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管高收入群體，國外怎麼做
崔永元爆料娛樂圈“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在中國互聯網上掀起一場風暴，引來輿論集中關注明星納稅問題。有人說，此類事件的水很深，背後利益關係錯綜複雜;也有人說，事件暴露出包括明星等高收入群體在內的中國公民仍普遍缺乏納稅意識。實際上，名人富豪偷稅漏稅在國外也不鮮見，《環球時報》駐德國、美國、日本記者分別對所在國的情況進行調查瞭解，看它們如何監管和約束高收入群體。
德國：高收入名人獲“重點照顧”
“3月20日早晨7時，我的人生自此發生改變。我位於特格爾恩湖畔的住宅門鈴響起，當時我穿著浴袍，門外站著的是檢察官。”
以上這段為德國媒體所熟知的描述，出自足壇豪門德國拜仁足球俱樂部前主席赫內斯之口。5年前，他就自己隱瞞收入逃稅的行為向德國稅務局自首，想躲過牢獄之災。但慕尼黑法院在2014年3月判決，赫內斯自首無效，判處三年半徒刑。
赫內斯選擇自首的原因是，德國各州從瑞士銀行的“線人”處購買線索，比如北威州財政部花鉅款買了一張逃稅光盤，內含500名潛在逃稅者的信息。此舉雖然引起法律爭議，但收效巨大。
在德國，名人偷稅漏稅常常成為媒體頭條，赫內斯案是著名的一例。被判刑後，赫內斯追悔莫及：“逃稅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錯誤。”德國時任總統高克說，偷稅漏稅者是“害群之馬”，應考慮以更嚴格的法律進行懲處。實際上，在赫內斯案發前，德國政府在全國各地對上百名富人進行了二戰後最大規模的逃稅調查，“黑名單”上包括德國“時尚國王”阿爾貝·艾柯夫等人。
從2015年開始，德國實行新稅法，凡逃稅漏稅者，包括自首的人，都將受到嚴懲，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對自首者的罰款數額大大提高，對逃稅漏稅的追究期也從5年延長至10年。新法直接催生2014年底的“補交稅款潮”：由2013年的2.4萬人猛增至3.83萬人，補交稅款13.2億歐元。
柏林資深稅務律師法斯貝德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德國稅收實行申報制，由納稅人自己填表。稅收部門對一些高收入名人進行重點“照顧”，對普通民眾則用隨機抽查方式。像德國郵政前董事長祖溫克爾就補交了近百萬歐元稅款;網球明星貝克爾為逃稅移民國外，但他長期在德國工作和居住，被稅務當局跟蹤調查7年之久，最終獲罪兩年、罰款50萬歐元。
法斯貝德爾說，在執法上，德國法律賦予稅收刑偵部門同聯邦警察一樣的刑事偵查權、搜查和拘捕權。如果哪位名人的偷稅漏稅問題得到證實，相關部門即可獲准對其住所進行搜查。
不得不說的是，德國的個稅確實高。根據經合組織公佈的2017年工資上稅報告，德國一名單身無子女員工每月支付的個稅和社會保障金等佔工資的49.4%，在經合組織國家中僅次於比利時。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近年來德國加強對名人等高收入階層的稅務調查，讓稅務律師職業成了“香餑餑”。
美國：只有死亡和交稅是永恆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死亡與納稅是永恆的。”美國流傳的這句名言據說源自美國“國父”之一本傑明·富蘭克林，當年他就美國新憲法確立後會帶來什麼說了類似的話。美國擁有龐大的文體明星和超級富翁群體，但美國高收入群體偷稅漏稅現象並不嚴重。
上到億萬富翁，下到平民百姓，美國人都明白國稅局的厲害。國稅局在美國以“無孔不入”和“心狠手辣”著稱，該部門掌握所有美國人的社保號和銀行賬號，可以隨時抽查稅表。如遇可疑情況，4萬名裝備堪比警察的稽查人員隨時可以上門。除銀行在其監管下外，國稅局還通過大數據技術，對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進行監控，對民眾的醫療記錄、社保賬號和財產信息進行分析。此外，國稅局根據2017年通過的《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對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海外賬戶進行稽查。自2009年以來，已有5萬多美國人為其海外賬戶上交99億美元稅款。
美國娛樂明星被國稅局查出違規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是歌星邁克爾·傑克遜。傑克遜2009年因病去世，後來其遺產執行人申報傑克遜留下700萬美元遺產，但國稅局認定是11.25億美元，所以不僅應交5.05億美元稅款，還處以1.97億美元罰款。權勢人物同樣難逃監管。2009年，奧巴馬競選時的兩大功臣達施勒和基裡弗，本擬任衛生部長和白宮高官，但因稅務問題遭國稅局稽查，最終放棄提名。
在美國，娛樂、體育明星受到萬眾關注，雖然收入高，但一切在陽光下，“陰陽合同”幾乎不可能。拿中國觀眾熟悉的美職籃(NBA)明星勒布朗·詹姆斯來說，其2017至2018年度收入達3328多萬美元，其中聯邦和州稅率分別為35.75%和6.5%，再除去聯盟託管和經紀人等費用，最後到手的僅剩50.29%。
NBA歷史上曾出現過“陰陽合同”事件，最終結果是球隊和球員損失慘重。1998年，明尼蘇達森林狼隊為了簽下選秀狀元喬·史密斯，與其簽下兩份合同。公開合同上，雙方以遠低於市場價的兩年175萬美元成交，私下合同中，森林狼隊承諾兩年後給史密斯高達7年8600萬美元的長期頂薪合同。此事被NBA官方發現，森林狼隊遭重罰，史密斯則丟了合同。
美國對於現金的嚴格管理也使得高收入者難以逃稅。《環球時報》記者在美洲銀行開設了賬戶，正常支出通過支票和信用卡進行，而如果通過ATM取現，每天限額600美元。支取超過1萬美元以上現金，需要提前跟銀行預約，手續複雜。美國法律還規定，向銀行存入超過1萬美元以上現金，必須申報來源。如果在30天內故意分多次存款，每筆略低於1萬美元，同樣會引來調查。在美華人曾因在此問題上耍小聰明，吃官司的例子不勝枚舉。
眾所周知，美國很多富豪樂於從事慈善事業，而納稅更是被認為理所應當。去年底，超過400名美國富豪上書國會，這封聯名信的開頭寫道：我們是高淨值人群，許多人來自最富有的1%，我們致信提出一個簡單請求：不要對我們減稅。當然，美國富豪將資金轉移到開曼群島、百慕大等“避稅天堂”的現象也存在。
日本：這個“強力部門”很較真
日本的稅收法規中，沒有專門就“高收入人群”進行定義，稅制與中國類似，採用累進稅率：195萬日元(約12.6萬元人民幣)以內，稅率為5%，195萬—330萬日元部分，稅率為10%……超過1800萬日元后，稅率提升到40%，超過4000萬日元，超過部分稅率達45%。
作為全球公平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日本國稅廳對“高收入人群”的嚴格稅收監管發揮了重要作用。國稅廳是日本政府機構中的“精英省廳”，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這不完全源自其權力，更與其工作態度有關。
《環球時報》記者有一位在東京開酒吧的有錢朋友，幾年前他被國稅廳盯上。為了掌握酒吧的實際收入，寒冬臘月裡，一群國稅官員整整一個月蹲在門口數進出酒吧的人數，到後巷的廚餘垃圾存放處清點酒類品牌與瓶數。
不僅較真，在“如何收”上，日本國稅廳的設計也頗為精巧。首先，企業員工收入必須通過銀行轉賬發放。為進一步加強監管，日本國稅廳充分利用2015年推出的“個人與企業號碼制度”，這種制度確保“一人一號”，每個企業有一個唯一號碼。國稅廳要求個人與企業的任何一筆收入，都要登記在號碼下，否則就是違法。如此一來，去金融機構需要這個號碼開戶，在任何地方工作需要這個號碼領取收入，證券交易需要這個號碼，甚至即將建設的賭場，日本人進入也需要登記這個號碼——只要涉及金錢來往，這就是“終身代號”。
日本法律對偷稅者的懲罰是嚴厲的，最高可判5年刑期。2006年，“日本音樂教父”小室哲哉因陷入財務危機，欠稅超過4000萬日元。為補上稅款，他不惜詐騙廣告公司，結果2009年被判3年有期徒刑。日本民眾戲稱“小室寧願坐牢也不敢逃稅”。
2016年，蘋果公司的日本iTunes部門因漏報收入，被日本國稅廳發現，要求補繳120億日元稅款，蘋果公司二話不說馬上支付。而發生在歐洲的同類案件，蘋果公司一直與歐盟打官司。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強力部門”，日本民眾或許對各路政客一會兒一變的稅收政策有所不滿，但很少人抱怨“有人該交的稅沒交”。日本國稅廳可謂這種公平底線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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