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中興事件再一次敲醒了國人的警鐘。

人們不禁要問:科技創新領域,我們的大師為什麼那麼少,?沒有大師,誰來鑄就國之重器?

我們科技創新如何發展? 我們大師如何誕生? 這是當代復興之路上必須嚴肅回答的問題。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因為,沒有卓越的創新實力和基礎科研能力,對手可以輕而易舉對我們進行釜底抽薪!

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如下的端倪:“高科技出口限制、芯片限制、理工科研究生入美限制、前沿科技企業的制裁,知識產權韁繩勒緊等等”,一系列的動作,足可讓我們的產業跌落下來。

而此時的我們,就像一輛正在半山腰上往頂峰爬坡的摩托車,一旦失去動力,就不是在平地摔倒那麼簡單了,很可能會摔下懸崖!

那麼,是什麼束縛住了我們的國力呢?教育問題和文化問題!

文化是一個超級生命體,文化更是一個民族的底層操作系統,

而教育,則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力量的根本來源。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李約瑟之問:“中國有四大發明,為什麼沒有誕生科學”?

語言體系問題:

語言學家們常說,一個漢字就是一幅畫,具象化的語言,立體語境,一字多意,這就造成了我們的表達不是在一種嚴格的邏輯結構中展開的,而是靠一種會意或個人體悟,這就造成了我們的語言模糊性比較強的問題。但是,我們依然可以通過嚴格的邏輯體系訓練來規避我們民族的思維缺陷。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邏輯體系問題:取象比類,

國人慣用取象比類的思維邏輯,就是形式化的類推,取形,取象,去色來類比推理,不考慮大前提和推理過程,國人更善於辯證邏輯思考,這個是以周易道德經為文化軸心的底層邏輯架構。這一套邏輯有其高明之處,但是他往往也就束縛住了科學精神的發揚。

知識體系:中國傳統上有很高超的匠人技術,博大精深的器物文化,卻沒有發展出一套可迭代的學科體系,從老子道德經,到各家經典,其知識體系都是封閉式的知識體系,後人基本只能去赴會前人聖賢的思想,而很難對其思想和認知進行一個很大的發展。

因為這些經典知識體系都是微言大義,邏輯特徵不明顯的論斷,後人搞懂他們的願意就已經難如登天,更遑論對其進行糾偏、揚棄和發展了。

幾千年了,你應該沒有聽過有人發展了老子的思想或者是周易的學說吧?通常我們只聽人說你能弄懂這些經典到底在講什麼,而這已經算大本事了。

整體而言,這是一套迭代性不高的知識體系。不是一套足夠開放,迭代性強的知識體系。

只有以問題為中心的知識體系才會有很好的迭代性,問題就是知識體系的語境和大前提。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教育體系問題:

教育體系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1、邏輯教育的匱乏

2、“知道教育”的匱乏

我們的教育對於國人的邏輯教育方面是比較欠缺的,100人中有1個具備完整的形式邏輯素養已經是很不錯了,

通常而言看網絡空間國人的各種輿論,多數人的判斷和結論完全連基本的三段論要求都沒有達到,多半是兩部判斷法:印象——結論;經驗——結論;類比——結論,情緒——結論。這些判斷形式往往導致我們國民大量缺乏理性精神和邏輯素養。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我們都知道科學精神包括三個部分:實證主義、好奇心、求真精神

可是,我們實證主義的科學精神更是嚴重匱乏的,我們國人主動動手,用實驗或者實踐去證明一個困惑或者爭論的精神是匱乏的。

我們更願意引用別人的話來當證據。這裡的別人可以是某個名人,某個成功者,七大姑八大姨,唯獨不是自己的邏輯思考和實踐論斷。

國人會相對更擅長辯證思考,但是辯證邏輯往往是少數社會精英才會掌握,或者是某些看透人生的世外高人所掌握。而辯證邏輯顯然更適用於判斷是非對錯,利害得失,取捨判斷的社會領域,辯證邏輯再用得怎麼高超嫻熟,也不可能通過辯證法去發展出相對論或者量子力學,也發展不出計算機芯片,因為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一樣是適用於分析,歸納和總結,但是不適用於探索發現,顯然,辯證邏輯不太適用於自然科學的知識的迭代發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一句彰顯科學主義精神的大實話,是基於實證邏輯而得出的論斷。可是國人真正理解這種精神的人並不十分多。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實證邏輯是什麼?

實證邏輯是科學時代來臨的底層邏輯,

實證邏輯是敲碎那些以為通過概念分析,形式邏輯推斷就可以窮盡宇宙真理,知道世界起源的古希臘哲學體系的一顆重錘。

你再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核心工作是什麼?

核心工作其實就是反思過去古希臘那些本體論哲學,形而上學的哲學家們的認知方式,他們妄圖用形式邏輯搭建一些哲學概念,分析一些哲學名詞,用形式邏輯充分推論,就可以揭示世界的真理和真相。

後面培根的科學主義誕生後,抓住了充足律這一邏輯突破口,充分發展出了實證主義的科學精神。

而伽利略則用實實在在的鐵塔實驗,告訴人們,真理和真相在實證實驗之中。不在坐而論道的形式邏輯推斷裡,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體系被顛覆。哲學時代被科學時代代替。

隨後才有牛頓,等等一大波科學主義精神的科學家誕生。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知識教育”與“知道教育”

知識教育的核心就是很表層的信息傳遞,填鴨式教育,老師治負責把知識傳遞給學生,學生死記硬背,記住名詞、概念、關係和公式,考試時依葫蘆畫瓢,會套用和複述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學校培養的學生都擅長於抄襲和模仿,他們對於自己所學的知識的真正內涵是什麼,是根本不清楚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教育,完全是偏左腦的教育,左腦的教育包括“概念教育、抽象和邏輯關係的記憶。

所以,當我們中國的學生說他懂了的時候,其實他說的是他的左腦懂了,他記住了那抽象概念和邏輯關係。

而美國的孩子說他懂了的時候,其實說的是他的左腦記住了抽象概念和邏輯關係,同時右腦有對應的圖像畫面的具象映射。

也就是說我們真正懂一個東西,是在我們左腦掌握抽象概念,右腦掌握具象畫面的時候我們才真正懂了。

也只有學生的右腦也真正懂這個東西的時候,他才會有畫面的想象力,他們才能真正的去使用這個知識並且富有創造力,而不是停留在記憶、模仿和複述的層面。

學生只會記憶、模仿和複述概念的教育,我們稱之為知識教育。

學生不僅掌握抽象概念和關係,而且有一個生動具象的知識畫面,他們對於自己學習到的這個生動具象的知識世界充滿了好奇心和探索欲。

他們有一種問道和求真的精神,真正知道這個知識是從哪兒來,也希望搞懂這個知識到哪兒去,這個就是“知道教育”。

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中國這麼多年鮮有大師出現,在各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科研機構裡面都很少有什麼什麼之父,或者某某領域的世界大師出現。我們甚至連諾貝爾獎都很難拿到,更遑論在世界各個學科領域有重大的理論創新突破。

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世界級的大師一定是解決某一基礎領域的核心問題,提出了某一很具有解釋性和突破性的理論。

長出大師的土壤需要具備一些條件,歸納起來就是三個:

1、精神

2、工具

3、生態

精神就是獨立思考的精神,不會盲從權威,不會開口便是別人的話,就是引經據典,摘抄引用。但是科學創新突破的關鍵在於你怎麼思考,你怎麼說,而不是別人怎麼想,怎麼說,國家不是花錢養一堆權威主義的傳聲筒和背書專家。

如果篇上萬字的論文裡面沒有幾句話是自己的,那麼你要想創新,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歷史上沒有哪個大師不是通過對過去知識權威的打破而推動人類認知發展的,權威不需要喇叭,真理不需要門衛。

第二個精神是探索精神和好奇心,這個不用多說,好奇心是人類進化的開端,探索使得文明進步,科學的底層精神就是對真理真相的好奇。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工具是什麼呢?

工具在於兩個方面:

一是科學實驗的工具

二是思考的工具

科學實驗的工具和科研環境,這些年國家投入不少,但是思考工具方面,國人是比較欠缺的。

讀過馬克思,康德、亞里士多德等等大師的書籍的人應該會歎服於大師的分析和歸納能力,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些都是形式邏輯的幾個技巧之一,分析、演繹、歸納綜合,逆向思維,橫向對比,這些都是基礎的思維工具,也是大師能夠得出經典理論的思維工具。

可是,國內掌握的人多嗎?

而理論創新和科學創新,更是有很多基礎的思維工具,從牛頓、尼古拉斯特斯拉,愛因斯坦到波爾,無一是掌握很科學的思維工具的大師。

創新不是拍腦門就出來的東西,的要會用工具,工具就是生產力。

生態是什麼呢?

生態是一種學術和科研環境

李約瑟之問與錢學森之問,問痛了誰?

一個優良的創新生態無非四大要素:

1、問題驅動和導向

2、反權威

3、充分雜交

4、自由迭代

科技創新的本質就是雜交和迭代。

在於在某種強烈的動機驅動之下,知識思想得以充分碰撞,觀點得以雜交和昇華。

科研生態首先得是一個開放系統,不能有過度的行政化干預,不能讓外行指揮內行,不能有權威主義,而是靠求真精神引領著。然後裡面的各種物種不是躺在溫床裡混吃等死,不是頑固僵化,而是激烈碰撞,充分雜交,這樣的森林才會有新物種,才會不斷有奇蹟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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