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傳道書》中說：“日光之下，並無新鮮事。”而美國曆史學家、著名環境史學者約翰·麥克尼爾卻以《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為題，寫就了一部20世紀的環境史。20世紀的這件“新鮮事”在於，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技術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發生了劇變，其結果又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
這場劇變使20世紀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為揮霍的時代——廉價的能源、爆炸性的人口增長以及迅速發展的經濟，它們供給並縱容了人類在這100年裡生產、消費模式上的揮霍行徑。
“揮霍世紀”最重要的推力之一就是福特製。福特製孕育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美國，它以亨利·福特的名字命名，特指大型公司從事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一種工業體系。這一體系將標準化的機械化生產與精確化、可互換性、同時化充分結合，催生和實現了製造業的高產量和低成本，使美國的工業革命體現出不同於歐洲的顯著的平民化特徵。
▲ 1930年前後，福特A型車的裝配流水線上，負責不同細節的工人正在工作。
20世紀初，福特公司吸取了“泰勒制”管理科學並進行改進，開始推行流水線生產，將生產的步驟拆分為不同環節，依靠工人在裝配線上使用通用零部件的大規模生產方式，並通過傳送帶推動生產速度，在技術工人減少的情況下實現了汽車產量翻倍。1925年，福特工廠每生產一輛汽車僅需10秒。福特工廠的生產組織和由此提高的生產效率使得批量生產廉價消費品成為可能。福特公司還意識到，如果工人太貧窮就將無力購買汽車，為了讓汽車的製造工人可以開上汽車，福特製的“精髓”還在於提高工人的收入。
隨著福特製的推行，汽車開始大量進入美國普通家庭。這一模式也被廣泛應用於家用電器領域。福特製催生了平民的消費模式，其核心就是通過消費實現對商品的佔有和支配。原來只有上層社會可以享用的奢侈品成為工薪階階層可以支付的普通消費品。在消費主義的刺激下，美國人率先體驗到手持貨幣，通過購買實現富裕生活帶來的滿足感。
▲ 1927年，洛杉磯街頭擁堵的商販和車流。 © hankermag.com
1930年代，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之下，凱恩斯論證了消費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的積極作用，也為消費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持。同時，在消費主義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大眾媒體扮演了推行者、建構者與同謀者的角色。大眾媒體將消費與文化行為合二為一，賦予商品豐富的文化內涵，並把社會的各個階層裹挾其中，為消費主義推波助瀾，最終使消費主義成為大眾的生活理念與追求。
在消費主義文化之下，媒體不斷調整形式與內容，創造新的媒體產品。從報紙雜誌宣傳到廣播電視廣告，再到在線視頻直播，通訊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網絡的普及和智能手機的使用更是使消費主義無孔不入、登峰造極，無時無刻不在操控著人們的慾望和興趣。
時尚快消品牌H&M有這樣一支廣告：一位摩登女郎從H&M專賣店走出，對於從購物袋中掉落的衣服不屑一顧，繼續邁步款款向前。廣告旨在展示H&M的核心競爭力：時尚與廉價。如果說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使威尼斯人意識到：我因勤勉而富有，我可以花錢購買精巧的藝術品和物質財富，體驗塵世的快樂。而20世紀以來的消費主義則是為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重塑了一道全新的社會契約：沒有什麼是真正昂貴的，請盡情消費。
▲ 2015年11月，法國巴黎奧斯曼大道，排隊等著買“聯名款新品”的消費者們。 © Michael Graae / DailyMail
消費主義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極大縮短了單件物品的使用壽命。人們很少選擇多次修理同一件家電，因為購買同類新款產品的價格未必高於重複修理的成本，而面盆修補、鋼筆修理、縫紉織補這些日常生活中曾經不可或缺的行當，宛如兒時晚霞下的擔貨郎漸行漸遠、幾近絕跡。傢俱亦不再是傳統意義的耐用品，宜家“民主”設計所引領的耐用品時尚消費加速了這類商品的新陳代謝。對美麗和時尚的追求更是讓無數女性非斬剁雙手不足以抑制更新衣櫥的慾望，為了騰出新的空間，極少的衣物是因為破舊而被丟棄，許多美麗的衣服可能僅僅上身一試便匆匆了結使命。
儘管我們大部分人不會自詡富翁，但實際情況是我們如今的生活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代都要奢侈得多。這種奢侈生活所仰賴的基礎是人類對自然資源幾近敗家的消耗，而現在這一基礎早已岌岌可危。
自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形成了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然觀，人為割裂人與自然的聯繫，將自然當作被征服和利用的對象，被人類開發、管理和使用是其毋庸置疑的宿命。當20世紀的科學技術服務於這種自然觀時，人類對環境的改造和影響也一發不可收拾。浸泡在化肥中的土壤、流淌在管道中的水以及以各種形態的化石能源促進了人類物質的進步和人口的增長，又在科技迅猛發展、人口爆炸的情況下淪為以發展、進步、時尚、效率為名，最大限度榨取自然的手段和工具。
在《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中，約翰·麥克尼爾把人類社會分成了兩種型態：一種是“老鼠型社會”，一種是“鯊魚型社會”。
老鼠的飲食多樣，靈活多變，可以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因此“老鼠型社會”追求一種可變通的、靈活的環境政策，在面對無序狀況時可以保持適應性的生存策略。
而鯊魚生活在特定海域，以少數品種的魚類為食，其種群會因周圍環境的急劇變化而受到強烈衝擊，因此“鯊魚型社會”意味著高度專門化和彈性缺失，面對外部鉅變時不堪一擊。
在麥克尼爾看來，20世紀之前的人類社會接近於“老鼠型社會”，進入20世紀，人類社會逐漸向“鯊魚型社會”轉變，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廉價化石能源，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採用最大適應現存環境的策略。
▲ 中國大慶，居民經過一處油泵。 © Nicolas Asfouri / AFP
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美國就是依靠廉價的化石能源構築起來的。這種建立在廉價能源基礎上的生態策略意味著一旦環境改變，任何調整都將變得十分艱難。本來歷史並沒有賜予其他國家向“鯊魚型社會”轉型的機會，但問題的弔詭之處在於，二戰後開啟的全球化進程不僅使福特製的觸角延伸到世界各個角落，也把鯊魚型的消費文化散佈到所及之處。
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推動了全球經濟的迅猛增長，而這一進程對環境的影響則遠遠超出了大眾消費本身。經濟一體化為商品消費謀求全球市場的同時，亦為商品生產尋求全球工廠，將眾多分散的需求聚集到有限的供應地，也將生產過程中的汙染排放聚集到供應地。而這些產品的生產地大多經濟落後且管理制度缺失，伴隨著全球資本席捲而來的，往往是當地生態資源迅速枯竭，生態環境徹底改變，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榨取和對環境的破壞也由地區性衰退演變為全球性惡化。
正如曾經刷爆朋友圈的《牛仔褲的代價》所示，在中國的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地有成千上萬個像新塘和谷饒這樣的“專業加工鎮”，高度集中地從事著服裝產業，新塘產出中國60%以上的牛仔製成品，谷饒被譽為內衣之城，每年生產的內衣超過2億件。
▲ 2010年，廣東增城市（今廣州增城區）新塘鎮，滿街的製衣廠招牌。 © GreenPeace
作為全球產業鏈中的一環，中國的專業加工鎮賺取的只是佔產品價格份額極少的加工費，但是加工過程卻造成極大汙染。而加工產業的從業者既是汙染的製造者又是汙染的受害者，他們在從事高強度勞動的同時承受著加工過程中產生的毒氣侵害，而這些專業加工鎮的周邊被廢水汙染的鄉村土地也成為他們回不去的家園。
去年秋天，我曾經給學校的留學生上過一次中國國情課，學生們主要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韓國和泰國等周邊國家。出於熱場的考慮，我向他們提問：“你們熟悉哪些中國名人？”我心裡盤算他們的答案或許是孔子、毛澤東，或者是姚明、成龍。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兩名來自巴基斯坦的男生幾乎異口同聲地喊出“Jack Ma”（馬雲），這個答案令我不禁遲疑了兩秒。
在接下來的兩分鐘內，全班同學用英語混雜著稚嫩的漢語熱烈表達著對即將到來的“雙十一”的期盼。那堂課本應給學生介紹中國古代生態思想，但手握課本的我，第一次最真切地感受到，面對現代生活方式時古老東方智慧的無力。我立刻問學生：“購物過程中何時最開心？”學生答：“等待快遞的時候最開心。”說完，鬨堂大笑。
誠然，大部分情況下，我們是為了慾望在消費。正如甘地曾說：“地球能滿足人類的需要，但滿足不了人類的貪婪。”當馬尼拉帆船輾轉運來的白銀被送入明代中國的秘窖，蘭陵笑笑生就在《金瓶梅》中描繪出一幅從吃穿用度、男盜女娼到賣官鬻爵都瘋狂用銀的畫面，如果說白銀的進入已經啟蒙了明代商業前沿市鎮中無休無止的消費慾，而由經濟全球化和商業文化帶動的消費主義則把人徹底異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消費異化是人們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於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
城市化的進程催促著我們從田野走進流水線和格子間，我們可曾記得，已有多久沒有踩過雨中的鄉間泥地，在泥土的芬芳中避開鑽出地面的蚯蚓，和突然蹦上岸邊的蛤蟆。當你將自己關閉在城市的鴿子籠中，足不出戶等待著快遞和外賣上門的時候，你可還願意迴歸樸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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