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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农民涌向城市是一个历史趋势。在世界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 大量农民离开农村, 涌向城市, 获得在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从而赚取更高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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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 在工业部门为劳动力带来的收入水平高于农业部门时, 只要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 劳动力必然会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
另一方面, 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能够吸收大量的人口, 城市化不仅是工业化的结果, 城市化本身具有的聚集效应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收入, 源源不断地吸引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从事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作。
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比如老上海在1852年开埠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人口从54万增加到498万, 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 其中不乏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的农村人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50年代初期, 新中国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是自由的, 没有制度限制。但是,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 加剧了城镇的就业压力、粮食供应压力, 政府开始限制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到城市, 并且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进行管理, 严格限制农村人口随意流动到城镇。
改革开放之后
虽然仍通过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在城镇的落户进行严格限制, 但是对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限制逐渐放松, 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城乡收入差距、生活差距的客观存在让农民具有进城的梦想;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迅速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让城市产生了巨大的用工需求, 农民进城之后，虽然成不了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正式工”, 但可以成为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临时工”以及各种建设工地上的“农民工”。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得农民进城后可以生存下去, 不像之前进城需要证明、就业由政府计划安排、吃饭需要粮票。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流向城市。
据统计，2017和2011年相比，农村常住人口减了九千万人，和2000年相比减了3亿人以上，现在很多村庄都是房堵窗，户封门，家家不见年轻人，有的村可能就剩几个人了，中国农村正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这里面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口的变化。
青壮年人口都流走了，乡村怎么振兴？靠七老八十的人振兴？显然不行。过去的乡村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约束的基础，乡村就是一个一个熟人社会，谁都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传统的道德、伦理、习俗大家都是承认的。但是现在乡村共同体正在大量解体，很多人回去都不怎么认识自己的邻居了。
乡村振兴离不开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在转型
一是农民持续流动
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程度加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出现家庭分离，村庄空心化、“三留守”问题严重。
二是农民出现分化
原来同质化的农民群体产生了明显的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利益分化，带来农民意愿诉求多元化和行为方式多样化。2016年全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2.1亿人，比2000年和2010年分别减少1.5亿人和6000多万人。
处于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农民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往往采取不同的利益表达方式，给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面对农村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不适应，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是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现象比较严重。
二是基层政府和组织的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化。
三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管理权威和服务能力弱化。
四是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组织农民的难度不断加大。
要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乡村治理方式，既要注重运用现代治理理念和方式，更要注重发挥农村传统治理资源的作用。近年来，浙江率先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完善自治、加强法治的同时，制定村规民约、行业守则、职业规范等道德章程，设置道德讲堂、德育基地、文化礼堂等各类载体，开展道德评议活动，提升德治水平，促进“三治”相结合，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乡村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我国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更完善的政策布局，如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以及建设平安乡村等。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强带头人建设非常重要。乡村治理进程中，带头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带头人建设方面已探索出一些乡村治理的好思路，如选派第一书记到贫困村。
相关数据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截止2016年，全国共选派了驻村干部77万多人、第一书记19.5万人。第一书记有不少是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博士毕业生，能够多方筹集资源，帮助村庄发展。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乡村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效果都不错。
乡村治理新体系
要完善自治、法治与德治体系
目前，我国村干部主要靠村民选举来产生，这也是发挥基层民主，让村民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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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的村庄普遍规模较小，选举往往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出现有些村庄容易被大家族或者大姓干预，或者黑恶势力通过金钱、恐吓进入到村庄干部队伍中等问题。
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村庄自我治理体系，可以通过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清除村庄干部队伍中不符合条件的选举候选人，吸引德高望重的新乡贤加入。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要加强村庄治理体系的建设
健全村民代表大会，村民的理事会、监事会，对村庄的运行进行全方位监督。
为了帮助贫苦地区早日脱贫，国家每年都会出台相关政策，拨付扶贫款项，以及其他援助。但从腐败中出现的一些“小官大贪”的案例和基层民众反映的问题来看，有些村干部并不能公平地分配资源。因此，如何合理分配这些资源而不致被“拦截”透明与监督非常重要。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法治助力
农村的法律观念相对比较薄弱，需要大量的普法活动。因此要坚持法治为本，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增强法治观念。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需要平安乡村的建设
我国农村数量繁多，村庄又比较分散，不少村庄治安力量靠自身维护，因而在治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我国在治安体系方面应该打破目前的城乡分治，将城市的治安力量延伸至乡村，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在新的条件下，只有将加强我们国家乡村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培训、加强村民自治让监督更易有效和透明、加强法治和德治建设等措施综合起来，才能使我们国家的乡村治理更有效更完善，让乡村振兴早日实现。
综合：恭小兵
版式：李倩倩
策划：安徽长江法治文化研究所
统筹：安徽省法宣办
审核：夏有强 缪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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