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重大創新的障礙有哪些？如何在前沿領域實現領跑？重大科技創新需要什麼樣的價值觀、組織模式和體制機制？
2017年11月27日，世界上首個體細胞克隆猴“中中”在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的非人靈長類平臺誕生；12月5日第二個克隆猴“華華”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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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成果標誌中國率先開啟了以體細胞克隆猴作為實驗動物模型的新時代，實現了我國在非人靈長類研究領域由國際“並跑”到“領跑”的轉變。
在近期舉行的“紀念建黨97週年主題活動暨中科院神經所克隆猴團隊先進事蹟報告會”上，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蒲慕明院士和克隆猴團隊主要成員分別做了報告，全景展示了“中中”、“華華”的誕生過程和期間的苦辣酸甜，並授權三思派刊發。
蒲慕明院士的報告題目是“科技創新的基本問題”，對科技創新尤其如何做領跑型科技創新發表了深刻見解。
以下是蒲院士報告整理。
各位上海市領導、科學院領導、各位來賓、各位同仁，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給大家作一個簡短的報告，報告的內容是談科研創新，因為體細胞克隆猴是一項創新工作，我想反思一下我們創新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它是怎麼來的？
神經所在1999年成立，經歷了幾個階段。
第一個是啟動的頭五年，目標是建立高水平的實驗室，嚴謹的科研環境，希望在國際上能夠打響神經科學領域的聲望，發表一些好的文章。
下五年要開始招聘，招聘新的人員，也相當成功，建立了一些體制，就是管理的體制，也被科技部認為很有意義，做專題調研。
科學院也對我們這個所的發展非常滿意，從2009年開始對我們穩定支持。2009年我們成立了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在這一年的一件大事，我們決定開展非人靈長類研究，就是猴類的研究，是將來腦科學，還有人類疾病研究的關鍵。
這在歐美國家是走下坡路的，但是對人類腦科學來說，對人類疾病的研究，藥物研發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決定就在那個時候創建了獼猴平臺的設施，這是2009年，到今年快十年了。
在2011年開始神經所的一個十年，我們也正好遇上中科院創新2020的戰略計劃，我們也在這個時候又擴充了靈長類的平臺，從獼猴擴展到狨猴，狨猴是新大陸的猴，是很好的模型，我們建了兩個平臺。
我們也在科學院的規劃之下，成立了腦科學卓越創新中心，這個中心是科學院最早成立的四個創新中心之一。
在2015年把這個創新中心進一步的擴容，增加了類腦研究領域的科研人員，成立了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
這個卓越創新中心是科學院卓越中心裡面最大的一個，我們希望這個中心能夠承擔國家的腦科學計劃，中國腦計劃裡面的腦科學、類腦研究的各種項目，希望我們能承擔。
2020-2030年我們的目標是配合國家、整個社會的科技強國夢，希望神經所成為國家頂尖的科學研究所，我們將來要變成頂尖、少數的、最前鋒的科研單位。
神經所現在有40個研究組，4個方向，分成細胞分子水平的研究、神經系統發育的研究、神經系統疾病的研究，還有認知功能的神經科學的領域。
這四個領域組成了兩個重點實驗室，一個是國家的，一個是院的。在系統跟疾病領域，我們特別強調靈長類的神經生物學，這也是跟我們克隆猴有直接關係的一個實驗室。
卓越中心是科學院最大最複雜的卓越中心，包含了34個共建單位，除了科學院各個研究所之外，還包括大學和醫院，還有兩個企業單位：科大訊飛、愛爾眼科集團。這麼龐大的中心到底怎麼樣運作，怎麼樣達到目的，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組成團隊，我們對真正重大的問題能夠堅決聯合攻關。現在要把100多個實驗室聯合在一起，組成有效率的團隊，這是我們努力做的事情。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克隆猴，克隆猴出來以後國家有很多的指示。
習近平總書記兩院院士大會也談到創新的問題，也談到克隆猴的成果，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值得反思一下，到底重大突破的關鍵在什麼地方。下面代表我個人的一些思考，給大家作為參考。
第一個原則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目前我國在許多關係到我們國際競爭力的領域，科研人員的體量，跟歐美國家比起來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所有的領域都要去做重大科研突破。所以在什麼領域呢？
就是第二個原則，應該在重要的科研領域前沿，重要的科技領域前沿要佔一席之地，至少能夠達到在前沿有並跑的地位。
第三個原則是，在有優勢的領域，我們應該實現並且保持領跑的地位，這個是可以做到，關鍵是能組織團隊攻關，而不只是自由探索。
今天是個小小的例子，體細胞克隆猴就是團隊的工作，是個小的團隊。我們將來還有更大的攻堅問題，包括怎樣使用克隆猴技術建立有用的疾病模型，怎樣真正用在人類疾病治療上，這都是更大的攻堅問題。
我認為這三個原則在目前來說是科技創新，尤其是生命科學領域應該有的三個原則。
首先是價值觀的障礙，我們缺乏長期紮實的基礎研究，追根到底的精神有所欠缺，科研人員總是希望趕快出幾篇文章，急功近利，趕快獲得各種各樣的獎項，各種各樣的帽子戴上，要馬上出成果。
很多機構也沒有真正建立注重解決重大問題的文化和氛圍，中青年科學家受名利的影響很大，所以不太容易加入團隊攻關的工作。
剛才說重大問題，少數實驗室是無法解決的，要大家在一起攻關，有創新的中青年科學家不能加入，這個事情做不成。
我們真的要做重大問題，必須要能從重“面”轉向重“點”，就是剛才講到的，有所為有所不為，選擇出專攻的點。
重大專項是我們國家為了要在各領域產生重大突破所佈局的，到目前來說在生命科學領域的重大專項的內容設計，仍是太重面，沒有真正把內容聚焦在最重要的點上，這也是專項和大項目操作的體制機制問題。
在上個世紀，在科學界有兩個創新環境最好的例子，英國劍橋大學的Cavendish實驗室（後來變成MRC實驗室），和美國的貝爾實驗室。
為什麼大量的重大創新工作能夠出現在這兩個實驗室呢？我覺得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緊迫和寬鬆的平衡。
現在強調科研環境要寬鬆，科學家做科研工作，不要干預太多，隨他們做。一般的想法是經費使用自由，你要做什麼事情，做什麼工作自由，不要太多限制。
但是這個寬鬆應該說不是真正意義的寬鬆，真正意義的寬鬆是你做自由探索的時候，能遵循你自己的想法，不要受到權威的影響，能夠真正解決問題，但是寬鬆並不代表不緊迫，很多創新工作不緊迫出不來的。
MRC實驗室他們下午喝茶，一喝一兩個小時，好像很寬鬆，實際上我發現根本不寬鬆，他們喝茶常常是在談科學，聽到別人說實驗室有重要的新發現，你自己沒有發現你心裡急不急？你碰到一個大師，說你的發現沒什麼意思，還可能批評你幾句。
所以雖然有個有寬鬆的喝茶時間，但是事實上環境給你各種壓力，你自己非要做出好東西不可。
進到Cavendish實驗室的都是一般的科研人員，但進去以後許多變成有重大創新成果的大科學家，這是一個既是寬鬆又是緊迫的環境造成的。他們都是要做出重大成果，做得不好時有大師不客氣批評。
要有緊迫感，我們的體細胞克隆猴就是在緊迫感下做出來的，這原來是神經所創新2020年的突破目標，在緊迫感的驅動下2017年底就做出來了。
實現重大科研創新，我們現在就不能只做漸進式、增量式的創新，我們可以發表很多雜誌上的文章，現在大部分的創新都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一點增量，增量的創新需要聚焦到重大科學問題的突破。
科學家自由探索是有侷限性的，如果在聯合攻關一個重大問題的框架下進行自由探索，就有可能解決重大問題。
每個領域都有重大問題，每個領域的科研人員都很清楚的，為什麼沒有人去解決呢？為什麼有些地方可以解決重大問題，有些地方就做不到呢？差別就是在是否能有效的組織攻關團隊。
許多實驗物理、天文物理的重大發現都是靠大團隊攻關，不是一兩個實驗室可以做出來的。
>>>>什麼算是重大突破？不是說你出了一篇頂級雜誌的文章就是重大突破，應該是你的工作有開創新的科研領域的貢獻，或者在原有的科研領域有里程碑的成果，才是重大突破。
世界頂尖的科研機構都有這樣的重大成果，都是有開創新領域、新的里程碑的成果，而且他們在這領域不斷的有突破，不是一項突破，是連續的突破，所以他們才是領跑者。
第一個是有人才，人才我們不缺，我們有訓練非常好的人才，有非常聰明能幹的科學家。
第二個要素要有科研資源，要有團隊合作的機制環境，可以完成重大突破。科研資源我們也不缺，但是團隊合作的機制和環境，目前有些領域、尤其是生命科學領域還是很欠缺。
第三個更為欠缺的是科學家的膽識。大家都看到重大問題，但是沒有膽量去冒險，願意不在乎近期有沒有成果，長期堅持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膽識是要環境培養起來的。
Cavendish實驗室和貝爾實驗室就是有這樣的環境，一個有能力的年輕人進去後，慢慢就建立了做大問題的膽識和信心。我們要建立科研機構有這樣的環境，培養科學家的膽識，這是產生重大突破的關鍵要素。
第一個是要有高效精煉的攻關團隊 ，我覺得孫強帶領的獼猴研究團隊可以說是精誠合作、刻苦耐勞、堅持不懈。他們能把攻關任務和目標置於個人的得失之上。
生命科學界目前最大的挑戰就是建立有效的攻關團隊，我們常常說的事情，這個大院（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裡曾經面出現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劃時代的創新工作，但是從60年到現在還沒有再出現這樣的工作，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像王應睞領軍科學家所帶領的那樣高效精煉、精誠合作、刻苦耐勞的團隊。
回顧過去，我認為胰島素團隊就是最好的團隊標準，那個時代和現在當然大不相同，我們這個時代能不能借鑑一下60年前的精神，能不能有那樣的機制，解決一些生命科學的重大問題？
60年前做出的重大突破都是本土的科學家，都是青年科學家，二三十歲的，後來很多都是院士，那時候還不到30歲的年輕人，都是這個團隊的創新人才。
年輕人在25歲到35歲是最有創新能力的，我們很多這樣的人才都流失了，流到美國去了，在美國實驗室做創新工作，等他們回來的時候，都是超過35歲了，建立他的實驗室，整天忙著申請經費，自己離開了實驗臺，根本不在一線做創新工作了。
我們怎樣把博士生、博士後保留在國內一流的單位，給他們創新的機會，這是非常重要的，要有各種機制鼓勵這樣的環境。
我們現在每一個回來的“青千”背後,有20位回不來的博士後，回不來的年輕人真是沒有創新能力嗎？我看不然。
他們只是沒有發表幾篇所謂高檔論文。沒有獲選“青千”，很多人就不願回國，因為待遇差太遠了。所以再留在國外繼續“創新”。
我們現在面臨的就是這樣的情況，神經所希望培養獻身科學、有科研道德、關心社會、不計名利的科學家。
還有，我們的科研人員太多時間精力花在申請經費，常常並不是他真的需要經費，只是經費在那裡太吸引人了，有可能拿到的就一定要申請，尤其是一些大項目。不斷把時間花在申請經費，不斷答辯，整天在外面跑，評審，浪費了應該專注在做科研的寶貴時間。
這個問題科研界都很清楚，我們領導也很清楚，現在科研體制改革必須針對這些問題。我們要頂住壓力和誘惑，踏踏實實地做事，我們很多年輕的科學家在國外都做出非常好的工作，回來後為什麼達不到同樣水平？
在國外的好實驗室裡，非常勤奮，非常專心工作，可以做出好的創新工作。在國內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後，很多雜務纏身，不能安心做科研，就沒有以前那樣創新的工作了。
>>>>最後講創新人才的理念和目標，我們要造就的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家，這話說起來好像就是報紙上抄來的，但是我確實是有點自己的體會。
我認為我們需要培養的科研人員，要能嚴謹治學，對科學追求有激情，成為科學前沿的開拓者。我們要的科學家不應該以個人為中心，應該能夠投入團隊攻關，解決重大的科學難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歐美的科學家的創新是個人主義驅動的，驅動他的可能是個人的科研興趣，也可能是個人的名利；其實個人的名利常常是更大的驅動力，這個是西方科學家的傳統。
我們在國外受訓練回來的青年科學家，學的都是這樣的傳統。這種西方科學家的傳統是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完全背道而馳的。
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最可貴的一點特質就是忘我精神，沒有自己，但有社會責任感和價值觀，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觀。
所以我非常贊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五四”那一天在北大訪問時，對北大師生的講話，他提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是什麼，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觀，這個不是西方科學家的價值觀。
西方的價值觀是有問題的，諾貝爾獎醫學生理獎有進四分之一是神經科學家獲得的，但我們現在沒有一個腦疾病是可以治好的。
腦科學基礎研究有高速進展，科學家為什麼沒有能解決社會目前面臨的重大腦疾病的治療問題？老年痴呆症、中年人的抑鬱症、青少年的毒品成癮、幼兒的孤獨症等等。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許多人一起合作，基礎科學家、臨床醫生、醫護人員一起合作才能解決。如果科研的動力只源於個人的興趣和名利，參與這些大團隊的工作對他自己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好處。
所以西方的科技再怎麼發達，西方社會各種問題仍沒有解決，很大的關係跟他們科學家的價值觀有關。
我認為中國科學家對世界將來的貢獻，不僅是在科技前沿上要做出一批有重大意義的創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在國際科學界裡能夠注入中國獨特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觀，能率先解決一些全球社會、尤其是第三世界所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如環境問題、醫療問題、人口問題、糧食問題等，這將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家的重要任務。
我今天就講這些，謝謝。
根據蒲慕明院士現場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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