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于某大学校长在校庆演讲读错字从而引发了坊间的诸多非议。仔细看过相关新闻之后，笔者倒是对这位校长予以一定的“理解”。毕竟，以汉字结构之复杂，汉语读音之多样，人们在读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读错音、写错字的情况，人非圣贤嘛。因此，大家在“呵呵”之余，实无必要在此细节上耗费过多的精力。
不过，这种对“错别字”现象的“容忍”并不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军人！换言之，那些从事与战争相关的人应该离它越远越好。因为，哪怕只有一个字的疏忽大意，都可能会在战场上导致无数人的流血牺牲，甚至会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如果我们稍稍回顾一下中国近代战争史便会发现，许多军民的命运皆因这“一字之差”而改变，而且大多“后果严重”。
粤系老牌战将邓龙光
唐头桥还是唐桥头？一字之差险些令军长掉了脑袋
一个军人写错字、读错音有何不利影响？对这个问题，原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将军应该最有感触。因为上级的“一字之差”，险些让他人头落地。
据八十三军参谋处处长刘邵武事后回忆：1937年11月下旬，邓龙光率部撤离淞沪前线后便加入了卫戍首都南京的作战序列。23日，邓军长接到第三战区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刘兴电令，要其立即赶到无锡并接受第十九集团军司令薛岳节制。八十三军前脚刚进无锡后，一道命令后脚便到了。薛岳要邓龙光部入夜后占领位于市区东北X处至唐桥头之间的阵地。
邓龙光遵令调整部署后照例用电话向司令部汇报情况。孰料，薛岳听完后暴跳如雷，一个劲儿地大骂邓龙光违抗军令，说要枪毙他。一头雾水的邓军长赶紧问，“为什么要枪毙我？”薛岳厉声问道，“哪个叫你占唐桥头的？” 邓龙光赶紧辩解道，自己是奉命行事，有命令为依据。一看自己签发的命令，薛岳哑口无言。原来，在无锡的东北有唐头桥和唐桥头两个不同的地方，薛岳本来的意思是要八十三军进占前一个，但在下命令时错写成了后一个。
这个误会，不仅让邓龙光军长差点儿丢了性命，还加速了无锡城的沦陷。
沁阳还是泌阳？直接扭转了中原大战的进程
与从薛岳那里捡了一条命的邓龙光相比，下面这位西北军的参谋就没那么幸运了。
1930年4月，阎锡山与冯玉祥联手发动了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为了尽快消灭蒋军在河南的有生力量，阎冯两军召开了联席军事作战会议，决定双方各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在河南北部的沁阳会师，然后合力围歼敌人。散会后，冯玉祥的作战参谋很快就拟定了一份命令：命令某某部，昼夜兼程，直插沁阳，与阎锡山部会师......
到了约定日期，准时赶到沁阳的阎锡山部队左等右等，就是看不到对方的影子。眼看会师时间已过，阎军赶忙打电报询问冯玉祥。后者赶紧派人查实，这才得知，那个作战参谋在撰写命令时不慎把“沁”字多写了一撇，成了“泌”字。偏偏河南还真有“泌阳”这个地方，只不过不在北部，而是在该省南部。那里，离蒋介石重兵驻防的湖北不过几十公里。这个一字之差，不仅使得冯军的目的地由“沁阳”变成了“泌阳”，更使得冯阎联军因此失去了胜利的机会。最终，那位冯军参谋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字之差扭转了中原大战的进程
“六甲”还是“六寨”？电文出错导致6000多军民葬身火海
有些时候，为“一字之差”而付出惨痛代价的，不仅仅是军人这一特殊群体。
1944年豫湘桂会战后期，侵华日军连续攻占桂林、柳州之后，继续向位于黔桂边境的南丹疾进。当时，距南丹县城东南方向约20公里的六甲、拔贡、八圩等地囤积了大量军用物资。为避免资敌，11月27日中国军队第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电请重庆军委会，恳请驻华美军派飞机轰炸上述各车站并阻击逼近六甲和拔贡的日军。陈素农军长出于军事需要提出的这一申请本无可厚非，熟料美军机场指挥处的译电员误将“六甲”错译成“六寨”。
就这样，9架挂满炸弹的美军B-29轰炸机，按照这道错误的命令飞向位于广西边境的六寨。这里是第四战区长官部的所在地，但没有火车站，面积不及3平方公里的城区内挤满了难民，但这不足以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伴随着一阵轰隆巨响，小镇上烟尘蔽日、血肉纷飞、哀号遍野……6000多名遇难者中，还有许多来自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官兵。虽然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逃过一劫，但他的许多部下就没那么幸运了。据事后统计，包括军训部中将陈克球，干训团少将教育长王辉武，另有一个少将高射炮指挥官，8个上校、200多员中下级军官及800多名士兵都葬身于美机投下的炸弹之下。
古县还是故县？日军飞行员的疏忽令朱德化险为夷
在那些因军人的“一字之差”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中，也不总是沉重的。譬如下面这个故事，就带有那么一丝“幽默”。
1938年4月，侵华日军发动了旨在夺取山西临时省会临汾的晋南攻势，其中一路兵力直奔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而来。当时，总指挥朱德身边只有200名警卫通讯战士，目标小不易为敌察觉，要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很容易的。但由于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敌人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朱德非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率领那支小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
日军情报机构很快便得知，朱德就在古县附近活动。为“彻底消灭”八路军总部，日军指挥官决定出动轰炸机来对付朱德。很快，十几架满载炸弹的轰炸机被派了出去，将目标炸成一片火海。
就在日军指挥官们惊忙不迭地开始“祝捷”时，从前方传来消息，朱德仍在前线指挥作战。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日军飞行员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安泽县的古县镇和屯留以北的故县这两个地方弄混了。这样一来，虽然故县被炸，朱德及总部机关却因在古县而安然无恙。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区地图
“是一师”还是“十一师”？黄克诚赣州历险记
在我军将帅中，利用敌人“一字之差”而脱险的还不仅仅是朱德。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坚决夺占赣州，以此为中心向北发展，夺取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2月4日，赣州战役正式打响。以后的一个多月，尽管红军发起多次攻击，但因缺乏攻坚武器及守敌顽抗，致使赣州城久攻不下。战役后期，随着敌人援军的陆续到达，围城红军陷入强敌内外夹击的险境。一天夜里，四下枪声大作，敌人的总攻开始了。危急时刻，红一师政委黄克诚急忙指挥部队突围。主力脱险之后。黄克诚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搜寻那些被打散的干部战士。
由于黑夜辨不清方向，黄克诚误入南门外的敌人飞机场。当听到敌人哨兵喝问“哪一部分”时，他随口答到：“是一师的。”就是这句漫不经意的话，令黄克诚死里逃生。原来，当时国民党军增援赣州的部队中有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当哨兵听到黄克诚的答话，将其误认为是第十一师的人，便放松了警惕。已察觉不妙的黄克诚则趁机离开机场，来到城南的一座山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心细如发的刘伯承
对于“一字之差”所带来的危险性，刘伯承元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一位军人要有胆大包天的勇略，更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具体到军事行文方面，刘伯承强调，“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军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千钧啊”。
左权和刘伯承合著的《苏联工农红军步兵战斗条例》
抗日战争期间，一二九师的一位年轻参谋在起草作战命令时，没有仔细查看地图，结果将白晋路上的“来远”写成了“涞源”。刘伯承在审定作战命令时发现了这个错误，立即将参谋找来，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到：你一下就把晋察冀的一个县城搬到太行山来了，要是聂（荣臻）司令员知道了，一定会问“你为什么把我们的涞源搬跑了呢”。当这个参谋诚恳地承认错误之后，刘伯承鼓励他不要为此背思想包袱，以后工作细致一些就是了。
令人钦佩的是，刘伯承在谆谆教导别人“认真细致”的同时，以同样甚至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1953年，他利用去大连休假的机会，把《苏联红军野战条例》校译一遍。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刘伯承便忘我地投入到这一新的“工作”当中。他先把俄文版的条令反复阅读，然后再与译稿对照比较，检查翻译得是否准确。一旦发现二者有矛盾、出入的地方，立即找来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达才准确恰当。日复一日，年过花甲的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伏案工作。尽管眼睛上布满了血丝，但他毫不放松，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一句地全部校译出来。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刘伯承最后要求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
刘帅这种“心细如发”的作风永远值得后辈的军人学习。
以上这几个因错别字而牵出的小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人们来说，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但对那些时刻在刀尖上度日的军人来说，还是离其越远越好。因为它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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