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浦峰來說，可能一切都源於巧合。
一場巧合讓他成為了一名攝影記者，將他“從深淵裡拉了上來”。那時在廣州的一間商業攝影工作室待得很鬱悶的浦峰，甚至產生了悲觀的自棄念頭——已經準備放棄攝影打包回老家。某一天翻看報紙時，他看到了《新京報》創刊招聘攝影記者的消息——那是一個地理欄目，在他的想象中，正巧滿足他想要到處走走看看並且拍攝照片的願望。投了簡歷之後，他被錯當作文字記者招進去，又幸運通過了攝影記者的試用期，就這樣誤打誤撞地，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與相機為伴的日子。
另一場重要的巧合發生在《新京報》正式創刊的前一週。北京的一場鵝毛大雪過後，報社的所有人都出動去拍雪景，浦峰也不例外。他騎著自行車從南三環的住處出發，向位於永安路106號的報社方向行進。在即將到達報社的最後一個路口時，他偶然抬起頭來，看到被白雪覆蓋的紅色信號燈正閃爍著，像極了兩隻正凝視著他的紅色“眼睛”。他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天的日期，《新京報》試刊的第一天——2003年的11月7日——因為那一對“血色雙眼”成為了他在《新京報》拍下的第一張照片，也是他延續了十幾年至今的《笑臉》系列作品的第一張照片。
今日回想，這些被命運安排的“巧合”或許清晰可見，但在昔日卻很難尋覓線索。這個“挽救”了他並使他找到生命的歸屬的職業，2003年時入職《新京報》的“超級大運氣”，甚至讓他在日後遇到挫折時懷疑好運已在那時用盡。與此同時，浦峰一直孜孜不倦地捕捉著那些呈現於視覺上的“巧合”——那些他對城市與世界的理解，隱藏於快門按下後的“完美瞬間”之中，準確，細膩，沒有一絲多餘。而這些照片終究流向哪裡？又對誰產生意義？
2003年的11月7日，浦峰在報社門口拍下的”血色雙眼“。他說，如今看來好像並沒有那麼像了。
從城中村獵德到永安路106號
浦峰在獵德的時候，那裡是廣州當時最有名也最亂的城中村。那時候，大學念工商行政管理的他謀生的主要手段從剛畢業時候超市的系統維護員，到廣州一個商業攝影工作室的學徒——大學畢業後他對攝影的憧憬與遠行有關，才擺脫了維護員的編程工作，託朋友找到了這樣一個與攝影有關的工作。與想象中不同，攝影工作室只允許他做一些輔助工作，幾乎沒有任何實操的機會，也因此難以得到攝影實踐上的積累，更別提像《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師那樣走南闖北。“在廣州的那一年半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個低谷。”
浦峰去《新京報》之前拍攝的照片。雲南，2002
為了生計奔波之餘，浦峰在休息的時候會騎車自行車到處轉，嘗試著拍些東西出來。而獵德，那個他每天都要從工作室往返的住所，南漂族的聚集地，卻沒有被他通過相機記錄下來。“我在那待了一年半，可是我沒拍。”今日回憶起來，他的語氣裡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也許是那時候還不懂什麼是紀實攝影，或是還沒開始意識到攝影對於自己的特殊意義，和許多初級攝影愛好者一樣，他的視線被遠方的“詩意”所佔據。而那個擁有著祠堂、小河、各種違建樓房的城中村，今日看來真正的值得記錄下來的，卻被他手中的相機遺憾地錯過了。
雲南，2002
直到他發現報紙上那篇招聘廣告，他“只拍過幾個膠捲，而且都是亂拍的”。帶著從工作室“偷”的幾張老闆不要的廢膠片作為面試作品之一，他碰到了與他一樣欣賞先秦時期歷史的南都經濟部主任，並因各自對於歷史的喜好相投而被順勢推薦到了《新京報》。那一趟北上的無座火車旅途上，他還買了本新聞攝影教程沿路翻閱。這樣的興奮一直持續到填寫入職表格——發現被錯當成文字記者招進來的浦峰硬著頭皮找到攝影部的負責人去面試，爭取到了一個月的試用期。“你覺得一個月之內能學會新聞攝影嗎？我自己也知道，一個月之後我肯定回老家。”不過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一個月之後，他留下來了。那一個月內，他與所有攝影記者同步拍攝了三組照片，每次結束後大家都將照片拿出來比對，在這個過程中，浦峰形容自己“正兒八經是醍醐灌頂那個詞”——促使他從“菜鳥”到“頓悟”的過程的，以及對他今後的攝影之路產生了影響的人，正是當時《新京報》熟悉通訊社風格的副主編儲璨璨，以及對影像有著精準把控的攝影記者李鋒。直到今天，他細膩的畫面風格中，似乎仍能窺見他攝影啟蒙時期的某種延續。
《笑臉》：一輩子的專題
“今年，突然有了兩個夢想，第一個，想成為世界上拍攝笑臉最多的人。這個靠自己的腳和眼睛，我相信應該能完成。第二個，想聚集世界上都喜歡笑臉的人，一起完成一幅Cityface世界地圖！這個就得靠大家。” 2015年，浦峰在自己的一篇博客中這樣寫道。
2009年之前，浦峰從未主動尋找過這些隱藏在城市各個角落的“笑臉”。在那張紅燈組成的“雙眼”被拍下後，他依舊如往常一樣給報社拍攝新聞圖片，日常工作之外還未延伸出相對集中的個人偏好。那時候的報社裡攝影記者眾多，浦峰得到的任務很少，因此他最大的動力就是拍攝報紙天氣版面的“城市表情”欄目投稿——這個被定位為拍攝風花雪月唯美類照片的小版塊，只需要仔細觀察和發現就可以完成，還可以增加稿費。浦峰拍攝它的時候很有競爭意識，異於他人地興奮和勤奮，以至於最後他稿費收入的三分之一都來自於此。
之後的幾年內，偶爾他會抓拍下來一兩張“笑臉”，但直到2009年，他才開始有意識尋找這些散佈於城市中的視覺巧合。來自國外的一些拍攝“笑臉”的照片通過微博和博客流傳到他的電腦屏幕之上，他才意識到“自己也拍過”。也是在那一年，浦峰的孩子出生，壓力很大，在心理上沒有那麼充分準備的他也藉此慢慢緩解自己的抑鬱心情。
“性格是改變不了的。”浦峰對於這樣的觀點似乎很篤定，就像他很清楚拍攝這些“笑臉”是自己“一輩子的專題”一樣。拍攝“笑臉”照片的過程，是他緩解自身壓力的“解藥”。網絡上的投稿或周圍人的鼓勵讓他想要將這種快樂的東西分享給更多人，作為悲觀主義者的他更深知這樣做的重要性。現在，浦峰更傾向於用手機拍攝這些“笑臉”照片，因為GPS定位可以準確定位這些照片拍攝的地點。他在博客中提到的“Cityface”類似於呼籲更多人參與的笑臉地圖，如果有這樣的技術支持，又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起拍攝，則“整個地球上到處都能連成一張笑臉”。
拾城：一個人與一小群人
一個人在堅持做一件的時候，總會不自覺尋找志同道合者一起行進，在紀實攝影這件事情上，浦峰也不例外。2015年的愚人節，浦峰與其他九人一起成立了“拾城”，一個專注於中國本土化影像的非盈利攝影師聯盟。挑選了這個日子，在他看來，是“當時也沒想著它能做成什麼東西，就是大家在那一天以’玩’的心態做一件認真的事。”而他的初衷，則是將像他一樣用紀實手法拍攝中國城市的攝影師們電腦中塵封的照片，都有一個地方集中展示出來——那些只能發在朋友圈或者埋沒在電腦裡的單幅影像，需要一個“自己的平臺”讓更多人知曉。“現在有話語權的是屬於我的上一代的攝影師，我們這一代在中國是很沒有話語權的，所以現在攝影師要跳出來其實是很難的。”更是因為，當下所有的平臺都在發表圖片故事和專題，根本沒有單幅影像的傳播空間，而紀實攝影師的數量又比上一代多了無數倍，想要“跳出來”則更加困難。
這個目前由攝影師成員、圖片編輯和志願者組成的團體，每週三都會在公眾號中發佈成員們最新拍攝的照片。以這樣的更新頻率，哪怕是盡力在拍，有時候也不能保證圖片的質量，這些“所謂中國優秀的青年攝影師”因此收穫不小的質疑。而在浦峰看來，絕大部分人因沒法設身處地地思考而會忽略掉的事實是，“即使再頂尖的攝影大師，也不可能每週都出精品”。更為重要的反而是，在這個即使影像變得“卑微”的時代裡，中國有這樣一批攝影師一直在堅持做這種紀實類的攝影，並且，本著這樣的態度，他們以極高的頻率以攝影師的身份活躍在自己的城市之中。如果以年為單位來回顧這些成員們的拍攝歷程，則揀選出來的照片才能夠真正代表這些攝影師們的圖片質量。
不過，如同每一個把人凝聚起來的組織一樣，拾城也經歷過成員的流動，而浦峰自己也經歷過不少悲觀的情緒。由於其非盈利的特質，拾城依舊是一個相對小眾的平臺，這意味著它所能覆蓋的傳播途徑依舊有限。矛盾的正是，也因為這樣的“有限”，使得這樣的一個平臺能夠儘可能不受干擾地給年輕一代攝影師提供傳播他們理念與作品的空間。
煙囪的心。
對話浦峰
界面影像：做攝影記者會不會影響到你自己的情緒或者對待事物的看法？
浦峰：會。以前老想參與重大事件，現在比較無所謂了，特別是悲情類的事件。其實很多事情根本幫不上忙的。參與到類似馬航這種事件之後，雖然是一個記者，但根本就是無力的，自己能做的就是拍下來，然後看著他們在那裡哭、傷心。社會上那些雞零狗碎的事情，比如朋友和我說哪個小區發生了一個什麼糾紛，希望媒體去幫一下，但這樣的事情太小了，社會新聞中基本不怎麼報了。稍微敏感一點的，也不讓發。因此就把悲觀的情緒一直壓到自己的心理，舒緩不了。這個職業是我喜歡的，因為排除拍這些（悲情的）東西，還是可以拍中國的現狀，這個是我最喜歡拍的東西。
界面影像：和現在比，2003年《新京報》剛創刊的時候，照片對人們來說會不會還算是相對重要的？
浦峰：十年前都還算是重要的，那時候是攝影的黃金時期。
界面影像：現在很多媒體很看重視頻方向的報道，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浦峰：很多年前說讓我轉去做視頻什麼的，我一直抗拒，還是喜歡拍照片。我現在知道很多事需要視頻才能拍出來，圖片肯定有侷限性，比如傳播的時候，事件本身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必須有視頻才能呈現這個過程，照片只是其中的某一個環節。
界面影像：你曾經說你很喜歡拍攝單幅照片，現在依舊如此嗎？你覺得單幅照片的魅力在哪？
浦峰：現在還這麼覺得。我喜歡拍攝單幅照片可能是受到“決定性瞬間”的影響。我認為“決定性瞬間”就是照片裡的每一個細節都考慮清楚，都到達了一個完美瞬間的時候按下快門。畫面裡每一個部分都是你需要的東西，構圖和元素沒有任何累贅。
很多成名作，或是攝影比賽裡的作品，都是系列照片，但給你印象最深的還是其中某一張照片。想要講清楚一個故事，一張照片肯定不夠，但如果交流或者網絡傳播，那麼就是一張照片。很多的專題照片是由單幅照片組成的，比如馬格南的很多攝影師的畫冊，所以要先把單幅拍好——我拍的都是單幅，但等到有一條線把它們都穿起來的時候，就成為系列了，所以對於這種專題來說，把單幅拍好，專題就會出現。現在所謂的“專題”，其實是故事。
踢“球”。
界面影像：很多人拍一組作品可能很快速，也有些人會花很長的時間進行拍攝。你對“好作品”有沒有自己的衡量標準？對你自己的作品最終流向哪裡又怎麼看待呢？
浦峰：對於影像的東西我越來越疑惑了。現在人們拍東西，幾個月都算長的，基本沒有幾個人在專門拍專題，短平快的居多，深度類的很少，除了專門做展覽的那些攝影師。那些真正的自由攝影師，也有目的，就是為了做展覽，走畫廊那條路。
現在，我越來越覺得，這些影像最終拍的都是自己。跨度很長的專題，肯定就得不停地拍，比如《笑臉》這個專題。將這些照片發佈在公眾號之類的已經可以滿足我了。如果以後有人覺得這個東西好，想把它做得更大，我當然也不介意，但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對我來講也無所謂。《笑臉》這個專題內容相對淺顯，不大可能走藝術市場的那條路，這個我有自知之明，除非換一種更深的展示形式。現在我也不會考慮太多它的未來發展，純粹是因為個人喜好，才會堅持拍攝。
界面影像：如果一直在尋找“表情”或是“笑臉”之類的，會限制自己尋找拍攝角度的可能性麼？
浦峰：這個不會，《笑臉》畢竟只是我的一個選題，紀實攝影才是我最想要尋找的。
界面影像：你對中國城市的印象是怎樣的？
浦峰： 我這個人不太限制自己是在哪個城市，而是無論在哪個城市我都會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我肯定會懷念自己小時候的生長環境，近幾年自己其實特別想回老家，這種漂泊沒有根的狀態，讓自己這麼多年都會一直考慮這件事情。其實我在北京沒有那種類似發小、大學同學的朋友，幾個好朋友都是報社的。
界面影像：有沒有想著回去拍拍自己的家鄉？
浦峰：我這幾年一直在拍家鄉，特別是拍我自己的家。我的家在無錫的農村，但很早就已經城鎮化了，現在正面臨第二次城鎮化，相當於要拆遷，老房子要變成高樓。我現在對無錫唯一的情感就是老家，拆完了以後就全部變成陌生的了，根本就沒有歸屬感了。這幾年每次回去我都要拍一下，那些村裡的場景，或是新蓋的樓的場景。做了那麼多年攝影，到最後對我們來說什麼也不是。可能這個笑臉是我的，拍的家鄉是我的，其他東西，如果不是一個名人，那麼過了五十年後，發完朋友圈，就全是垃圾。現在拍照的人多了去了，根本沒有任何意義。我越來越覺得攝影這個東西，到最後也就是對你自己有意義。
界面影像：攝影對你來說是什麼？
浦峰：攝影是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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