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於某大學校長在校慶演講讀錯字從而引發了坊間的諸多非議。仔細看過相關新聞之後，筆者倒是對這位校長予以一定的“理解”。畢竟，以漢字結構之複雜，漢語讀音之多樣，人們在讀寫過程中難免會出現讀錯音、寫錯字的情況，人非聖賢嘛。因此，大家在“呵呵”之餘，實無必要在此細節上耗費過多的精力。
不過，這種對“錯別字”現象的“容忍”並不適用於一個特殊的群體——軍人！換言之，那些從事與戰爭相關的人應該離它越遠越好。因為，哪怕只有一個字的疏忽大意，都可能會在戰場上導致無數人的流血犧牲，甚至會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
這樣說絕非危言聳聽。如果我們稍稍回顧一下中國近代戰爭史便會發現，許多軍民的命運皆因這“一字之差”而改變，而且大多“後果嚴重”。
粵系老牌戰將鄧龍光
唐頭橋還是唐橋頭？一字之差險些令軍長掉了腦袋
一個軍人寫錯字、讀錯音有何不利影響？對這個問題，原國民黨軍第八十三軍軍長鄧龍光將軍應該最有感觸。因為上級的“一字之差”，險些讓他人頭落地。
據八十三軍參謀處處長劉邵武事後回憶：1937年11月下旬，鄧龍光率部撤離淞滬前線後便加入了衛戍首都南京的作戰序列。23日，鄧軍長接到第三戰區長官部副司令長官劉興電令，要其立即趕到無錫並接受第十九集團軍司令薛嶽節制。八十三軍前腳剛進無錫後，一道命令後腳便到了。薛嶽要鄧龍光部入夜後佔領位於市區東北X處至唐橋頭之間的陣地。
鄧龍光遵令調整部署後照例用電話向司令部彙報情況。孰料，薛嶽聽完後暴跳如雷，一個勁兒地大罵鄧龍光違抗軍令，說要槍斃他。一頭霧水的鄧軍長趕緊問，“為什麼要槍斃我？”薛嶽厲聲問道，“哪個叫你佔唐橋頭的？” 鄧龍光趕緊辯解道，自己是奉命行事，有命令為依據。一看自己簽發的命令，薛嶽啞口無言。原來，在無錫的東北有唐頭橋和唐橋頭兩個不同的地方，薛嶽本來的意思是要八十三軍進佔前一個，但在下命令時錯寫成了後一個。
這個誤會，不僅讓鄧龍光軍長差點兒丟了性命，還加速了無錫城的淪陷。
沁陽還是泌陽？直接扭轉了中原大戰的進程
與從薛嶽那裡撿了一條命的鄧龍光相比，下面這位西北軍的參謀就沒那麼幸運了。
1930年4月，閻錫山與馮玉祥聯手發動了討伐蔣介石的中原大戰。為了儘快消滅蔣軍在河南的有生力量，閻馮兩軍召開了聯席軍事作戰會議，決定雙方各派出一支精銳部隊，在河南北部的沁陽會師，然後合力圍殲敵人。散會後，馮玉祥的作戰參謀很快就擬定了一份命令：命令某某部，晝夜兼程，直插沁陽，與閻錫山部會師......
到了約定日期，準時趕到沁陽的閻錫山部隊左等右等，就是看不到對方的影子。眼看會師時間已過，閻軍趕忙打電報詢問馮玉祥。後者趕緊派人查實，這才得知，那個作戰參謀在撰寫命令時不慎把“沁”字多寫了一撇，成了“泌”字。偏偏河南還真有“泌陽”這個地方，只不過不在北部，而是在該省南部。那裡，離蔣介石重兵駐防的湖北不過幾十公里。這個一字之差，不僅使得馮軍的目的地由“沁陽”變成了“泌陽”，更使得馮閻聯軍因此失去了勝利的機會。最終，那位馮軍參謀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一字之差扭轉了中原大戰的進程
“六甲”還是“六寨”？電文出錯導致6000多軍民葬身火海
有些時候，為“一字之差”而付出慘痛代價的，不僅僅是軍人這一特殊群體。
1944年豫湘桂會戰後期，侵華日軍連續攻佔桂林、柳州之後，繼續向位於黔桂邊境的南丹疾進。當時，距南丹縣城東南方向約20公里的六甲、拔貢、八圩等地囤積了大量軍用物資。為避免資敵，11月27日中國軍隊第九十七軍軍長陳素農電請重慶軍委會，懇請駐華美軍派飛機轟炸上述各車站並阻擊逼近六甲和拔貢的日軍。陳素農軍長出于軍事需要提出的這一申請本無可厚非，熟料美軍機場指揮處的譯電員誤將“六甲”錯譯成“六寨”。
就這樣，9架掛滿炸彈的美軍B-29轟炸機，按照這道錯誤的命令飛向位於廣西邊境的六寨。這裡是第四戰區長官部的所在地，但沒有火車站，面積不及3平方公里的城區內擠滿了難民，但這不足以阻止一場悲劇的發生。伴隨著一陣轟隆巨響，小鎮上煙塵蔽日、血肉紛飛、哀號遍野……6000多名遇難者中，還有許多來自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的官兵。雖然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上將逃過一劫，但他的許多部下就沒那麼幸運了。據事後統計，包括軍訓部中將陳克球，幹訓團少將教育長王輝武，另有一個少將高射炮指揮官，8個上校、200多員中下級軍官及800多名士兵都葬身於美機投下的炸彈之下。
古縣還是故縣？日軍飛行員的疏忽令朱德化險為夷
在那些因軍人的“一字之差”所帶來的各種後果中，也不總是沉重的。譬如下面這個故事，就帶有那麼一絲“幽默”。
1938年4月，侵華日軍發動了旨在奪取山西臨時省會臨汾的晉南攻勢，其中一路兵力直奔八路軍總部所在的安澤而來。當時，總指揮朱德身邊只有200名警衛通訊戰士，目標小不易為敵察覺，要轉移到安全地帶是很容易的。但由於日軍來得太突然，臨汾軍民還沒有思想準備。如果聽任敵人長驅直入，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朱德非但沒有向山地轉移，反而率領那支小部隊開到臨屯公路上的古縣鎮（今舊縣鎮）。
日軍情報機構很快便得知，朱德就在古縣附近活動。為“徹底消滅”八路軍總部，日軍指揮官決定出動轟炸機來對付朱德。很快，十幾架滿載炸彈的轟炸機被派了出去，將目標炸成一片火海。
就在日軍指揮官們驚忙不迭地開始“祝捷”時，從前方傳來消息，朱德仍在前線指揮作戰。這是怎麼回事？原來，日軍飛行員犯了一個低級錯誤，把安澤縣的古縣鎮和屯留以北的故縣這兩個地方弄混了。這樣一來，雖然故縣被炸，朱德及總部機關卻因在古縣而安然無恙。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地區地圖
“是一師”還是“十一師”？黃克誠贛州歷險記
在我軍將帥中，利用敵人“一字之差”而脫險的還不僅僅是朱德。
1932年1月10日，“中革軍委”下達作戰命令，要求中央紅軍堅決奪佔贛州，以此為中心向北發展，奪取革命在江西的首先勝利。2月4日，贛州戰役正式打響。以後的一個多月，儘管紅軍發起多次攻擊，但因缺乏攻堅武器及守敵頑抗，致使贛州城久攻不下。戰役後期，隨著敵人援軍的陸續到達，圍城紅軍陷入強敵內外夾擊的險境。一天夜裡，四下槍聲大作，敵人的總攻開始了。危急時刻，紅一師政委黃克誠急忙指揮部隊突圍。主力脫險之後。黃克誠沒有馬上離開，而是繼續搜尋那些被打散的幹部戰士。
由於黑夜辨不清方向，黃克誠誤入南門外的敵人飛機場。當聽到敵人哨兵喝問“哪一部分”時，他隨口答到：“是一師的。”就是這句漫不經意的話，令黃克誠死裡逃生。原來，當時國民黨軍增援贛州的部隊中有羅卓英的第十一師。當哨兵聽到黃克誠的答話，將其誤認為是第十一師的人，便放鬆了警惕。已察覺不妙的黃克誠則趁機離開機場，來到城南的一座山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部隊。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心細如髮的劉伯承
對於“一字之差”所帶來的危險性，劉伯承元帥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一位軍人要有膽大包天的勇略，更要像“描花繡朵”的姑娘那樣認真細心。具體到軍事行文方面，劉伯承強調，“每個字都關係到戰場上的勝負，關係到軍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輕易下筆，筆重千鈞啊”。
左權和劉伯承合著的《蘇聯工農紅軍步兵戰鬥條例》
抗日戰爭期間，一二九師的一位年輕參謀在起草作戰命令時，沒有仔細查看地圖，結果將白晉路上的“來遠”寫成了“淶源”。劉伯承在審定作戰命令時發現了這個錯誤，立即將參謀找來，和顏悅色地對他說到：你一下就把晉察冀的一個縣城搬到太行山來了，要是聶（榮臻）司令員知道了，一定會問“你為什麼把我們的淶源搬跑了呢”。當這個參謀誠懇地承認錯誤之後，劉伯承鼓勵他不要為此背思想包袱，以後工作細緻一些就是了。
令人欽佩的是，劉伯承在諄諄教導別人“認真細緻”的同時，以同樣甚至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1953年，他利用去大連休假的機會，把《蘇聯紅軍野戰條例》校譯一遍。每天吃過早飯之後，劉伯承便忘我地投入到這一新的“工作”當中。他先把俄文版的條令反覆閱讀，然後再與譯稿對照比較，檢查翻譯得是否準確。一旦發現二者有矛盾、出入的地方，立即找來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達才準確恰當。日復一日，年過花甲的劉伯承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毛筆，伏案工作。儘管眼睛上佈滿了血絲，但他毫不放鬆，堅持把20多萬字的條令一字一句地全部校譯出來。故事到此並未結束。劉伯承最後要求助手認真做好校對工作，不要錯一個字。
劉帥這種“心細如髮”的作風永遠值得後輩的軍人學習。
以上這幾個因錯別字而牽出的小故事，對於生活在和平環境下的人們來說，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罷了。但對那些時刻在刀尖上度日的軍人來說，還是離其越遠越好。因為它意味著犧牲，意味著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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