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第13卷（1981，人民文学出版社），收有鲁迅1935年3月30日致郑振铎的一封信。信中提及王云五，这样写道：商务的《小说月报》事，我看不过一种谣言（现在又无所闻了），达夫是未必肯干的，而且他和四角号码王公，也一定合不来。
此节文字，编者加了两条注。“《小说月报》事”下注：“指当时传说商务将重新出版《小说月报》事”；“四角号码王公”下注：“指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以刊行四角号码出名。”
前条注释没有问题；后条注释却有些指称失当了：鲁迅戏称王云五为“四角号码王公”，主要是因为王乃“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的缘故。
诚然，王云五曾编过不少字典、辞典，而据个人所见到的有关资料，在鲁迅逝世前出版的，就没有一部是以王的名字连同“四角号码”名称命名的。如《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等。其间，确也出过一部王编的《四角号码学生字典》，亦未直称为“王云五四角号码学生字典”。
《鲁迅全集》的编者所以对“四角号码王公”加了这样一条注，我以为这与当时对“四角号码”的发明者尚未考定有直接关系。
谁是“四角号码”的发明者？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有争议。一说为王云五，一说为高梦旦。王、高二位，皆是当时的著名学者。1921年王云五入商务印书馆后，他们又成了同事。抗战胜利后，大约因为王先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特别是1951年又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因而对于他在文化建设上的贡献，几乎无人去研究，常见的综合类及人文社科类工具书，也很少对其生平进行介绍。至于他是否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长期以来也就成了“悬案”。直至前年出版的《辞海》，才给这位王先生列了专条，且在条目释文中肯定了他在“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创立中外图书分类法，并主编《万有文库》”上的贡献，这一“悬案”始得论定。
其实，如果我们先前认真、仔细地查找一下当年的有关资料，究竟高、王二位谁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也还是不难弄明白的。为了证明他们二位于此检字法的关系，这里不妨列举数端：
①1925年5月，王云五著《号码检字法》由商务出版。序言中，王谈及其发明“号码检字法”的经过。
②1926年9月，王云五著《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书前有蔡元培、胡适等人之序3篇。书首特别标出：“高梦旦君为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
③1934年1月，王云五著《四角号码检字法》（附检字表）出版。书前有蔡元培、胡适、高梦旦、吴敬恒等人序及王之自序。
由此，可清楚地看出，王、高二人与“四角号码”的关系了：王云五是此检字法的发明者；高梦旦只是这种检字法的“附角”发明者，他的发明，使此检字法更趋完备。
鲁迅生前是否与王云五直接打过交道，我们不得而知，但其著作中却有两三次提到过王，而且其中的一次还对王的言行作了非同寻常的臧否，它见于1931年8月1日致许寿裳函。函中虽称王为“王公”，但对其身居商务印书馆老总之位，“商务刊物却不敢有抗日字样”的表现，深为不满，说他“胆怯”，“不特可哂，且亦可怜”。
鲁对王的这种看法，对照后来致郑函中又称其为“四角号码王公”，显然，含有了某种讥刺的意味：“四角号码”检字须将每字的四角笔形，分别变换为相对应的数字，组成一组4个数码，然后据以查检该字才行。将四角笔形，变换成4个数字，当然离不开“神思方运”、“瞻前顾后”。故将“四角号码”与“王公”连在一起，也就自然地给人一个这样的“信息”：此公“工于心计”、“城府很深”。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5月21日 第七版 鲍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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