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打小就非常聪明，好学上进，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宋史•夏竦传》说：“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然而，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文人，却与使枪弄棒的武夫行当结下不解之缘，让他别扭难当，受尽了嘲笑与攻击。
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人。父亲夏承皓，禁卫军首领，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入侵，他率军阻击，不幸死于战场，朝廷出于抚恤烈士家属的考虑，赏了夏竦一个“三班差使”的小武官。
这是夏竦参加工作的第一站，但给了派了个武官差事，让他十分不快，一来他喜欢舞文弄墨，不喜欢使枪弄棒；二来隔行如隔山，跨马横刀、行军布阵非他所长，难以施展才华。于是，夏竦干着武官的差，却想着文人的事，思量着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绞尽脑汁之后，他决定毛遂自荐。某日，他守候在宰相李沆下朝必经之地，等到李沆路过时，他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献于马前。李沆是爱才之人，收了夏竦的诗作，回家就仔细阅读，当他读到“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一句时，不禁拍案叫绝。第二天，李沆把诗作藏于袖内，议完事后随即呈给了宋真宗，他高度赞扬夏竦的才华，希望皇帝量才录用，给他换个文职。宋真宗听从了宰相的建议，安排夏竦出任丹阳县（今江苏丹阳市）主簿。
做文臣，是夏竦梦寐以求的，这里才有他驰骋的疆场和奋斗的目标。在后来的20多年间，夏竦凭借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仕途也步步高升，先后任过光禄寺丞、国史编修官、知制诰。宋仁宗即位后，又历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参知政事，甚至还出任过短短几天的宰相，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他几乎干了个遍，而且深得宋仁宗的欣赏与信赖。不过，还有一类职务，即边帅之职没干过，对此，夏竦想都没想过，他不爱武装爱长衫，不是领兵打仗那块料。
然而，有些事你越不愿意面对，它越会落到你头上，让你欲罢不能。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立国号“大夏”，与宋朝分庭抗礼，并多次率兵攻打宋朝。边事吃紧之际，宋仁宗便想到了夏竦这位任何工作都干得不错的大臣，安排他到陕西前线，出任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接着又任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让他率军痛击汲汲东下的党项大军。
突然要率军戍边，这对于以道德文章发家的夏竦来说，内心别提有多难受了，他辞了几次，但皇帝相中了他，辞不掉，无奈之下，很不情愿地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说起写诗作文，夏竦可谓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但说到行军打仗，则如同铁匠绣花，纯粹一外行。他不会打仗，更不想打仗，身在前线，他却丝毫也没有与敌开战的打算，他在给皇帝上书中极言出战不利，说什么当年李元昊父亲李继迁反叛，宋太宗命五路大军征讨都无功而返，如今李元昊无论财力还是兵力，均远胜李继迁时代，而宋军将不如前猛、兵不如前勇，主动出击势必自取灭亡，“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而议追讨者，非良策也”（《宋史•夏竦传》）。
只是，当时朝廷内外主战的呼声很高，宋仁宗也倾向于主动出击。所以，夏竦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对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大臣们纷纷上书说：“竦在泾原守城垒，据险阻，来则御之，去则释之，不闻出师也。竦惧战或败衄，托以兵少为辞尔”（《宋史•夏竦传》），什么今不如昔，什么兵微将寡，都不过是托词，无非是胆小怯懦罢了。
在舆论的压力下，夏竦只好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地准备出兵。他避开所有闲杂人员，召集手下的文官武将，用了五天五夜的时间，密谋进讨方案，从兵马调动、粮草供给、到进攻路线，事无巨细，均一条一条草拟成文件，这些文件捆绑在一起，两个壮汉都抬不起来，你说，这哪是部署军事，简直在著书立说。夏竦把这些文件藏在一个大柜子里，落锁，贴封条，严加看守。尽管如此机密，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文件忽然一夜之间遗失殆尽，后来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柜子里，像是上演特工电影。于是，进攻因泄密而作罢。也幸亏作罢，否则以夏竦这种摇头晃脑、著书立说的行事方式，去进攻西夏的悍马强兵，必将有去无回，兵败的结局是注定的。这一事件不仅成了士大夫们批评他的有力证据，而且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最开心的谈资。
夏竦戍边的笑话还远不止这一个。据宋代孔平仲的《谈苑》记载，夏竦曾经张榜于市，花巨资买李元昊的头，榜云：“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乖乖！李元昊听说后，暗笑，立马派出特工，装扮成卖荻箔（编席子的材料）者，混入宋军驻扎的边城，故意把荻箔遗失在饭店门外。陕西一带荻箔很贵，拾得者如获至宝，展开一看，里面却藏着李无昊发布的悬赏文书：“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把夏竦大大嘲弄了一番，气得七窍生烟的他，急忙安排人四处收缴这些悬赏文书。然而，文书可以收，但这条消息早已道路流布，远近皆知，无论怎么封锁也无济于事了。
被人家看足了笑话，夏竦深深感到屈辱和疲惫，身在前线，心却在朝廷，他连连上书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宋史•夏竦传》）。庆历年间，宋仁宗终于同意他回来，甚至还准备提拔他为枢密使，连诏书都拟好了。但那些痛恨他的谏官、御史们听说后，几乎群起而攻之，反对的文书雪片般飞向皇帝的案头，他们罗列了夏竦的种种笑料和罪状，说：“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遣敕使临督，始陈十策。尝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元昊尝募得竦首者与钱三千，为贼轻侮如此，今复用之，边将体解矣……”（《宋史•夏竦传》）
连李元昊悬赏的流言蜚语，都成了他们攻击的理由，还有什么罪名不能罗织呢？反正提拔了夏竦，便朝将不朝、国将不国。甚至在夏竦进入京城，即将拜见皇帝之际，那些人还在不断上书，请求皇帝拒见，罢他的官。为了避免因公愤引发事端，宋仁宗只得忍痛割爱，放弃提拔夏竦的初衷，改任他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市）知州，不升反降，害得夏竦到亳州赴任后，赶快向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为自己辩护。但皇帝理解又能如何？朝廷内外，对夏竦的反对之声从来就不曾停止过。
宋仁宗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九月，夏竦奉旨监修黄河，因为长时间冒雨指挥，随即一病不起，当月就因病去世。夏竦去世后，宋仁宗非常惋惜，准备给他赠谥号为“文正”，这是宋代文臣死后的最高礼遇，可见皇帝对他的尊重与信任。然而，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刘敞等人却说：“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即使夏竦已经入土为安，他们都还纠缠不放，宋仁宗又只好依从，把赠予他的谥号改为“文庄”，降了档次。
这世界常常阴差阳错，一个毫无将帅之才的人，却偏偏一再让他领兵打仗，以至于闹出许多笑话，受到许多攻击。任用文人领兵，这是宋朝抑制藩镇割据的奇招，对于巩固政权、稳定江山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任用。不过，物极必反，好政策推行到一定的程度，便会露出种种弊端，文人带兵往往争论过多而决断太少，勇气不足而柔弱有余，从而导致军备削弱、组织涣散、战斗力缺乏，最后积重难返，没有一支能够抵御外来入侵的军队，外敌侵扰贯穿整个宋代数百年，便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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