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与钱学森之问,问痛了谁?

中兴事件再一次敲醒了国人的警钟。

人们不禁要问:科技创新领域,我们的大师为什么那么少,?没有大师,谁来铸就国之重器?

我们科技创新如何发展? 我们大师如何诞生? 这是当代复兴之路上必须严肃回答的问题。

李约瑟之问与钱学森之问,问痛了谁?

因为,没有卓越的创新实力和基础科研能力,对手可以轻而易举对我们进行釜底抽薪!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如下的端倪:“高科技出口限制、芯片限制、理工科研究生入美限制、前沿科技企业的制裁,知识产权缰绳勒紧等等”,一系列的动作,足可让我们的产业跌落下来。

而此时的我们,就像一辆正在半山腰上往顶峰爬坡的摩托车,一旦失去动力,就不是在平地摔倒那么简单了,很可能会摔下悬崖!

那么,是什么束缚住了我们的国力呢?教育问题和文化问题!

文化是一个超级生命体,文化更是一个民族的底层操作系统,

而教育,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力量的根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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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问:“中国有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诞生科学”?

语言体系问题:

语言学家们常说,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具象化的语言,立体语境,一字多意,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表达不是在一种严格的逻辑结构中展开的,而是靠一种会意或个人体悟,这就造成了我们的语言模糊性比较强的问题。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严格的逻辑体系训练来规避我们民族的思维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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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体系问题:取象比类,

国人惯用取象比类的思维逻辑,就是形式化的类推,取形,取象,去色来类比推理,不考虑大前提和推理过程,国人更善于辩证逻辑思考,这个是以周易道德经为文化轴心的底层逻辑架构。这一套逻辑有其高明之处,但是他往往也就束缚住了科学精神的发扬。

知识体系:中国传统上有很高超的匠人技术,博大精深的器物文化,却没有发展出一套可迭代的学科体系,从老子道德经,到各家经典,其知识体系都是封闭式的知识体系,后人基本只能去赴会前人圣贤的思想,而很难对其思想和认知进行一个很大的发展。

因为这些经典知识体系都是微言大义,逻辑特征不明显的论断,后人搞懂他们的愿意就已经难如登天,更遑论对其进行纠偏、扬弃和发展了。

几千年了,你应该没有听过有人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或者是周易的学说吧?通常我们只听人说你能弄懂这些经典到底在讲什么,而这已经算大本事了。

整体而言,这是一套迭代性不高的知识体系。不是一套足够开放,迭代性强的知识体系。

只有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才会有很好的迭代性,问题就是知识体系的语境和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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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问题:

教育体系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逻辑教育的匮乏

2、“知道教育”的匮乏

我们的教育对于国人的逻辑教育方面是比较欠缺的,100人中有1个具备完整的形式逻辑素养已经是很不错了,

通常而言看网络空间国人的各种舆论,多数人的判断和结论完全连基本的三段论要求都没有达到,多半是两部判断法:印象——结论;经验——结论;类比——结论,情绪——结论。这些判断形式往往导致我们国民大量缺乏理性精神和逻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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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科学精神包括三个部分:实证主义、好奇心、求真精神

可是,我们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更是严重匮乏的,我们国人主动动手,用实验或者实践去证明一个困惑或者争论的精神是匮乏的。

我们更愿意引用别人的话来当证据。这里的别人可以是某个名人,某个成功者,七大姑八大姨,唯独不是自己的逻辑思考和实践论断。

国人会相对更擅长辩证思考,但是辩证逻辑往往是少数社会精英才会掌握,或者是某些看透人生的世外高人所掌握。而辩证逻辑显然更适用于判断是非对错,利害得失,取舍判断的社会领域,辩证逻辑再用得怎么高超娴熟,也不可能通过辩证法去发展出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也发展不出计算机芯片,因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一样是适用于分析,归纳和总结,但是不适用于探索发现,显然,辩证逻辑不太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知识的迭代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句彰显科学主义精神的大实话,是基于实证逻辑而得出的论断。可是国人真正理解这种精神的人并不十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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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逻辑是什么?

实证逻辑是科学时代来临的底层逻辑,

实证逻辑是敲碎那些以为通过概念分析,形式逻辑推断就可以穷尽宇宙真理,知道世界起源的古希腊哲学体系的一颗重锤。

你再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核心工作是什么?

核心工作其实就是反思过去古希腊那些本体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的认知方式,他们妄图用形式逻辑搭建一些哲学概念,分析一些哲学名词,用形式逻辑充分推论,就可以揭示世界的真理和真相。

后面培根的科学主义诞生后,抓住了充足律这一逻辑突破口,充分发展出了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

而伽利略则用实实在在的铁塔实验,告诉人们,真理和真相在实证实验之中。不在坐而论道的形式逻辑推断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体系被颠覆。哲学时代被科学时代代替。

随后才有牛顿,等等一大波科学主义精神的科学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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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教育”与“知道教育”

知识教育的核心就是很表层的信息传递,填鸭式教育,老师治负责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死记硬背,记住名词、概念、关系和公式,考试时依葫芦画瓢,会套用和复述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都擅长于抄袭和模仿,他们对于自己所学的知识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根本不清楚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完全是偏左脑的教育,左脑的教育包括“概念教育、抽象和逻辑关系的记忆。

所以,当我们中国的学生说他懂了的时候,其实他说的是他的左脑懂了,他记住了那抽象概念和逻辑关系。

而美国的孩子说他懂了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他的左脑记住了抽象概念和逻辑关系,同时右脑有对应的图像画面的具象映射。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懂一个东西,是在我们左脑掌握抽象概念,右脑掌握具象画面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了。

也只有学生的右脑也真正懂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才会有画面的想象力,他们才能真正的去使用这个知识并且富有创造力,而不是停留在记忆、模仿和复述的层面。

学生只会记忆、模仿和复述概念的教育,我们称之为知识教育。

学生不仅掌握抽象概念和关系,而且有一个生动具象的知识画面,他们对于自己学习到的这个生动具象的知识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欲。

他们有一种问道和求真的精神,真正知道这个知识是从哪儿来,也希望搞懂这个知识到哪儿去,这个就是“知道教育”。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李约瑟之问与钱学森之问,问痛了谁?

中国这么多年鲜有大师出现,在各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科研机构里面都很少有什么什么之父,或者某某领域的世界大师出现。我们甚至连诺贝尔奖都很难拿到,更遑论在世界各个学科领域有重大的理论创新突破。

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世界级的大师一定是解决某一基础领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某一很具有解释性和突破性的理论。

长出大师的土壤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归纳起来就是三个:

1、精神

2、工具

3、生态

精神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不会盲从权威,不会开口便是别人的话,就是引经据典,摘抄引用。但是科学创新突破的关键在于你怎么思考,你怎么说,而不是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国家不是花钱养一堆权威主义的传声筒和背书专家。

如果篇上万字的论文里面没有几句话是自己的,那么你要想创新,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师不是通过对过去知识权威的打破而推动人类认知发展的,权威不需要喇叭,真理不需要门卫。

第二个精神是探索精神和好奇心,这个不用多说,好奇心是人类进化的开端,探索使得文明进步,科学的底层精神就是对真理真相的好奇。

李约瑟之问与钱学森之问,问痛了谁?

工具是什么呢?

工具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科学实验的工具

二是思考的工具

科学实验的工具和科研环境,这些年国家投入不少,但是思考工具方面,国人是比较欠缺的。

读过马克思,康德、亚里士多德等等大师的书籍的人应该会叹服于大师的分析和归纳能力,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都是形式逻辑的几个技巧之一,分析、演绎、归纳综合,逆向思维,横向对比,这些都是基础的思维工具,也是大师能够得出经典理论的思维工具。

可是,国内掌握的人多吗?

而理论创新和科学创新,更是有很多基础的思维工具,从牛顿、尼古拉斯特斯拉,爱因斯坦到波尔,无一是掌握很科学的思维工具的大师。

创新不是拍脑门就出来的东西,的要会用工具,工具就是生产力。

生态是什么呢?

生态是一种学术和科研环境

李约瑟之问与钱学森之问,问痛了谁?

一个优良的创新生态无非四大要素:

1、问题驱动和导向

2、反权威

3、充分杂交

4、自由迭代

科技创新的本质就是杂交和迭代。

在于在某种强烈的动机驱动之下,知识思想得以充分碰撞,观点得以杂交和升华。

科研生态首先得是一个开放系统,不能有过度的行政化干预,不能让外行指挥内行,不能有权威主义,而是靠求真精神引领着。然后里面的各种物种不是躺在温床里混吃等死,不是顽固僵化,而是激烈碰撞,充分杂交,这样的森林才会有新物种,才会不断有奇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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