金會任何活動的決定。
同一天，24日愛佑慈善基金會發布《關於停止對北京市豐臺區源頭愛好者環境研究所的資助的聲明》，文中表示，基於馮永鋒的公開回應以及被明確的事實，依據“愛佑益+”項目與北京市豐臺區源頭愛好者環境研究所簽訂的資助協議中有關條款的約定，愛佑慈善基金會決議立即停止對北京市豐臺區源頭愛好者環境研究所的資助。
性侵行為均發生在公益活動中
據《公益時報》記者查詢，指控女孩聲稱的益行去北京是雷闖2015年舉辦的一次公益活動。該活動上乙肝公益人士雷闖和10多位志願者，第3次以“苦行”（徒步）千里的方式去北京，建言乙肝藥品納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減輕乙肝患者用藥負擔。該活動計劃從內蒙古烏蘭察布出發徒步到北京，旨在為乙肝攜帶者發聲，呼籲乙肝藥物降價。雷闖稱，沒有選擇騎車或通過寄信表達訴求，是想通過苦行引起社會關注，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
雷闖曾分別在2013年、2014年徒步到北京遞交類似建議信。2015年是“益行去北京”公益徒步活動的第三次舉辦，雷闖在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平臺公開招募陪走志願者，並進行了公開募捐。
2015年益行去北京，雷闖並不是一個人在行走，在從出發的第一天，就有10多位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志願者，陪雷闖行走，並且他們大都不是乙肝 攜帶者。
馮永鋒事件中，受害女孩同樣來自於一次因公出差的公益活動中。
律師：主動向公安機關報案
寧夏方和圓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婷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刑事案件發現途徑主要有四種，第一被害人舉報。即被害人到公安機關報案；第二他人發現並控告。例如路人發現犯罪行為向公安機關報案；第三，公安機關主動發現。第四，犯罪嫌疑人自首。就本案而言，被害人並沒有報案，犯罪嫌疑人也沒有自首，而當前公安機關介入的條件已不成熟，即使被害人留存重大證據，時隔三年公安機關再介入取證，很難保證取證程序的合法性。”
李婷律師表示：“關於雷闖案件中雷闖的自認行為在民事和刑事領域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民事領域的自認，法庭通常可以採信；刑事領域的自認屬於犯罪嫌疑人供述，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得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就雷闖案件來看，被指控方先發聲明承認事實，再發聲明否認事實，既說兩人為“戀人”關係，不存在性侵。這說明被指控方從主觀上否認強姦。僅憑指控方的單方陳述，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不可能定性為刑事案件。
涉及性行為的刑事案件不同於其它案件，這裡面有文化、輿論壓力、傳統觀念等多方面的衝突，每一位被害人的公開指證都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很多這樣的案件在公安機關介入偵查後即使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都不願意承認。
李婷律師表示，強姦案有著特殊性，基於對名譽的考量和社會的認知，很多被害人是不願、不能、甚至不敢報警的，不報警不代表這些事情不會給她們的身心帶來傷害，事實上事隔經年，很多被害人反而會出現抑鬱等心理疾病，就本案而言，如女方陳述是真實的，那麼女方選擇曝光前的三年裡，她一定是很壓抑的，在強姦案件裡面這種情況較為普遍。”
“我們應該對鼓起勇氣講出真相的女孩表示支持，但她應該學會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李婷表示。
反性騷擾機制亟待建立
相比於受害者沒有早一點站出來揭發真相和機構對性侵當事人的處理方式，公益圈亟待建立積極的性騷擾應對機制，只有當預防、支持和處理性騷擾案件的機制規定到位，使當事人得到有效處理，才能使受害者有勇氣站出來維權。
公益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決定了公益界比其他業界應該更堅決揭露業界內的性侵醜聞，絕不容忍假任何名義，行使任何突破道德底線甚至犯罪的行為。
當前，MeToo（我也是）運動深入中國，呼籲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說出慘痛經歷，並在社交媒體貼文附上標籤“#MeToo”。職場、高校，許多受害者勇敢地打破沉默，將自己多年的壓抑和制度對施害者的縱容說出來。
公益行業裡性別權益保護組織也已經行動起來，發起了行業倡議書，以推動全行業的反性騷擾機制建設。
7月23日，綠芽基金會倡議設立行業反性騷擾機制，作為一家專注在鄉村地區推進性別平等，共建婦女兒童友好鄉村的機構，首先啟動機構內部的反性騷擾機制草案——《綠芽基金會反性騷擾機制 》（草案版）。
草案從員工入職階段開始培養反性騷擾意識和將反性騷擾培訓作為入職培訓的兩大固定模塊。如在員工入職時，應簽署《綠芽基金會員工反性騷擾協議》；當員工遭受性騷擾和員工投訴被性騷擾後，機構需要如何操作；當機構確認了性騷擾屬實後，需要如何操作；如果加害人來自機構外和被指控者如不服該如何操作等指南。
公益是一個自帶道德光環的行業，但公益行業並不比任何行業高尚。從事公益行業的人和任何行業的人一樣，受社會的文化和觀念影響、有著上下級的權力關係，應積極反對性騷擾，保護性騷擾受害者，在機構內部為員工建立安全、友好的環境。公益人要做反性騷擾反性侵的先鋒，對這類行為零容忍的公益倡導。
（高文興、武勝男、王會賢、陳龍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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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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