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姿毕业自圣安德列初级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行销学系。她在大学时期就开始编写歌曲，之后签约华纳音乐公司，从2000年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开始，迅速在多个华人音乐市场走红。
本文摘自《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怎麼新人现在都那麼笨？」
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吴宗宪在录影棚里当著大家的面脱口说的这句话，像个热辣辣的巴掌刮在我的脸上，刺痛了我的心。
这句话，成了我学习双语的转捩点。
那是我第一次上吴宗宪的综艺节目。他冷不防问了一个我不太听得懂的问题。情急之下，我想起唱片公司在我上节目前给的贴士（编按：小提示）—被问倒时就给一个答了等於没答的无聊答覆，於是便照搬了。
我本来以为，大家哈哈大笑后话题和焦点就会转移。怎知道，我的无知却被吴宗宪一眼识破了。
那次惨痛教训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我不是一个没有脑的艺人。我不要再盲目听从别人的建议。我要主宰自己怎麼想、怎麼说。我也决定下苦功，努力尝试把想说的话，从英语转换成华语，再以华语表达出来。我非得让我的华文进步不可。
我并不是在歌手生涯起步时就意识到有必要加强双语，而是在离开多元语言环境的新加坡后，才意识到掌握华语的重要。
我生长在一个双语的家庭里。父亲受华文教育，母亲则受英文教育。记得从四岁起，母亲每晚念英文儿童故事给我听。我们在家里讲华语，跟阿嬷就讲潮州话。
爸妈把我送到有传统华校背景的南洋小学。我念的中学则是传统英校，中一中二在圣玛格烈中学，中三中四转到莱佛士女中。中学时期，我比较常讲英语，一方面是因为同学当中有马来人和印度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讲英语比较「酷」。
我尤其喜欢上英国文学课，爱陶醉在莎士比亚和乔叟的作品中。华文课则不太能够引起我的兴趣，华文课似乎跟我的生活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爸妈担心我会忽略中文，而聘请了一名来自上海的补习老师。他们请她别让我做历届考题，而是引导我欣赏中文。她让我读散文和诗词，制造了一个学习中文的环境。所以我的双语是有点底子的。但我开始在台湾工作时，却发现中文「到用时方恨少」。我的华文掌握不算糟糕，但对於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不足够的。
在新加坡讲话，你可以中英文掺著使用，别人也完全听得懂你说什麼。但在台湾，台北人多数只讲国语，我也必须只讲华语。对我来说，用华语说完整的句子，一点都不容易。我在台北这个单语环境生活，就算像搭巴士或到超级市场购物的小事，也必须懂得听和说华语。我深切地感受到加强华语的迫切性。
起初这是个艰辛的过程。有时，我几乎好想跑回新加坡，回到那个可以用一个我完全熟悉的语言沟通的国度。烦闷和排斥不时涌上心头。但我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唯有这样，才能让别人听得懂我的意思。
身为歌手，我经常需要用华语来回答媒体记者的问题。我必须谈我自己、谈我的性格和兴趣是什麼。开始时，唱片公司找了一个人帮我设计答案，并训练我如何用华语回答这些问题。起初我很配合，但后来我认为我必须找回自己的声音，给自己想出来的答案。我发现一个窍门，就是先在脑子里组成华语的句子，再慢慢地、清楚地把它讲出来，这样就行了。
现在，我虽然还是比较习惯阅读英文和讲英语，但讲华语已基本上不是问题。我生活中用英语，工作上用华语。拿到一首新歌的歌词时，我可以马上投入中文歌词的意境里，不必先把歌词翻译成英文。开口讲华语时，也不必先用英语在脑子里想。
掌握了华文之后，我开始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大陆朋友和同事在一起聊时事或历史时，我会想参与。我想了解中国为什麼会发展成今天的中国。
我吃过不懂得善用语言的苦头，可以体恤单语族的无奈。我希望懂得双语的新加坡人，在跟英语不如我们流利的人交流时，能够保持谦虚。我在大陆的保镖对我的英语驾驭能力感到敬佩，而我也同样欣赏他们的华语能力。他们很想多认识新加坡，而我也很想认识中国。
我的歌唱事业之所以能跨越国界，有赖於我身为新加坡人的适应能力。新加坡人善於适应，只要他们处在某个环境中，他们就能适应。例如我有两名旧同学，以前除了上华文课之外完全不用华语，但被派到上海工作后，她们现在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我不认为，为了事业而逼自己学华语，就等於是在淡化自己的文化和身分认同。我们还是没变的。我们读跟以前一样的书、玩一样的游戏、看一样的电影，分享一样的笑话。我们丧失自我了吗？我不认为。我们只是适应过来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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