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在球迷的歡呼聲中落下了帷幕。賽後舉行頒獎儀式時，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
一位保鏢模樣的黑衣男子，立馬上前為擔任頒獎嘉賓的普京總統打傘遮雨。而一旁的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克羅地亞的美女總統科林達都被淋成了落湯雞。
這一幕被現場電視直播傳送到了全世界，也引發了不少人的熱議。
有人說，這個保鏢真沒紳士風度，都不知道先給女士打傘，真丟俄羅斯人的臉。
但也有人說，作為一名保鏢，就是應該對他的服務客戶負責。至於其他的人或事，並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
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難題：當人情和職責發生矛盾時，我們該如何抉擇？ 是堅守職責，不被情感所左右；還是首先履行社會道義，再考慮恪盡職守？
2017年4月15日，敘利亞拉希丁發生了一起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至少126人死亡。事發時，敘利亞的攝影師哈巴克正在現場。
爆炸發生後，他第一時間投入到救人的行列中。而他在廢墟和炮火中飛奔救人的一幕，也被同行記錄下來，迅速成為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
當人們為哈巴克的英勇舉動紛紛叫好時，也有人發出一些質疑的聲音：作為攝影記者的他，顯然沒有完全盡到自己的職責，不僅沒能捕捉到這一突發性事件的珍貴畫面，還錯失了一個爆炸性新聞的首發機會。
在一張同事拍攝的照片中，哈巴克正跪在一具被燒焦的孩子的屍體旁放聲痛哭。面對這一情形，我們完全可以理解他在目睹了慘烈現場之後的情緒失控，但是對於他所服務的機構來講，這絕對是一種失職行為。
那麼，在面對這種兩難困境時，如果首先選擇堅守職責，將會是怎樣的結果呢？也許，南非自由攝影記者凱文·卡特的拍攝經歷會帶給你不一樣的啟示。
1993年，他在南蘇丹戰亂中拍攝的一張照片——《飢餓的蘇丹》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畫面中，一個蘇丹女童因為難以忍受極度的飢餓而跪倒在地，而一隻禿鷲，正在女孩身後不遠處虎視眈眈，等候著獵食女孩的那一刻。
這張新聞圖片在《紐約時報》發表後激起了民眾的強烈反響，也引起了國際輿論對蘇丹饑荒和內亂的積極關注，因此成為了“普利策新聞獎”獲獎作品。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站出來譴責卡特。他們根據畫面猜想到：那隻禿鷲一定是在等待女孩餓死好把她吃掉，而凱文·卡特居然只顧拍照卻不先救孩子。
因為不堪忍受大眾對自己的輿論攻擊和道德審判，凱文·卡特在獲獎三個月後，選擇了自殺身亡，這也成為了新聞攝影界的一個典型悲劇。
其實很多人並不曾理解卡特在堅守職業操守進行拍照時，他內心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事實上，他在拍完照片的一瞬間就立即趕走了禿鷲。接下來，在目送著小女孩蹣跚走遠後，他轉身坐在大樹下，點起一支菸，念著上帝的名字放聲慟哭。
有時候，情感與職責就像我們的左手和右手，人情在左，職責在右，抉擇永遠是艱難的。
說到情與理的矛盾，我們不得不提起著名的“海因茲困境（買藥困境）”，它是心理學家科爾伯格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研究道德的發展階段時所用到的例子。
這個“買藥困境”是這樣的：一個女病人馬上就要死了，但有一種剛發明的藥能救她，而這種藥非常昂貴。病人的丈夫海因茲借遍了身邊所有的人，最後也只籌到了一半的錢。
於是海因茲去求藥劑師，請求他把藥便宜賣給自己或者遲些付錢，但是藥劑師卻拒絕了：“這是我發明的藥，我就是要靠它賺錢。”於是，絕望的海因茲只能闖入了實驗室，偷走了藥。
儘管這只是在假設場景中進行理性推理的選擇，但在日常生活中，確實有很多進退兩難的道德困境會給我們帶來情感上的掙扎，最近熱議的電影《我不是藥神》裡，程勇和白血病友們面對的，就是現實版的“海因茲困境”。
在電影故事的發展中，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人在道德困境中的選擇猶豫：程勇對該不該走私藥的猶豫、是否轉讓代理權的猶豫、牧師對要不要入夥的猶豫、警察對是否稽查救命假藥的猶豫……每個人的內心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道德衝突。
根據科爾伯格的理論，回答“該”或“不該”並不是重點，人們如何解釋自己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每個人的道德觀成熟度不同，出發點也會隨之不同。
生活中充滿了選擇題，在我們對一項行為做出判斷時，會優先考慮自己的職責和規則。但是在面對人性的考驗時，我們的道德水準也會在我們的內心構建出一座良心的天平秤，究竟孰輕孰重，相信答案自在心中。
所以，假若有人問你：“我這樣做是對的? 還是錯的?”
相信你可以回答：“這世界上真沒什麼絕對的對與錯，聽從你的內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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