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冬天，中原的田野一片萧条。
临近春节，盛刘庄给村民办了件大事——生产队给每一户磨块豆腐过大年。
临时豆腐坊离陈春生家不远，设在队里的牲口屋旁边的两家房子里。磨豆腐这事就像大队唱戏、村里演电影一样轰动而新鲜。整天拖着鼻涕的陈春生，没事都见天跑去看热闹。
四爷高大魁梧，一嘴的花白胡子，领了两个小伙子——一个胖，一个瘦——磨豆腐。
一进屋，窗户那靠墙敞着两口大锅，灶台上一把大舀子白生生的。灶前的地上，堆满了干枯的玉米杆。锅旁边立了两张大案板，上面摞了几个方木框子。往里靠墙立了两个比自己还高的大水缸，两只水桶，旁边盘了一盘石磨，一只黑毛驴呆呆的站着。陈春生知道，这应该都是磨豆腐用的家当。
四爷扔下烟袋，站起身吆喝着开始干活。
瘦子系好黑毛驴，给它罩上遮眼布，屁股上敲了一棍子，黑毛驴低着头绕着石磨吭哧吭哧的转圈。瘦子瞅准驴转的空档，往磨上加豆子、添水。白色的汁水从磨口淌进石磨旁边的桶里，空气里弥漫了一股浓浓的豆腥味。
这边，胖子站锅台上，在一口锅上面的房梁上吊个白布袋。胖子提过来桶里接满的豆浆，踩着凳子倒进布袋里。四爷俩手握着布袋上面两根十字木杆，不停地晃动，白白的豆浆哗哗的流进锅里。慢慢的，接了一锅的豆浆。胖子用舀子把豆浆舀进另一口锅里，麻利的生火，玉米杆在灶口那吐着火舌，胖子一脸跳动的红光。锅开了，屋里压了一层厚厚的白气。
四爷蹲在地上抽烟，胖子坐在灶前抹着脑门的汗，瘦子靠在磨边发呆，几个小屁孩在屋里转来转去。屋里的白气慢慢的变薄，门口扑进来一丝丝的冷气，陈春生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高大的生产队长披个棉袄，大步闯进来，嘴里骂骂咧咧。走到锅前面，探头看看，从灶台上操起舀子，舀了半舀子豆浆，仰脖子咕咚咚一气喝完。抬手抹抹嘴，把舀子递给旁边的小个子会计。会计接过舀子，舀了些豆浆，端着喝完，掏出手绢擦了两把嘴。
队长安顿了两句，领着会计踱出了屋子。四爷站起身开始点豆腐。这点豆腐是个技术活，非四爷莫属，众人齐刷刷的盯着四爷，连陈春生几个也看着，不再走动。
四爷端了一舀子的石膏水，慢慢的淋进锅里。拿根洗了的木棍慢慢的搅动。四爷不说话，聚精会神的瞅着锅里的变化。慢慢的锅里显出了丝丝的豆花，那豆花越来越大，越来越厚，涨了一锅。
胖子站起身，把木框子摆好，里面铺上白土布。瘦子过来把锅里的豆花舀进框子里，满了，用白土布把豆花裹了，掖紧。抱起地上的石头，轻轻的压在上面。
四爷拿起舀子舀了半舀子剩下的豆浆，喝了两口，递给陈春生他们，他们几个轮流着各自喝了一些。口渴的胖子接过舀子，舀了一舀子，咕咚咚喝了一气，把舀子递给了瘦子。
中午了，陈春生妈叫陈春生回去吃饭，顺便拿自家的豆腐。陈春生家拿来的豆子多了，磨好的豆腐满满的装了一盆。陈春生妈掰了一块冒着热气的豆腐，塞给眼巴巴的陈春生。两人出门回家，陈春生跟在后面，大口的啃着豆腐。印象中，自己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豆腐。生产队，也在没给磨过豆腐。
一九八五年的夏天，陈春生家农转非，全家搬到了石炭井。
冬天，单调的没什么青菜吃。只能是大白菜和青帮白菜。顿顿吃，也就腻了。一到周末，陈春生就早早的起来，戴上棉手套，提个提篮，去南街肉食门市部买豆腐。
大早上，空荡荡的街上一街的清冷和安静，稀拉拉的只有几个上下班的工人。戴着大棉帽子，穿着一色的蓝劳动布棉袄。
南街肉食门市部就在街边，几间平房。进了门，屋里拥了一屋子人，都是一身的或灰或蓝，眼巴巴的瞅着柜台里头。柜台里的店员慢腾腾的换上蓝大褂，收拾卖肉、买豆腐的家当。几个卸着大肉，再割成不同的条块，扔在柜台上的木板上。半天才有一个进来，挑挑拣拣，买上一溜肉，挤了出去。
柜台的后门侧身进来两个，提着水桶，低眉顺眼的不看大家。听着前面的吵吵着来了来了，陈春生知道送豆腐的马车来了。陈春生在街上见过这送豆腐的马车。那马车也就六七成新，一匹老马无精打采，赶车的戴个火车头帽，嘴里哈着白气，车上装着当天的豆腐。
屋里的人群开始骚动，刚才后门进来的，帮着店员一板一板的把豆腐抬进来，摆在柜台上。抬完豆腐。那后门进来的客气的站了。
开始卖了，人们挤了一团，并没有什么队形。店员也不去管，只顾给挤到跟前的切豆腐。卖了几份，开始给那两个称豆腐。每个买了一水桶，笑着给店员点点头，店员木着脸，也不说话。外面的也不说话，只是艳羡的看着那两个。
好不容易轮到了陈春生，那块豆腐软塌塌，烂开了花。陈春生不想要，店员就促声的的呛陈春生，要不要不，不要就等着。陈春生就在柜台前摇来晃去。
两板很快卖完了，店员撤下木板，站后面喘口气。后面另一个走上前接着卖。陈春生又鼓起勇气说要五斤，店员扫了陈春生一眼，给他切了豆腐。陈春生如释重负，转身挤了出去。
陈东，男，汉族，大专文化，生于1972年，宁夏石嘴山市人，祖籍中原。喜好文字，笔耕不缀，写有散文、诗歌、小说数十篇，五律古诗数百首，散见于各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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