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娜·莫多蒂於1896年出生在意大利東北部的城市烏迪內，1913年，莫多蒂隨著父親移民到美國舊金山，在舊金山海灣地區意大利移民社區發起的表演活動的影響下，她開始嘗試表演，並且因為天生擁有一雙黑色的眼睛和略帶異國情調的美貌，使她常常在電影中扮演“蛇蠍女人”的角色，她出色的發揮也讓她成功在洛杉磯和好萊塢的電影業站穩腳跟。1920年的電影《The Tiger’s Coat》是莫多蒂電影事業的高峰。
1917年，莫多蒂遇到了化名魯伯（Robo）的墨西哥畫家、詩人，兩人開始了一段浪漫的愛情關係並一同搬到了洛杉磯。儘管莫多蒂和魯伯一直以夫妻名義生活在一起，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真正的結婚。大約在1920年的夏天，莫多蒂和魯伯進入了一個波西米亞主義的朋友圈，在這個圈子中，他們遇到了裡卡多·戈麥斯·羅貝洛（Ricardo Gómez Robelo，後來成為墨西哥教育部藝術司的負責人）和美國攝影師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誰也未曾想到，因為這一次的偶然相遇，韋斯頓不僅走進了莫多蒂的生活，而且還對她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莫多蒂來到韋斯頓的攝影工作室學習攝影，併成為韋斯頓的模特。很快他們之間就發展出一段充滿激情的愛情，而當時的韋斯頓已經有一個情人——瑪格麗特·馬瑟（Margrethe Mather）。馬瑟不僅是韋斯頓的情人，還是他的模特、藝術合夥人，也是一名著名的攝影師。
愛德華·韋斯頓名作《裸體》，1925年，模特正是莫多蒂。這張照片在2008年蘇富比拍出160.9萬美元。
莫多蒂與韋斯頓。
莫多蒂拍攝的韋斯頓。
在不知道莫多蒂和韋斯頓成為情人關係的情況下，魯伯接受羅貝洛的邀請前往墨西哥工作並開設工作室。1921年，魯伯帶著韋斯頓的照片先行前往墨西哥，準備用他的繪畫和韋斯頓的攝影在墨西哥做一個聯展。但還未完成聯展，魯伯就因天花而離世。1922年9月，莫多蒂在去往墨西哥的路上接到魯伯死於天花的消息。同年3月，莫多蒂在墨西哥國家美術館成功舉辦了魯伯和韋斯頓的作品聯展，實現了魯伯生前的願望。可是不幸的事接二連三的出現，莫多蒂的父親也在這一年離開了她。一連串的打擊讓莫多蒂一度想離開。隨後，韋斯頓關掉他在加州的照相館，帶著長子錢德勒和莫多蒂一同前往墨西哥發展。
蒂娜·莫多蒂拍攝的《百合》，1925年。
來到墨西哥之後，韋斯頓開了一家肖像照相館，開始拍攝蔬菜、昆蟲的特寫照片，以尋求日常物體中存在的難以置信的形狀。此後數年，韋斯頓還以莫多蒂為模特拍攝了大量的人體照片。《女人體》是韋斯頓創作巔峰時期的作品，畫面中的女人便是莫多蒂。韋斯頓的人體作品常常隱去被攝者的面部，這符合他創作的一貫風格----既寫實又抽象。《女人體》在陽光下優美絕妙的造型，使美妙的人體曲線如同棲息的天鵝般的華麗，照片把女性特有的柔軟體態，綢緞般細膩的皮膚表現到了極致。看到攝影圖片中瀰漫著的純潔、寧靜不帶有一丁點雜念的氣氛。同時在韋斯頓的指導下，莫多蒂也成為一名頗有造詣的攝影師。
墨西哥大革命結束後興起的民族現實主義藝術革命將墨西哥藝術推到了世界藝術舞臺的中心。當時前衛知名的藝術家也包括迪亞戈·里維拉、弗裡達·卡蘿等，他們經常聚在一起開舞會、討論藝術和革命。一些留歐的藝術家將全新的藝術風格帶回墨西哥城，他們有志於在本民族的歷史、傳統與身份之上開創一種具有墨西哥特性的美學。因此莫多蒂迅速進入到了一個充滿前衛藝術、政治氛圍的社交圈。儘管莫多蒂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但是她仍然熱衷於關注那些需要理性思維的事。在墨西哥的這段時間，成為莫多蒂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莫多蒂不僅在攝影上得到提升和綻放，還與墨西哥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們相遇。更重要的是，莫多蒂在這裡遇到了墨西哥共和黨人，從此她的焦點逐漸轉向革命。
韋斯頓教給莫多蒂最棒的攝影技巧，但是莫多蒂的思想和意志卻比韋斯頓更加堅強。在墨西哥生活期間，韋斯頓被墨西哥的風景和民間藝術所感動，沉迷曲線玲瓏的人體、靜物、為藝術而藝術的探求過程中，他創作了更多的抽象作品，他曾為馬桶拍過一張精美絕倫的照片，他認為代表他最高成的攝影作品是一個靜物特寫《甜椒，第30號》。“啊，這是張完美無缺，挑不出一點毛病的照片。拍的是甜椒，但又絕不僅僅是一個甜椒……這裡邊的抽象部分，已經超出題材本身的涵義，將人帶入一個超出感覺世界以外的新的境界之中，把現實世界的內核，明確無誤但又神秘莫測地顯露了出來……”莫多蒂卻認為，說出花來，不還是個甜椒嗎！與韋斯頓相比，莫多蒂更願意將鏡頭對著農夫、民女、步槍子彈，她把攝影當作一種生活方式，作品中透著政治慾望，她開始關心政治，參與政治活動。兩人的創作風格逐漸發生變化。
1925年，莫多蒂加入國際紅十字會。在政治上更加積極的莫多蒂，決心將時間用於政治事務和革命事業。這一次，她和韋斯頓決定分道揚鑣。原因是他們在攝影方面有著不同的野心和相似性，韋斯頓喜歡把普通的物品變成美麗的東西，而莫多蒂則是一種記錄社會變化的方法。她的創作風格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熟，擁有了自己的視覺語言，比如她對建築內部、花朵和城市景觀進行的正式實驗，尤其是她對農民和工人形象的抒情表達。莫多蒂拍攝的“Workers Reading El Machete”就是反映當時墨西哥工人生存現狀的。1923年至1930年，莫多蒂拍攝的墨西哥工人和海外革命者的棕色肖像十分浪漫，並且畫面中充滿美麗、堅強和理想。她的研究對象不僅僅是一個符號，而是真實的人。這些照片讓人感覺親密而真實，她用優雅的現代主義彌補了明顯的象徵意義，留下了令人矚目的形狀、形式和紋理。1924至1928年，莫多蒂在墨西哥城公共教育秘書處拍攝了數百張里維拉壁畫的照片，成為墨西哥壁畫運動的首選攝影師, 記錄了喬斯 · 克萊門特 · 奧羅斯科和迭戈 · 里維拉的作品。1929年12月，墨西哥國家圖書館為莫多蒂舉辦了一個回顧展「在墨西哥的第一次革命攝影展」，作為攝影師她的職業生涯達到了高峰。也是在這段時間裡，莫多蒂遇到了幾名政治激進分子和共產黨人，其中包括三名墨西哥共產黨領導人：澤維爾·格雷羅，胡利奧·安東尼奧·梅拉和維托里奧·維達利。不久之後，莫多蒂加入墨西哥共產黨。這一時期莫多蒂的作品更加具有政治動機，她的照片開始出現在墨西哥民俗雜誌，以及德國共產黨的刊物上。
蒂娜·莫多蒂拍攝的《工人遊行》，1926年。
蒂娜·莫多蒂拍攝的《墨西哥革命》，1927年。
蒂娜·莫多蒂拍攝的《子彈、玉米與鐮刀》，1927年。
蒂娜·莫多蒂拍攝的《扛著水甕的婦女》，1927年。
蒂娜·莫多蒂拍攝的《舉著旗杆的婦女》，1928年。
蒂娜·莫多蒂拍攝的《讀報的工人》，1929年。
蒂娜·莫多蒂拍攝的《特萬特佩克的婦女》，1929年。
莫多蒂在墨西哥圖書館的回顧展「墨西哥第一次革命攝影展」，1929年。
墨西哥攝影師曼努埃爾·阿爾瓦雷斯·布拉沃（ManuelÁlvarezBravo）將莫多蒂的攝影職業生涯分為兩大類：“浪漫主義”和“革命主義”，這也是莫多蒂從韋斯頓助理向共產黨員身份轉變產生的結果。莫多蒂認為，攝影是一種恰當的藝術形式，而獨裁者波費里奧·迪亞斯不喜歡這種過於真實反映生活的藝術形式實屬正常。但對於革命者來說，攝影是一種便攜且直接的表達方式，它可以向世界展示墨西哥人的真實生活。面對殘酷的獨裁統治，墨西哥藝術家們用藝術之槍打出了一顆顆具有革命勇氣的子彈。
莫多蒂拍攝的梅拉，1928年，這也是梅拉著名的肖像。
梅拉和莫多蒂，1929年。
當時報紙上關於梅拉謀殺的報道。
在莫多蒂與墨西哥共產黨領導人建立聯繫之後，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經濟和政治矛盾正在加劇，其中包括加大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鎮壓力度。1929年1月10日，莫多蒂和梅拉在街上遭遇暗殺，殺手在嚴密的保護下逃之夭夭，莫多蒂被當作嫌疑人立即逮捕。當時墨西哥政治警察企圖把莫多蒂牽扯進來，為此還發布了韋斯頓拍攝的裸體照片，一時間輿論譁然。後來隨著反共運動愈演愈烈，1930年莫多蒂被驅逐出境，與此同時，莫多蒂也放棄了攝影，開始流亡柏林、瑞士。1931年搬到莫斯科後，莫多蒂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此後數年，莫多蒂代表國際工人救濟組織在歐洲的共產主義國家進行各種任務。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時，莫多蒂和她的丈夫維托里奧·維達利（Vittorio Vidali)從莫斯科到西班牙，期間結識了智利詩人聶魯達。1939年西班牙共和運動崩潰後，莫多蒂和其他左派分子以假名返回墨西哥。直到1941年得到政治庇護，莫多蒂才重新獲得了自己的真名。
1942年1月5日，莫多蒂被發現死於一輛出租車裡，死亡細節卻並未公佈。當時流言四起，其中一種說法是，莫多蒂離開聶魯達在墨西哥城的家，因心臟衰竭死在了出租車上。但是在得知莫多蒂死亡的消息時，迭戈·里維拉認為是維達利策劃了整件事，原因是莫多蒂可能對維達利在西班牙的活動“知道的太多”而遭滅口。當時報紙整版刊登聳人聽聞的汙言穢語，他們稱莫多蒂是“來自莫斯科的神秘女人”。更令人不解的是，在莫多蒂死亡證明中的職業一欄中寫著“家庭主婦”，沒人知道這些奇怪事情的原因是什麼。
聶魯達在他的自傳中寫道：“卡洛斯少校（當時維達利的名字）和我正在為她那小得可憐的遺體守靈，少校圓睜著發紅的眼睛怒吼。蒂娜躺在她那流亡者的小小靈柩裡，像是蠟制的。而我面對聚集在她房間裡的所有人的哀痛，只能無奈地保持沉默。”
作為20世紀最傑出的女攝影師之一，莫多蒂的一生無疑是一場刺激的冒險。45年的韶華，寫滿了愛情、攝影和革命。莫多蒂因愛情拿起相機，又拿著相機參與了革命，她是一個多才多藝、勇敢無畏的女人，在她人生的不同階段，她可以為她所處的世界提供更多的東西。如果要給蒂娜· 莫多蒂貼上標籤的話，那麼她既是好萊塢女星，也是韋斯頓的情人，既是著名女攝影師，也是被指控犯有謀殺罪的間諜，除了這些，她還是一名優雅的、充滿魅力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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