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莘（1918—2007），无锡荡口镇人。著名音乐家，《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幼年聪明好学，尤其喜爱音乐。因家庭贫困，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先施公司当学徒。“七七”事变后，激于民族义愤，怀抱一颗爱国之心，在冼星海、吕骥等人引导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冬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曾参加《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毕业后任华北联合大学音乐系教员，并开始群众歌曲的创作活动。1942年调晋察冀边区文联工作，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边区群众剧社，任副社长，创作进入旺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音乐家协会主席等职。1950年创作的《歌唱祖国》，唱响了全国，成为他一生的代表作。1981年出版了《王莘歌曲选集》，1986年获鲁迅文艺奖。
中年时代的王莘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指挥大厅里响起人们熟悉的雄壮歌声时，人群顿时沸腾起来。
那是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宇航英雄杨利伟将《歌唱祖国》带上了卫星。这歌声响彻了无边无际的太空。时隔4年，2007年11月28日，中国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又成功地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了《歌唱祖国》的音响信号！
这是真正的天籁之声，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王莘献给他一生挚爱的伟大祖国的拳拳赤子之情！这歌声来自何处？追根溯源，它起于王莘的家乡无锡荡口。
歌起荡口
1918年10月26日，王莘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荡口的一户贫苦人家，原名莘耕。父亲王锦亭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店，经营当地土产品；母亲在家耕种三亩租田，也种桑养蚕。
荡口是无锡和苏州交界处的一个古镇，因位于鹅湖（俗称鹅肫荡）之口而得名。水路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达。每每春闲时节，伴随着隆重的庙会传统，锣鼓喇叭、二胡琵琶、滩簧锡剧、苏州评弹等江南民间的音乐戏曲总能在这里汇聚。荡口也是无锡地区最早的现代音乐教育萌芽地之一，中国近现代二胡演奏大师周少梅、刘天华都曾当过荡口鸿模小学的音乐教师，给这片富饶的江南古镇带来了音乐的启蒙。著名的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华彦钧）也与荡口华氏望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音乐之乡的王莘，6岁时就进入了荡口施德教会学校，3年后，转入了华氏在祠堂内创办的怀芬女校（后并入果育鸿模学堂），在国文老师沈凤梧和音乐老师华倩朔的关怀下，识字认谱，为日后从事歌词歌曲创作奠定了文化基础。姐夫朱英才觉得他具有音乐天赋，也悉心辅导他习识简谱，并教他拉二胡，吹笛子。不久，他就能吹拉江南丝竹中的“老六板”“柳青娘”“梅花三弄”“行街四合”等曲子。13岁那年，王莘小学毕业。父母亲本想让天资聪颖、秉性忠直的儿子继续上中学，甚至上大学，使他能成为一名音乐家。然而，家境穷困，上不起中学，培养儿子成音乐家只能成为父母亲难以实现的梦想。
荡口古镇王莘故居
1932年，14岁的王莘经亲戚介绍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先施公司当学徒，做见习店员。从孤陋寡闻的乡村来到十里洋场，繁华喧嚣的都市拓宽了王莘的视野，也让自己隐藏的音乐潜能和天赋开始得到发挥。白天，他在公司勤勉工作，晚上去先施公司二楼的量才职业夜校学习国文和英语。在夜校里，他认识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受到他爱国进步思想的教育。那时，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正在蓬勃兴起，作为热血青年的王莘，开始自觉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同时结识了左翼进步音乐家冼星海、吕骥和孙慎等人。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加深了王莘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认识。王莘的工作是替顾客送货。一次，他给日本武士伊藤送一张沙发，半道上遇到一伙无赖地痞，沙发差一点被抢。他好不容易把沙发背到伊藤家，敲了半天门无人应答，他担心有人再打沙发的主意，便坐在沙发上等待伊藤。午睡后开门的伊藤看到王莘竟然坐在他新买的沙发上，不禁勃然大怒，嘴里恶毒咒骂着，并连扇王莘两个耳光。
十多年后，当王莘讲到这件事，仍然义愤填膺。他在《歌唱祖国》中写道：“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他用亲身感受告诉世人，落后就要受人欺负，祖国强大了，再也没有外国强盗敢在中国大地上称王称霸，为非作歹了！
歌声引路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莘毅然辞去上海的工作，在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歌声指引下，他先到宁波参与组建二百多人的歌咏团和宁波战士流行宣传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国军歌》，后又赴西北参加革命。1938年冬，王莘考入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师从作曲家冼星海，以及向隅、吕骥等人。
那时的延安，集合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抗战气氛浓烈，而冼星海等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更是以它召唤民众保卫祖国的内涵，大气磅礴的气概，震撼了海内外。冼星海十分器重王莘这位得意的学生，特地让他扮演《黄河大合唱》中“王老七”的角色，作为领唱者之一。
1939年7月1日，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首长全来了。晚上演出《黄河大合唱》，谁知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演出的汽灯也一时被浇灭了。尽管豪雨如注，毛泽东等仍一动不动坐在台下。演出照常进行。王莘太激动了，激动得全身颤抖：毛主席就坐在下面，他必须出色地完成这次演出，尽管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一般角色。
1939年夏天，王莘从鲁艺毕业，即将奔赴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大”任教。临行前，恩师冼星海将自己在法国获奖的一支活动铅笔送给他，语重心长地说：“小王，我用这支笔写出了《黄河大合唱》，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几首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来。”
王莘牢记恩师的教诲，教学之余，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不久他写出了第一首激励人们为民族解放奋力抗争的歌曲《晋察冀》，很快，歌曲风靡整个边区。短短几年时间，他创作了《选村长》《打击顽固分子》《纺棉花》《边区儿童团》等数百首歌曲，激励了更多人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942年，王莘被调到晋察冀边区文联工作，并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王莘26岁了。这个多才多艺、勤恳踏实，却带有几分腼腆的江南小伙子，忘我地投身革命事业，还创建了群众剧社，在不少人心目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好印象。在组织的帮助下，一位比他小7岁的“华北联大”女学生王惠芬成了他的女朋友。王惠芬也是一心扑在学习和革命工作上的优秀女青年。她对王莘提出了让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约法三章”：一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胜利后再结婚；二是结婚后，永不变心、白头偕老；三是要定居在北方。王莘觉得，前面两条毫无问题。第三条却让他犯难了。因为今后到哪里工作，是组织决定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祖国需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由不得自己选择。今后定居在哪里，确实难以知道。
事实上，王惠芬的第三点考虑也成为了现实。天津解放后，1949年1月，王莘随群众剧社一起进入天津，他担任了天津市音乐工作团团长、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从此，王莘再也没有离开过天津。
歌唱祖国
1950年秋天，共和国即将迎来一周岁生日。天安门广场一派节日景象：金色的阳光照着大地，人们的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蓝天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切都是那样生机勃勃又充满希望。王莘从天津来到北京，特地来到天安门广场。从参加开国大典那天起，他就酝酿着为新生的共和国写一首歌。眼前的景象深深打动了王莘，从上海到延安，从延安到晋察冀，十几年的理想追求，为民族解放事业矢志不渝的生活积累，为人民大众辛勤创作的艺术积淀，还有那爱国家爱人民的澎湃激情，最终变化成那岩浆般炽热凶猛的创作冲动，王莘再也无法平静了……
谁能想到，这首凝聚着爱国之情、爱党之心和民族之魂的时代金曲，激动着海内外中华民族儿女的不朽歌词和旋律，是在回天津的列车上开始创作的。列车的车轮在有节奏地滚滚向前，王莘无法按捺自己的创作欲望，他四处寻找书写的纸张，好不容易捡到一只空烟盒。他急急地拆开埋头奋笔疾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当时的王莘文思如泉涌，他有无限话语要对祖国表达。这首歌写得十分顺畅，到家后又熬了个通宵。当他停下笔时，有人告诉他，他的大女儿王辉出生了。王莘欣喜地说，1950年9月16日，他的两件重要作品同时诞生了。
这是一首从人们心里飞出来的歌。没有精心包装，没有媒体炒作，她就像长了翅膀，迅速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作为国庆推荐歌曲，全文刊登了《歌唱祖国》。1951年10月29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有人把王莘介绍给毛泽东主席，说，他就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毛主席握着王莘的手，称赞《歌唱祖国》好，同时赠送了一本亲笔署名的《毛泽东选集》。
195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签名赠书（右为王莘）
作为被亿万人民久唱不衰的音乐经典，《歌唱祖国》不独人民爱唱，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和群众一起高唱《歌唱祖国》。
1965年周总理和群众共同高唱《歌唱祖国》，王莘指挥
在王莘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王莘指挥，周恩来总理和天津歌舞剧院的演员合唱《歌唱祖国》的照片。那是1965年2月周总理到天津视察时的珍贵留影。当时周总理认真询问：“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是“灭亡”还是“死亡”？王莘告诉总理，在传唱中“死亡”被唱成“灭亡”。周总理放心地说：“那就对了，不是我的错误。”
1997年，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英国皇家乐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共同高奏《歌唱祖国》；1999年，澳门回归，《歌唱祖国》的旋律再次奏响在澳门的上空；2008年，当童声领唱的《歌唱祖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响起时，全世界为之震动；在美国白宫的绿草坪上，在英国白金汉宫的迎宾仪式上，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都响起过《歌唱祖国》激昂高亢的旋律……
一首歌60多年传唱不衰，如今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重大国务活动和庆典的礼仪曲，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第二国歌”。《歌唱祖国》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地域，超越了意识形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有华夏子孙的地方，就有《歌唱祖国》的动人旋律。
晚年的王莘曾说过：“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的《歌唱祖国》。”
1999年10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祝贺王莘81岁生日时题词道：“王莘同志是我国著名作曲家，他创作的《歌唱祖国》这首歌家喻户晓，唱遍了神州大地，鼓舞、振奋、激励了几代人，功不可没。”
天安门广场管委会，在王莘创作《歌唱祖国》50周年和音乐创作6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特意精心策划，第一次破例将10月26日那天所升的一面国旗，签上了国旗班战士的姓名和日期，赠送给了王莘作纪念。之后，王莘每年过生日，都要将这面五星红旗，悬挂在家中最耀眼的地方。
歌者不息
文如其人，歌如心声，王莘似乎就是为了歌唱祖国而生的。在近70年的创作生涯中，王莘写下了几千首歌曲。歌唱祖国，歌唱英雄，歌唱社会新风，歌唱人间真情。他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一息尚存，就要为建设先进文化尽责任、作贡献！”
1982年，王莘患了脑血栓，右半身瘫痪。在老伴王惠芬的照料帮助下，他用尚可动弹的左手在儿童写字板上写音符、节奏、小节，然后让老伴“翻译”到纸上，再反复推敲修改，丝毫未减弱创作热情。1986年8月，他在忙中还应家乡《无锡日报》编辑部之请，为无锡人民创作了《太湖之滨有座城》和《无锡，美丽的城》两首歌曲。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家乡的美丽风光和家乡人民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新成就。
1982年在工厂教歌
1990年4月18日，荡口小学筹备85周年校庆，同时筹建校史陈列馆，王莘给母校寄来了他创作出版的大量歌曲集和《我的生平事迹简介》《我在荡小的一段回忆》两篇文稿。10月份，校庆前夕，王莘亲回母校参加校庆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1994年，王莘和王惠芬将他们几十年的积存连同子女们的支援一起凑了10万元，成立王莘音乐创作基金会，以奖励歌曲创作和革命老区的贫困学生。
同年“六一”前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王莘《歌唱祖国少儿歌曲选》赠送仪式，在社会资助下，基金会制作了3万盘录音带，赠给了国旗护卫队和56个民族的少先队员。1995年，基金会策划组织了首届“中国少年儿童卡拉OK电视大奖赛”，王莘夫妇双双担任评委。1996年，在基金会倡议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制作了“走进六月的阳光”歌曲录音带。1998年，基金会和天津市教委会一起举办童声合唱选拔赛，从十几台节目中遴选出了两个节目参加全国童声合唱节，获两个优秀奖。这年冬天，基金会会同教委及合唱协会，在天津建立了8个童声合唱基地。1999年3月25日，基金会举办“庆祝党中央进驻北京50周年”活动，王莘参加了全国少先队22个“革命英雄中队”入营仪式。轮椅上的王莘，一次又一次带着少先队员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还专门为孩子们设计制作了小红帽，上面写着“我们拥抱祖国”。
基金会成立以来，奖励了一百多位歌词作者。两位老人用超常的努力，续写了又一首《歌唱祖国》。
2002年，当王莘得知他们当年曾经战斗过的曲阳、阜平等地，有很多山里娃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大学梦时，王莘决定拓宽基金会的内涵，利用基金会帮助太行山区的贫困孩子上大学，他们先后帮助了几百名贫困山里娃圆了大学梦。
时间进入2007年，年近9旬高龄的王莘作出一个决定：10月1日去天安门广场。凌晨2时30分，坐在轮椅上的王莘，由老伴王惠芬推着，漫步在宁静而肃穆的天安门广场上。也许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坚持在祖国生日这一天，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渴望再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徐徐升起，迎风飘扬。他告诉家人，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梦想，已足足想了大半年。当国旗卫士们弄清原委后，齐齐地、久久地向坐在轮椅里的王莘致以最崇高的军礼。王莘眼睛湿润了，他心里明白，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伟大的礼遇。
15天后，这位一生热爱着祖国的老人走了，安详地、平静地离去了……王莘走了，可他留下来的《歌唱祖国》却是永生的。他用一生在歌唱祖国，以他热爱祖国的心灵和一生的操守，谱写了他心中的《歌唱祖国》。让我们记住他的话：“时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旋律，这就是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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