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文明》系列第4篇：中国“司法”先祖，4000年前就提出了“民主宪政”思想
皋陶，先不说他是谁了，有没有不查度娘，就能一口读出它的正确拼音的？不关注中国历史的，我估计多半不知道它的正确读音。他叫“gāo yáo”,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司法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4000年前舜帝钦命的司法官，也是舜帝最核心的幕僚之一，正是这位先祖，开创了一系列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法理思想。
通过前两篇的简述，大家知道舜帝承接尧帝的衣钵，主要的使命就是通过“和”的方式推广“德”“天”思想，强化尧帝建立的华夏共同体。当然推广“德道、天道”，对于万邦来讲都是利大于弊的，也是通过大多数邦国协商一致形成的强制性规章制度，但是推广过程中难免遇到不接受或公然反抗的，这就需要构建“强制执行机制”，即：建立司法。皋陶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司法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为华夏共同体制定了诸多先进的法度。
首先，关于刑律的制定和执行，他提出两个核心理念，即：“以刑弼教”和“刑期于无刑”，这两个理念，至今都在延用。通俗的讲，就是：刑罚的目的不是惩治，而是辅助教育，刑和教是相辅相成的，刑的最终目的和教是一样的，天下人人都遵守礼义廉耻，最终没有可刑之人，刑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他强调掌握强力机构的君王或管理者，不能迷恋于刑，而荒之于教，应当尊重和发挥各种伦理规范的作用，引导和实现民众的自主治理，尽量少用刑，教为主，刑只是辅助，在基层应该更加重视“人伦五常”的教化，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只有在社会最小单元-家庭成员之间达到和谐相处，整个大社会才可能达到和谐共荣。刑是相对于不守教化者而立，旨在通过反面向民众揭示什么才是对的，短期内不易实现无刑，但司法者和治国者应当有这样的意识。关于这个理念阐述，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记载：“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不犯于有司。”
第二、他提出“道德”和“权力”应该相匹配的法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厚德载物”，上至万邦共主，下到普通百姓，你执掌的权力必须与你的道德匹配才符合天意，有多大的德行配多大的权力，否则就是逆天行事。他把德概括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具备三德有资格做大夫，六德可成诸侯，王必须拥有九德。“德”与“位”相匹配，它的意义在于，让人事治理变得更简单、客观，一个人合不合适胜任这个职位，首先看他的德行够不够，德行不够就pass,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样你拥有的荣誉、权力和地位，是通过你的德行换来的，不是拿钱买来的，也不是君王恩赐的，它们不依附任何外力，除非你的德行不够了，否则没有人能剥夺你拥有的这些，这和封建有着质的区别。
第三、他提出了“天工人代”的天道治理理念，通俗的讲，就是为了使得天下治理有效公正，就必须依照天意设立几种必要的官职，这些官职君王没有兴废的权利。“德位相匹配”和“依照天意设官”是“虚君共治”理念的核心支柱，为防止君主独裁而立。治理国家需要的官职是客观的，能胜任官职的人也是客观的，不因君王的意志和喜好而随意变化，君王的作用只是辅助实现这些对应关系。
第四、提出“天叙有典，人法天道”理念，他讲人世间的一切秩序都是依据上天的安排而客观设立和存在的，这些客观规则高于任何人，人是受命于天，效法天道而行，能代表普遍人性的诉求就是天道，万民为天之耳目。这一提法也有多重的宪政意义，首先、强调客观规则高于任何人；其次、强调客观规则合乎天道，具有正当性，那些依据个人喜好或激情而设立的规则不具有正当性；第三、赋予人民监督的权力，君王或管理者必须接受万民的监察，强调普遍的人性诉求能反映天道，君王或管理者推行的制度合不合天道，具不具备执政的正当性，观察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拥戴接受，还是反对便知。
先祖皋陶，以其卓越的法理思辨，为探索华夏共同体的有效治理殚精竭虑，他所强调的优良治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包括王在内的任何人，都必须虔敬地尊重和遵守客观规则”，至今读起来都闪耀着人性和宪政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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