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各個民族生活的地域不同，星象與季節的相應關係也不同，但是用天象定歲時都是共同的。古代埃及人重視觀測天狼星，因為每年天狼星與太陽一起升起的時候，就預示著尼羅河要氾濫，而尼羅河氾濫帶來的肥沃土壤，正是埃及人播種的需要。我國上古的夏朝，宿三星的觀察，每年三星昏見西方，就意味著春耕季節的開始，參宿就成了夏族主祭祀的星了。晚起的商族，著重觀察黃昏現於東方地平線上的亮星，看中了心宿三星，最亮的心宿二就是“大火”。
大火昏見東方，也正是春耕季節播種的日子。大火就成了商族主祭祀的星。所以《公羊傳·昭公十七年》載：“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何休《公羊解詁》雲：“大火謂心星，伐為參星。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這裡所謂“大辰”，就是觀察天象的標準星，均指恆星而言。大火為大辰，是就商代而言；伐為大辰，是就夏朝而言；北極亦為大辰，當指以北極星為觀察天象的標準的更古時代。於此可見，我國上古對於北極星的認識，起源更早。現代天文學知識告訴我們，在太陽系裡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共八大行星圍繞著太陽，按照各自的軌道和速度運行著。——古人憑肉眼觀測，以地球為中心，早就認識了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並瞭解到它們繞地球一圈的時間，掌握了它們的運行規律。月球是地球的衛星，它圍繞著地球旋轉，運行一週為29.53059日，月球本身不發光，人們所見到的月相是月球對太陽光的反射。隨著地球、月球與太陽相互位置的變化，月相也週期性變化著。當月亮的背光面對著地球，人們看不到有光的月面，即為朔日（陰曆初一）；當月亮的受光面全部對著地球，人們看到一輪滿月，即為望日（陰曆十五）。從朔日到望日，望日到朔日之間還有各種月相。 人們根據月相變化和月亮出沒時間，便知道陰曆的日期。俗話說：“初三初四蛾眉月，初七初八月半邊，十五十六月團圓。”這種以月相變化為依據，從朔到朔或從望到望的週期長度，叫朔望月，就是陰曆的一個月。每一個朔望月，月球都要行經地球和太陽之間的空間一次，如果大體在一個平面上，月球遮住了太陽射向地球的光線，就會發生日食；當地球運行到太陽和月球中間（每月有一次機會），如果大體在一個平面上，地球就會擋住太陽射向月球的光線，就要發生月食。因此，日食總是發生在朔日，月食總是發生在望日。古人特別重視日食的記載，認為是上天對君主的警告，是凶兆。古代天文學家還以日食檢驗曆法的準確性，食不在朔，便據以調歷。 
我國古代先民們面對風雨雷電等各種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初民都視之為“神”，認為那是上天的旨意。在沒有完全認識自然規律之前的矇昧時代，以預卜吉凶禍福為目的的星佔神學就得到迅速發展，並控制著初民的整個思想領域。天幕上的日食、月食，五大行星的運行，流星、彗星、極光、新星等天象被看作是上天給人的啟示或警告。這些天象的發生，也就為星相家所詳細記錄。在星占學盛行的時代，天文學自然是它的附庸，併成為一種保密的學問，變成支持星佔神學的皇室的專有品，由皇家的專門機構如欽天監等把持，甚至規定不準私習天文。我國曆代編寫的《天文志》，除了講述星區的劃分，解釋對宇宙的看法外，充斥了大量的星占學內容，道理就在這裡。正因為這樣，要了解天意，要利用將要發生的天象作出吉凶禍福的準確預報，就必須對天象作大量的觀測、研究，以掌握它的運行變化規律。
中國古代星佔家，不僅觀察日月五星的運行，而且還計算它們的運行週期，決定年、月、日、時。這樣，客觀上就為制歷提供了數據。所以，著名的星佔家往往就是有成就的天文學家，也就不足為怪了。司馬遷《史記》以歷為推步學，以象為占驗學，正反映了天文與星佔的關係。
據《魏書·崔浩傳》載，北魏拓跋氏天文學家崔浩，作過一次被認為“非他人所及”的神佔。原文是： 姚興（後秦政權）死之前歲（公元415年姚興死）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拓跋嗣，明元帝）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於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朔，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成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服曰：非所及也。 從天文學的角度看，崔浩不過根據熒惑（火星）的順、留、逆行，預報了一次火星的運動而已。以星佔說附會之，就帶上了極其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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