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員無故離職，快遞代理點老闆只能找人應急派件，從而產生了1.5萬餘元的應急派送費。為了討回這筆費用，代理點老闆將離職的快遞員告上了法院。
許某在金壇經營了某快遞公司的一家代理點。2016年3月，許某為了代理點的快遞派件業務，與快遞員姜某簽訂了一份為期一年的區域承包協議，由姜某負責許某代理範圍的某一片區。許某按照雙方協議的內容，對姜某進行了業務指導和培訓，快遞的派件工作順利進行。
當年12月30日，姜某沒有和往常一樣來到代理點派件，電話多次聯繫也未果。
看著大量快遞積壓倉庫，許某找到了曾經為自己派過件的錢某提供應急派件服務。應急時間從姜某離職的次日一直持續到2017年2月10日，產生了應急派送費1.5萬餘元。
許某認為，如果不是姜某沒有按照協議要求，在離職前30天以書面形式通知自己，這筆應急派送費也不會產生，因此訴至金壇法院，要求姜某返還墊付的派送費。
這筆應急損失究竟由誰來承擔？
承擔多少？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許某與姜某這份快遞區域承包協議的性質。
法院審理認為，許某招用姜某為其在一定區域內派送快件，對其進行一定的管理，按派件件數支付姜某相應的勞動報酬，符合僱傭關係的法律特徵。因此，雙方雖然簽訂了名為“承包”的協議，實則為僱傭關係。
我國法律對僱員受害和僱員侵權有明確規定，對於僱員致僱主損害的賠償則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但如果僱員對損害的發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時免除僱員的責任，是對僱主利益的侵害，有違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和過錯原則。在僱員無惡意或故意的情況下，應堅持有限賠償和適當賠償原則。
法院審理認為，姜某未按協議約定提前30天以書面形式通知僱主，這種通知義務的不履行，不足以認定姜某對許某損失的發生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但這種行為仍然屬於違約行為，且與誠實信用原則相悖，客觀上對許某的經營活動產生了不利影響。結合事發原因、姜某的賠償能力、工資水平以及雙方的地位、風險控制等因素，
法院最終酌定姜某賠償許某1000元。閱讀更多 常州中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