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磊
每當提到北愛爾蘭，很多人腦海中想到的往往是聯合派與民族派之間在宗教、政治問題上覆雜、矛盾的糾葛，抑或是它那被稱為十大自然奇觀、八大難以置信的岩石美景之一的“巨人之堤”。而一提到那裡的音樂，也往往便是那些聲線空靈飄渺的女聲，還有那沒有踏板、卻有著獨特清音的凱爾特豎琴。這當然都是合理的想象北愛爾蘭、或者北愛爾蘭音樂的方式。不過，想象不必只有一種，北愛爾蘭的一些新銳古典作曲家，如布萊恩•歐文（Brian Irvine，1965- ）、迪爾德麗•葛瑞賓(Deirdre Gribbin，1967- )、埃德·班納特（Ed Bennett，1975- ），都紛紛在以全新的方式打破、重寫著我們對於北愛爾蘭音樂既定、固化的想象。其中，埃德·班納特自身的背景、音樂創作的來源、音響的特徵又使他尤其顯得“另類”與“格格不入”，屬於“非典型”的北愛作曲家。不過正是因為這一“非典型”性，在我看來倒顯得格外珍貴，因為文化本來就應該是多元、多樣的。
班納特於1975年出生于貝爾法斯特南面的道寧郡。很多人都聽過的那首著名的民謠“道寧郡之星（Star of the County Down）”描述的地點正是這裡。當時，北愛爾蘭的政局仍然詭譎多變，政治上的騷動依然此起彼伏。不過，幸運的是，這些騷動主要集中在貝爾法斯特、德里（英國人稱這裡為倫敦德里）這些城市，班納特本人所處的道寧郡海濱小鎮因為與世無爭，竟然成為了危島中的世外桃源，讓作曲家可以度過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安穩的童年。
不管是因為他成長的環境，還是因為全球化對世界各地（當然也包括北愛爾蘭）傳統產生的影響，作為作曲家的班納特似乎總有一種對於“別處”、“別種”聲音的迷戀與嚮往。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他對北愛爾蘭的民謠、民歌傳統完全沒有興趣，反倒將目光投向兩個方向：一是隔海的英國與歐洲大陸，另一個則是美國的東海岸。他也從來不會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純粹”的古典音樂家，而是將搖滾、爵士、自由即興、極簡主義、視覺藝術、電影、電視、互聯網等形形色色的、或音樂或非音樂的東西自如、恰切地融入自己的音樂語言之中，形成一種既感傷、又幽默，既恐懼、又詼諧的複雜音響效果。
班納特在2004年創作、並在哈德斯菲爾德音樂節首演的作品《我那些壞機器》便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作品的靈感其實來自於作曲家童年對巴里遊樂園的記憶。當時，巴里遊樂園是一個很大的拱形建築，裡面充滿著各種各樣詭異的機器——大笑的警察、機械的算命先生、測力氣的機器、鬼火車等。它們無疑為童年的班納特帶來了無窮的樂趣，也提供了豐富的想象力來源。然而，巴里遊樂園後來因為常年失修，最終被廢棄掉了。不過這並不能讓班納特忘記或者抹殺自己濃濃的“鄉愁”，反而在他每次有機會經過舊址時，總會產生一種有趣的幻覺。那裡的一切都似乎仍然栩栩如生，那裡由那些有“人”氣的機器的嘉年華似乎仍然在不間斷地、不受任何阻礙地進行著。在他看來，最好笑的是，除他之外的其他路人竟然完全不以為然，竟然真的以為這已經是被廢棄的荒地而已。正是在這一靈感啟發下，《我那些壞機器》便應運而生了。起初由絃樂、薩克斯輕奏的音響讓人感覺到一種身處幽暗之中的“噓”聲，給人一種刻意營造“寧靜”、“無事”的自我暗示。而鋼琴與打擊樂器從間歇性的突然重擊到後來持續性的連續敲擊，則讓人感覺到一種隨時、即將被侵略、被侵犯的恐怖（不過似乎也是某種快感）。接下來的薩克斯的嘶喊與鳴叫，無疑體現了這種面對危險時愈來愈強烈的恐懼與焦慮不得不外化的現實。然而，樂風后來又轉向了寧靜，連鋼琴都變得不那麼具有對抗性了，每一次敲鍵都顯得沒有任何攻擊性與殺傷力，這也導致絃樂與薩克斯也不再那麼緊張兮兮，而是與其開始了比較溫柔的合鳴，一直到樂曲結束。這從緊張對峙到後來和解的氛圍營造，確實扣人心絃。如果說這裡講了一個故事的話，那麼最有可能的就是班納特對於自己童年頗具刺激性的“重現”與“二次想象”：他與小夥伴們晚上被“鎖”在那座“廢棄”的遊樂園裡，聽到外面有“砰砰”的敲門聲。他與小夥伴們極力讓自己相信，那只是風，只是風，而不是哪個恐怖的力量或存在！
到了2007年的《動畫音樂》，班納特創作的靈感從童年的再現轉向了美國流行文化，即動畫作品《嗶嗶鳥和大笨狼》。正如這部作品一樣，班納特的音樂也是結合了進攻性與喜劇的因素。薩克斯低吼或尖叫著通過充滿節奏感、但也是崎嶇不平的地形。薩克斯的彈鍵，再加上打擊樂者的重擊，都在在營造著這樣一個情景：一個動畫人物在前面拼命奔跑，後面有一個拿著巨大蒼蠅拍的人在死死追趕著。如果他哪怕停下來一秒鐘，都有可能被打中。所以，這種奔跑、躲閃的行為只能沒完沒了地持續。弔詭的地方就在於，如果你認為前面奔跑的動畫形象是真的害怕，那就大錯特錯了。不論後面追擊的人多麼暴力，多麼恐怖，多麼具有威脅性，前方的人其實並不真正畏懼，也永遠都不會真正被傷害到。前後兩人似乎沉浸其中的恰恰是這種“追趕”與“被追趕”的快感與愉悅。事實上，真正的恐怖是在作品的後部，那時一切的眾聲喧譁似乎都已經結束，沒有沒完沒了的躲閃，樂曲處處體現的恰恰是一種靜寂與神秘，間歇有爆炸性的中斷。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之前以恐懼包裝的詼諧到此終於讓位於一種真正的嚴肅、也是一種真正的恐怖，那就是：當我們誤以為一切都已經正常、祥和之時，真正的危險才剛剛開始。
與《動畫音樂》相比，2010年的《定格音樂》無疑將這種對動畫的執著往前更推進了一步。據班納特本人說，他的靈感主要有三個：美國動畫大師奎氏兄弟、捷克動畫大師楊·史雲梅耶、英國歐普藝術家布里奇特·路易斯·萊利。與相對抽象的歐普藝術相比，前兩者對班納特的影響明顯更為直接。事實上，前兩者的定格動畫確實在今天看來仍然充滿了妙趣，即通過逐格地拍攝對象然後使之連續放映，從而產生彷彿活了一般的人物或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奇異角色。而充斥這些動畫的角色往往是破敗的玩偶、金屬與冰冷的材質，這同樣也讓班納特迷戀不已。事實上，他在作品中呈現的也是類似於《楊·史雲梅耶的櫥櫃》、《鱷魚街》一般的意象與場景。從一開始，電吉他和長號便一次次被粗魯決絕地打斷，形成一個又一個連續的“定格”畫面，這無疑給人一種時間層面的碎片感，營造出一種不真實的、令人頭暈目眩的情景。到了後來，“織體”感終於出現，不過這也有它必要的代價，那就是定格之後不再繼續流動，而是永遠原地不動，此“格”永遠是此“格”。在音樂效果上，我們感覺到的是一種偏執、野蠻、持續重擊的多節奏機器轟鳴之聲。瘋狂的原地踏步成為了新的秩序，這種秩序何其可笑，何其恐怖。到了最後，這種可笑的“秩序”終於變成了徹底的“無序”。絃樂強烈、持續的摩擦音、長號發出的惡劣的呼吸聲終於成就了一個完美的、聲響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說之前的幾部作品都以較為刺耳的“噪音”方式呈現暴力，那麼班尼特在2011年的作品《減速》則反其道而行之。這次，暴力依然頑固地存在，只不過換了一種新方式，那就是以一種“慢鏡頭”的方式形成一種更加夢魘般的幻景。據班尼特所說，他在這部作品中所用的是其實非常簡單的旋律與和聲材料，但是卻要將其無限拉長，形成一種無限放大的時間感。在這種放大的過程中，很多之前不被發現的、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都被無限突顯出來。這種感覺很像是看極慢鏡頭中移動的影像。在音樂中，這種“減速”的效果也體現得非常明顯。不論是小提琴還是大提琴，都一直在拉開放弦和緩緩移動的滑音，而鋼琴也是在鍵盤上發出非常隔絕的音或者音群，鋼琴內的琴絃也被一次次撥起。冷酷、肅殺的氣氛似乎在暗示著一個非常迷離、絕望、無所適從的世界，聽起來很有“失重”感。或者說，這似乎是另一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隨著樂曲的發展，這種持續低音的撥奏逐漸佔據了主導位置，整個樂器的織體便變得更加非正常化了，創造出一種類似於電音般詭異的音色。可以辨識出的和聲材料在不斷移動的音高線中也有了一種特殊的強度，甚至可以稱得上不顧一切，宛若噩夢語境之下老友的短暫重聚。
用《愛爾蘭時報》的話來說，班納特的音樂是“無政府”的。用《古典音樂》話來說，他的音樂是“瘋狂”的。按照《衛報》的說法，他的音樂是“兇暴”的。與它們似乎稍有不同的是《留聲機》，在它看來，班納特的音樂是“美麗”的。在我看來，這些說法都有些道理，也都有不足。班納特的音樂自然符合暴力美學的所有因素，不過更重要的是，它其實是在保留了暴力特有的能量、強度之外，還偏偏多了一份必要的調侃、詼諧與幽默。這種調侃、詼諧與幽默既針對他人，也針對自身。這也許就是一個對英國與歐陸、美國同時具有嚮往、同時又偏偏刻有北愛爾蘭印記、充滿著混雜性身份的“非典型”北愛作曲家必然會有的東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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