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每盒两万多元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神药刷爆网络。
价格昂贵就昂贵在它的专利权。
而国内另一种白血病的特效药仅售13元。
王振义以几乎无偿的方式将研发成果应用于医药市场,且没有申请专利。
这种曾经死亡率最高的白血病也因此成为第一种可治愈的白血病。
如果癌症是一场噩梦,那么被称为“血癌”的白血病则足以令人闻风丧胆。
它的死亡率在导致35岁以下人群死亡的恶性肿瘤中高居首位。
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曾经是白血病中致死率最高、病情最恶劣的一种。
在患病早期就极可能发生突发性出血死亡。
若未经治疗,生存期只有1天至1个月。
现在,这种可怕的白血病却逐渐揭开它的恐怖面纱。
它的弱点被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
针对它的弱点进行杀灭消除似乎是绝佳的办法。
但这样容易一并祸害好的细胞,而且难以完全除尽。
而一种将癌细胞转变为普通细胞的新型方法,实现了人类对APL的控制与征服。
这种方法是中国首创性壮举,与王振义院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振义出生在动荡年代里的一个上海家庭。
7岁时,这个懵懂的天真少年就经历了奶奶伤寒去世的重大打击。
区区伤寒就把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带离人世。
悲痛与困惑交加,形成一股引发年纪轻轻的王振义关于疾病的思考激流。
从此,对于医学的探索热情在他的心里埋藏下来生根发芽。
在高中毕业后,成绩优异、家境殷实的他得以直接免试进入震旦大学。
在考虑选择专业时,儿时的伤痛记忆如暗涌般涌起。
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与矫情。
考虑到医生职业备受尊敬,收入水平也不错。
王振义慎重地选择了医学专业,这个选择决定了他此后余生的人生轨迹。
对医学科研浓烈的求知欲与勤恳的学习支撑着王振义在震旦大学完成医学博士的学业。
1948年他博士毕业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留在了学校的附属医院——广慈医院(后改名为瑞金医院)工作。
这里也成为了他日后施展科研拳脚的用武之地。
王振义从1952年加入广慈医院血液科工作,到7年后担任白血病病房主任。
几十位罹患急性白血病而死亡的生命在他眼前流逝。
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惨痛和家属面临至亲离世的悲切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他对于医生本职的无可奈何感到失望和自责。
恰逢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王振义加入医疗队奔赴战场救援。
回国后经历了一段形式格局比较混乱的时期,他只好不断被动地接受工作调动。
期间做过医生,搞过研究,也下乡当过半吊子教师和乡村医生。
随遇而安的性格促使着他勤恳认真地对待每一份工作。
但同时也让他错失了研究感兴趣学科的宝贵时间。
直到1973年他才调回瑞金医院内科。
急性白血病的心结一直在他的心里萦绕不去。
在他50多岁的天命之年才终于等到让他深入研究的平台和时间。
于是他在从医就诊之余,开始从事血液病的研究。
王振义是一个擅长查阅文献资料,从资料中提取关键性内容的学者。
他深知当时我国的医学研究水平尚浅,应该多从外文文献中寻找可行方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
因此图书馆繁杂的文献资料库中常常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传统治疗白血病的方法无非通过化疗杀死体内的癌细胞,阻止其扩散增殖。
而当时国外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方向的治疗手段。
他们尝试用13顺维甲酸诱导急性早幼粒细胞向正常细胞逆转。
但是王振义几乎找遍了上海所有的药厂,无一例外地失望而归。
它们都无法生产13顺维甲酸,而只有一家药厂能生产全反式维甲酸(ATRA)。
无奈之下,王振义团队只好勉为其难地暂且使用全反式维甲酸进行实验。
然而这个误打误撞的巧合促成了王振义开创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成功治愈的新纪元。
他在实验中惊奇地发现,全反式维甲酸对于这种白血病的治疗效果比文献中记载的13顺维甲酸好得多。
它的疗效大概比13顺维甲酸提高了10倍。
1986年的上海儿童医院里,一个5岁的小女孩病怏怏地躺在病床上。
她患上了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当时小女孩出血严重,身体十分虚弱。
几乎所有医生都对她不抱有存活希望。
在濒临绝望之际,王振义提出姑且用尚未在临床上试验过的ATRA尝试让孩子口服治疗。
当时舆论声音迅速席卷而来。
一款没有经过试验的药物轻易用在癌症病人身上,其风险可想而知。
质疑与责骂没有把王振义的理智淹没。
他知道不用药的话小女孩一定活不下来,用药还可能有一线生机。
此乃没有办法中的唯一办法了。
这一次,王振义团队创造的幸运降临到了不幸的小女孩身上。
小女孩体内的癌细胞开始发生变化,随后逐渐分化为正常的体细胞。
服药一个月后它的病情完全缓解了。
ATRA在临床上的应用首次获得成功。
这一成果让他们对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有了更充分的信心。
在治疗中也正式开始使用ATRA口服试剂用以缓解和治疗。
在首批治疗的病患群体里,治愈率就达到了95%以上。
而在此前主要采用的化疗方法中,5年存活率只有10%~15%。
然而在药物普及一段时间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王振义发现患者服用药物后几个月,耐药性问题显现了出来。
使用药物治愈的大部分患者在6个月后存在不同程度的复发。
而再次施用ATRA后,他们大多已经无法对药物作出反应。
这时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亭栋教授的一项研究引起了他的注意。
张亭栋的研究方向也是使癌细胞诱导分化,但他使用的是亚砷酸注射液(ATO)。
亚砷酸注射液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
这种试剂对癌细胞具有独特的双重作用。
不同浓度下可能致使癌细胞诱导分化,也可能导致细胞凋亡。
虽然ATO的治疗只能达到约65%的治愈率,但却不会出现耐药性的问题。
王振义随即联系上张亭栋,商讨合作开展研发。
他们将ATRA与ATO联合使用制成口服药物治疗。
结果令他们欣喜若狂。
联合试剂使APL的完全缓解率达到90%,约80%的患者治愈,并且几乎没有复发的情况出现。
这种治疗机制在当时是全球首创性的研究。
然而受限于当时国内专利体制的不重视和不完善,王振义等人并没有对此项药品申请专利。
但他原本就是不看重名誉与金钱的人,因此也可能是本身放弃专利的申请。
后来美国罗氏制药公司抢先申请了专利,如今这种治疗药物在美国售价高达43美金一盒。
而在我国,也得多亏当年王振义的仁义之举,如今仅13元就能买上一盒。
患者连服6盒就可以有效缓解病情。
而且药品也纳入了医保的范畴。
这也使APL成为了第一种可以治愈的白血病。
这项成果虽然没有申请专利,但也不妨碍科学界对它的认可。
王振义因此在1994年获得美国通用公司颁发的凯特林奖。
这个奖项堪称国际肿瘤界的“诺贝尔奖”,而王振义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1996年他获得了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名誉和100万奖金。
2011年更是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如今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振义对接连不断的荣誉和奖金抱有无比平淡的态度。
他一心只想钻研医学科研,将研究成果造福人类。
于是他把荣获的奖金悉数捐出,或用来给学生做科研经费。
电影里的“药神”故事固然感人。
药神可敬,但王振义这样医务工作者才更应该被人铭记。
Coombs C C, Tavakkoli M, Tallman M S. Acutepromyelocytic leukemia: where did we start, where are we now, and thefuture.[J]. Blood Cancer Journal, 2015, 5(4):e304.
梁勇, 宋文秀.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分化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J]. 中国肿瘤, 2005, 14(7):458-462.
Huang M E, Ye Y C, Chen S R, et al. Use ofall-trans retinoic acid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Blood, 1988, 72(2):567-572.
閱讀更多 SMETalk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