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新東方集團創始人俞敏洪作客央視讀書欄目《朗讀者》，和董卿暢談坎坷人生之路。
年少的俞敏洪，一直在尋找一個契機，
他要擺脫在農村待一輩子的恐懼。
從出生到18歲，我一直在一個小村莊裡生活，和我的童年夥伴一樣，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風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鄉鄰。我本來應該一輩子過著平平淡淡的農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勞作，然後在每天迎來朝陽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變老。
但老天偏偏讓我降生在長江邊，又偏偏在我家的東邊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這座小山，長江便一覽無餘。那時候還沒有汙染，可以極目遠眺，看得很遠很遠。一些船從江邊過來，又消失在江邊；一些雲從天邊來，又消失在天邊。於是我就開始好奇，天的盡頭到底有什麼？如果我坐上船能夠到哪裡呢？感謝我的幾個親戚，因為他們在上海，於是在我8歲的時候，母親決定帶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終於到了上海。這次旅行，長江的壯闊、吳淞口的蒼茫、上海的燈光、街道的繁華，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從此，我的心開始渴望旅行，幻想著長大後要走出村莊，走向更遠的地方。
為了能走出農村，我一連參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後，因為考上的人很少，我沒有特別失望，家裡人也沒有給我什麼壓力，反正不行就在農村幹活吧。我在家裡開手扶拖拉機，插秧，割稻，這樣幹了兩三個月。我們大隊初中教英語的老師懷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學生的英語課沒有人上。校長聽說我高考是考外語的，就找到我，問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學生的英語。我當時才16歲，既沒有當老師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媽一直認為我是一塊當先生的料，不應該幹農活，就拼命鼓勵我去，說這是一個機會，說不定就能夠離開農村，不用天天種地了。當時的老師是二十多塊錢一個月，這個待遇在農村來說已經是很高的了。就這樣，年僅16歲的我成了代課老師。
我就邊代課，邊複習，這樣複習了大概八個月以後，1979年的高考又開始了。這一年的高考我的總分過了錄取分數線，但英語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師專的錄取分數線變成了60分，結果再度落榜。這個時候，那個英語老師也生完孩子回學校了，我的課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農村。
第三次複習真正變成了全職脫產學習。我帶領同學一起拼命，早上帶頭起來晨讀，和大家一起背單詞、背課文、做題、討論，晚上10點半熄燈以後，大家全部打著手電在被窩裡背單詞。這個班是1979年10月中旬開課的，到1980年春節的時候，我的成績還在倒數第10位。當年的寒假就放了一個禮拜，我一天沒落，整天背課文。結果，四五十篇課文被我背得滾瓜爛熟。不知不覺我超過了很多同學，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學期的時候，我的成績就變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的高考開始後，英語考試時間是兩個小時，我僅僅用了40分鐘就交了卷。我們的英語老師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說今年就你一個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結果你自己給毀了。他認為我這麼快就交卷，肯定沒有做好。但是，我是一個典型的直覺型思維的人，如果做完題一檢查，可能就改錯了。
考完以後，我估計自己能考400分，結果只考了387分。當年，北大的錄取分數線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錄取通知書來了，我媽說，以後我到了北京，就回不來了，儘管沒老婆，這次把結婚的酒席也一起請了吧。就把家裡的豬、羊、雞全部殺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幾天。我們村裡的人從城裡調了一輛拉土的大卡車，把我從江陰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車，站了36個小時到北京，一點都不覺得累。就這樣，我進入了北京大學。
我第一次坐火車就是這次到北京去上大學，這也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火車。我考大學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沒弄明白是什麼讓我堅持了三年。我從來沒有想過北大是我能夠上學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塊聖地，覺得永遠夠不著。但是第三年考試時我的高考分數超過了北大錄取分數線七分，我終於下定決心填了“北京大學”四個字。我知道一定會有很多人比我分數高，我認為自己是不會被錄取的。沒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師非常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後我的今天。但是實際上我的英語水平很差，在農村既不會聽也不會說，只會死背語法和單詞。
學生時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不過我的大學生活還是有些孤獨和自卑的，一個農村孩子走進大城市之後的轉變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四年大學對我來說最大的安慰就是週末可以走出校園，到北京的周圍去爬山。我曾經無數次坐在香山頂上看夕陽下山和那些連綿起伏的山。
上學的時候我幾乎不大會說普通話，一張嘴就帶著明顯的江陰味道，連普通話都說不好，說英語也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我記得剛進北大的時候，全班同學第一次開班會互相介紹，我站起來自我介紹了一番，結果班長站起來跟我說：“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講日語？”我後來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天天拿著收音機在北大的樹林裡模仿播音員的發音，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普通話還是講得不好。
課堂發言對我來說，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一次說英語都是個難關。我的英語老師曾說除了能聽懂我說的“俞敏洪”三個字外，其他就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了。我們班分班的時候，五十個同學分成三個班，因為我的英語考試分數不錯，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個月以後，我就被調到了C班——“語音語調及聽力障礙班”。我不是一個逃避的人，分到C班後，我就開始想辦法提高我的英語水平。我的記憶力很好，於是就在聽單詞、背單詞上下苦功。每天我除了吃飯睡覺，其餘時間都隨身拿著小收音機，只要有時間就收聽廣播。不分任何時間，就連到了寢室關燈的時候我也不休息，一到熄燈時間，我就跑到走廊盡頭有燈的地方，繼續聽英語。
我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詞彙、語法、閱讀上，我的目標就是成為單詞專家，或者說先把基礎打好，口語可以慢慢練嘛。很快，我的英語水平就迅速提高了，不管什麼單詞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腦裡了。那個時候我還有個外號叫做“單詞王”，我就是他們眼裡的一部英語“大百科全書”。班裡的其他同學都說我當時聽外語聽得兩眼發直，藍汪汪的，像餓狼一樣。
大三第一學期的時候，我被診斷出患了肺結核，必須休學一年，臥床養病。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一下子懵了，好不容易趕上了班級的學習進度，學習的勁頭正旺，卻要休學一年。我被送進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區的結核病療養院，這個療養院的圍牆儘管很高，但在樓上的房間裡卻能看到周圍的山。我在醫院裡度過了一年的四個季節，正好看全了山的顏色，春天粉紅的、夏天青翠的、秋天火紅的、冬天蕭瑟的。在醫院的門口，還有一座小山，山頂上刻著馮玉祥寫的“精神不死”四個大字。我幾乎每天都要去爬這座小山，對著這四個字發呆。後來身體好點了，醫生允許我走出大門，我就去爬遍了每天從醫院的窗戶裡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那個時候我總是感到很寂寞的。
那一年休學養病的時間也是很痛苦的，覺得在學習上剛剛縮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很不甘心，不過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種既能養病又不耽誤學習的好方法。剛進北大時，我沒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名著，更不知道黑格爾、康德是誰。同學們都覺得我沒什麼見識，為了和好友賭十元錢，我曾經花了5天時間，每天背10個小時，把《離騷》背完了。實際上換個思維方式看問題，那些天天批評、挑刺，哪怕是在後面說壞話侮辱我的那些人也是自己的朋友或者另一種身份的導師吧。休學的這一年，我讀了600多本書，平均一天兩本書的閱讀速度，將中國歷史和文學典籍看了大半，什麼《資治通鑑》、《孫子兵法》、《論語》、《曾國藩家書》、《三國演義》……只要我能找到的、有名氣的書，我基本都看了。也就是在醫院的這一年，我讀完了《徐霞客遊記》。
我希望這些書能在培養文化素養方面給我幫助，我用的就是填鴨的方式，先存放在腦子裡，等著日後慢慢地消化。說起來，那個時候的書都沒白看，還是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我的價值觀念和看待問題的方法。
本文選自《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
俞敏洪第一部口述自傳
坦陳五十年風雨人生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
定價：28.00元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2年7月
噹噹、京東、博庫、文軒網及全國新華書店、民營書店有售。
（部分圖文選自CCTV朗讀者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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