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最该绽放的年华，她们却在监狱荒废，而最让人绝望的，是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
阿梅一家提出上诉。请了国内的孔律师协助，但二审依旧维持原判。阿梅向警方、律师和法官都提出，抓到那个Kevin，就可以证实她的清白。
但是，Kevin却消失了——阿梅提供的Kevin的电话号码都过期了；广州警方取走了阿梅的电脑，QQ里留存的阿梅与Kevin的沟通信息，与她向越南警方陈述的完全一致，但是Kevin的QQ、邮箱都被注销了；而QQ和手机里的信息，只能作为减轻阿梅罪行的证据，却不能证明阿梅没有犯罪。
阿麦从2012年开始一直在尝试找Kevin，但始终无果。我为了打听这个Kevin，多次咨询广州尼日利亚“社区领袖”Ojuku，他的绰号叫“在华非洲总统”，1997年来到中国做生意，开了自己的公司和工厂，后来与中国女人结婚，育有两个子女，能力和影响非同小可。Ojuku说，自称叫“Kevin”、在广州经商的非洲男子太多了——在三元里，你大喊一声“Kevin”，10个人中，至少3、4个会回过头来问：“What’up，bro？”如果没有照片和更多个人信息，想找这个Kevin，即便对他来说，也难如大海捞针。
虽然在广州的社区里有很多努力工作的非洲人，但Ojuku也无法否认，正是这样一群“Kevin”导致尼日利亚声名狼藉：2009年6月，有尼日利亚“毒王”之称的罗伯特因贩卖海洛因5978.1克，在东莞市被判死刑；2011年，3个尼日利亚毒贩被判无期；2013年，佛山抓获尼日利亚贩毒团伙；2016年，尼日利亚人阿顾拉在珠海受审，他多次贩卖运送冰毒超过4000克；2017年，广州海关抓获尼日利亚籍池某、中国籍刘某等3人，缴获包装毒品作案工具和藏匿毒品道具一批……尼日利亚《先锋报》也曾报道，目前约有500名尼日利亚人正在中国监狱里服刑，其中超90%罪名与贩毒有关。
通过孔律师，我找到了阿梅案的办案人员H警官。H警官介绍，“金三角”近几年通过越南转进中国的毒品越来越多，以海洛因为主。其中，非籍贩毒人员中，尼日利亚籍毒贩占了最大的比例。这些人加入贩毒集团后，经常在中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活动。在珠三角，他们借做服装、鞋子、皮具贸易之名，认识、接近中国女子，并利用其贩毒。H说，阿梅当然不会知道，对待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中国女子，这些“Kevin”们有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对缺乏爱情的单身女子或离异女人，他们会甜言蜜语、疯狂追求，让对方成为女朋友；对家庭贫困的女子，则以金钱和前途引诱；对阿梅这种有事业心的女孩，则以帮助对方做外贸生意、带其出国建立国际商贸关系为由。他们通过种种借口和手段，一步步获得对方信任，然后利用对方身份证件寄收邮件、包裹，或者请对方帮忙收寄邮件，当然，也会聘请对方出国旅行、拿‘样品’，这些都是他们贩毒手段。”经过H手上的类似阿梅这样的案件，一年不少于10单，6成以上有中国女子涉及其中，他也相信这些中国女性大多是无辜受骗者。但是，“Kevin”们太聪明了，他们有计划、目标，一步步引诱、利用，一旦发现中国女子被抓，他们就立刻消失得无踪无影，而受骗者又难以自证清白，无辜受冤。H说，在佛山，曾有给非洲毒贩生了孩子的中国女子，被抓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拿她的身份信息邮寄过多少毒品，最后死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只能抱着孩子痛哭。5Kevin凭空消失了，警察也无可奈何。被关进越南监狱里的阿梅，前半年也只是哭。
监狱里，生活简单而枯燥。每天早上5点半必须起床，洗漱后，6点吃一碗连青菜都没有的白饭早餐，7点开始劳作，中午11点半吃午餐——比早餐多一份青菜，午饭后继续劳作，直到6点半的晚饭时间。晚饭的白饭可以自己添加，除了青菜，偶尔还会有一块豆腐或一个鸡蛋。犯人们每日劳作至少8个小时，主要是制作拜神所用的香烛、香线，必须完成规定的产量。日日如此，月月如此。
作为外籍囚犯，阿梅与其他女犯格格不入，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刚进去一段时间，阿梅和C关在同一个监狱，不同牢房。C很快结识了一群狱友，组成一个团伙，时常欺负阿梅。劳作的时候，阿梅完成的香烛会被她们明目张胆或偷偷拿走，扔回来未包装的香烛，导致阿梅每天至少加班到晚上10点才能完成当日工作量；阿梅不能闻烟味，她们却故意在她面前吸烟，把烟吐在她脸上，让她咳嗽不已；阿梅买的开水，时常会被用光，她的水壶里，会出现唾液。阿梅走路必须时刻关注着脚下，因为总会有人伸腿出来绊她，走得慢了，总会有人用力推她，顺便捏她；她们故意在阿梅面前做下流动作，说黄色笑话，关键词还要用英文重复几次……阿梅试过跟监狱管教投诉，管教却说，他们无法处理犯人的生活问题。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阿梅听见牢房里传来阵阵哀叫声，第二天，C就被转移去了其他监狱。然后，阿梅被分配搬进了C曾经住的房间。住进去的当天，房间里的一个女犯N就问阿梅是否认识Kevin。阿梅害怕，连连摇头，躲到一边。但阿梅隐隐感觉，这个女人知道一些内情，于是也有意识接近N。每次收到家人寄来的衣服、食品、生活用品，阿梅总是和N分享。得到好处的N慢慢不再欺负阿梅，开始把阿梅当成朋友。
阿梅逐渐得知，N是泰国人，从小离家出走，是个性工作者。她在马来西亚的红灯区认识了她的男朋友，在越南被抓后，便与男朋友断了联系。入狱多年，她从未收过任何包裹，也从未有任何人探望过她，没有钱，她也无法买通管教联系男朋友。N告诉阿梅，她之所以一见阿梅就问她是否认识Kevin，是因为Kevin“是我们团伙里的兄弟，你是她女朋友，我会帮你的，不让别人欺负你”——原来N一直错以为阿梅是Kevin的女友。N还向阿梅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她确实是毒贩，与男朋友在东南亚多国贩毒多年。他们和Kevin都隶属于于马来西亚的一个贩毒集团，Kevin的区域以中国为主，C是Kevin的手下。她在泰国贩毒时候曾见过C，因为她贩毒拿的份额比C多，C还曾在集团里闹过一次事。N说，C很泼辣，也很狠心，生气的时候随便打人、骂人。C喜欢到处说谎，说自己有老公、家里很有钱。而阿梅之所以总被女犯们排挤刁难，就是因为C曾给她们说，自己看着阿梅可怜没有家人，给阿梅买过饭吃，没想到阿梅翻脸不认人，所以一有机会就找人“修理”阿梅……N还告诉阿梅，C之被转移了监狱的原因是她怀孕了。越南监狱有规定，如果女犯怀孕了，犯人可以出狱生孩子，但孩子的父亲如果被查出来，则必须入狱。那个男人不想入狱，就找人给C传来了一根木柄牙刷，要C堕胎。C一开始不愿意，但好几次夜里被蒙起脸“修理”。于是，在N的协助下，C用那个牙刷堕了胎。阿梅才明白，她那晚听到的哀嚎声是怎么回事。
阿梅慢慢知道，她那个房间40多个女犯，罪名几乎都与毒品相关，其中还有7、8个中国籍女子。刚进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时间久了，阿梅发现，别的国家的犯人大多数是相互认识的，也大都认识Kevin，很有可能都是同一个贩毒团伙的。她尝试过和另外几个中国犯人交流，但是每次都会被团体里的外国犯人骚扰。阿梅想通过N打听Kevin的下落，又不敢太明目张胆。她把家里寄来的钱分了一些给N。N有了钱，通过另一个犯人买通了管教，在手机上用facebook联系到了男朋友。N告诉男朋友，自己在越南的监狱里，但只要对方不忘记她，把她救出去，她绝对不会出卖对方。N的男朋友为了验证了N的身份，问了她十多个问题，确认是N本人后，才说，贩毒集团里好几个人都被抓了，现在要很小心。N保证，只需要给她打生活费，她会死守秘密。N告诉阿梅，她真的很爱这个男朋友——即便从facebook上看到男朋友已经逃到了法国，还有了其他女朋友——“他是爱我的，是我被抓了消失了，他才找其他女朋友的”。后来， N的男朋友真的通过管教的渠道，给N打来300美元，N只能拿到一半，还给阿梅买了饼干。可N和男朋友又通了几次电话后，却开始慢慢疏远了阿梅。
阿梅猜想，N可能已经从男朋友口中得知，自己不是Kevin的女朋友，不是他们团伙的人，不值得“帮助”。没有了N的援助，阿梅在监狱里更加孤立无助，此后的每一天她都过得胆战心惊：“吃饭的时候，总要看着打饭，喝水的时候，每次都要先洗洗杯子，晚上睡觉也不安稳，我真的怕，怕哪一天被毒死了或被掐死了。”
一年前，看到一个狱友无缘无故死在水池旁，阿梅也想过一死了之，但每当想自杀的时候，父母姐弟的脸总会出现在她面前：“我太不孝了，还没好好地报答父母呢。”
阿梅曾把自己掌握的贩毒集团和Kevin可能在法国的信息，都写成信寄给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但信件是否真正被寄出、接收，她并不清楚。今年是阿梅在监狱的第六个年头，在与她见面之前，我咨询过律师、警方，但反馈都是令人绝望的：现场人赃并获，毒品量大，还有认罪书，阿梅的案子几乎没有翻案的可能性。原本指望大赦，然而2016年越南农历春节最大规模的4000犯人大赦中，阿梅并未被选上大赦名单。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能帮到你。”在医院的饭堂里，我坦率地告诉花钱以“保外就医”理由暂时来到医院的阿梅，我可能无法帮到她。阿梅低下头，久久地沉默着。近5个小时的讲述中，除了讲到想自杀却感觉对不起父母时带着哭腔，她一直克制着情绪，平静讲述。直到最后上警车回监狱，她才流下了眼泪，告诉我：“我其实也不知道你能怎么帮到我。可是，至少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我是无辜的；也让更多的女孩子知道，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你知道吗，监狱里还有跟我差不多的中国女孩子，有北京的，有上海的……”我看着阿梅泪如雨下的脸，只能一声无力的叹息：在人生最该绽放的年华，她们却在监狱荒废，而最让人绝望的，是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完结）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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