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念
戰後，蘇方評價在總攻前與中國方面合作進行對日戰略偵察，是蘇聯遠東紅軍的一個正確選擇。無論對於武裝偵察還是對於越境活動，以東北抗聯部隊為主的中國游擊隊都是最佳人選。從1940年建立烏蘇里斯克和維亞茨克兩個中國抵抗軍秘密營地開始，退入蘇聯境內的中國游擊隊便不斷髮動對於偽滿邊境地區的滲透和偵察作戰。他們執行這一任務，既是與盟軍的合作，更是為了祖國的解放。
關於當時的中蘇合作，這些中國人是怎樣理解的呢？曾在抗聯獨立旅中獲得傘兵上士軍銜的王立臣，曾作為盟軍先導參加了空降牡丹江的戰鬥。晚年他曾因為政治運動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因為“蘇聯特務”嫌疑入獄多年，但每當有人問到他當年的征戰，這位“老運動員”卻從不曾有過一絲含糊，他總是清楚地告訴詢問者，如果說他是蘇聯特務，那他就是為了中國去當的蘇聯特務，是為了打鬼子才幫助蘇軍收集情報的。無論境況怎樣不利，這位頑強的老人從未改口。
如果這樣的描述還不夠具體，另一名地下工作者張惠民的話可能要更加清晰。張惠民因“為蘇聯收集情報”被日偽軍警逮捕，審問他的是日本特務土屋芳雄。土屋回憶，由於張惠民十分堅強，日方無法獲得口供，故此使用了最為殘忍的酷刑。土屋稱“用刑到了極致”。酷刑之下，張惠民終於開口了。在土屋芳雄的回憶錄中，記錄了他說的這段話，或許可以作為王立臣的補充。根據土屋記載的日文內容翻譯，這位可敬的中國人說的是：“我的祖國遭到日本的殘暴侵略，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趕走侵略者，所以我們選擇了和蘇聯合作，這就是我提供情報的原因。儘管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是我們的抵抗一定會勝利！”
退入蘇聯的中國游擊隊，在入境作戰方面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43年前是綜合性任務和偵察任務並重，1 9 4 3年後是偵察任務為主，其他任務為輔，可見其對於對日戰略偵察任務的重視。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游擊隊得到蘇方的支持，裝備、訓練不斷提高。特別是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成立後，蘇方以遠東紅旗軍第88獨立步兵旅的名義為這支部隊建立了通暢的後勤補給體系，部隊所需物資補給、生活必需品和服裝因此有了保障。在維亞茨克的旅部所在地，先後建成了3座大型營房，並陸續建立了軍醫院、車庫、圖書室、倉庫等設施。一批以遠東華僑志願兵為主的人員補充進了部隊，也有一批蘇聯軍官以副職兼教官的身份開始為這支部隊提供更加正規化、科學化的作戰訓練。趙尚志曾為東北抗日聯軍設計軍銜體系，此時也在部隊中得到真正實現，甚至蘇方還為中國游擊隊的指戰員們按照蘇方同樣軍銜標準提供薪金等待遇，這在中國的紅色軍隊中堪稱前衛，要知道這時候在延安，連朱德總司令也是供給制呢。
不過，這種福利多半隻是象徵性的，因為部隊的秘密性質，中國游擊隊員很少和當地人接觸，所以陶雨峰他們領了薪金也沒有地方花。高級指揮員稍好一點，因為工作關係，他們有時會往返於伯力和維亞茨克之間，可西線激戰正酣局勢嚴峻，蘇聯也處在嚴重的物資匱乏之中，伯力的商店裡基本可以跑老鼠，估計忙得腳不沾地的周保中們也不會有多少逛街的慾望。結果蘇聯方面發的薪金大部分被他們攢起來，在戰後交黨費了。
特種部隊的雛形
他們大多數的時間還是放在訓練和作戰上，百戰餘生的老戰士配上蘇方提供的當時最精良武器，中國游擊隊的作戰模式發生了較大變化。周保中非常重視“小部隊”的運用，強調部隊規模“越小越好”，以便作戰中減少損失，更加靈活。他可能並沒有意識到，這正是21世紀流行的特種作戰雛形。抗聯的滲透作戰打得有聲有色，經常把日軍鬧得雞犬不寧，在當地造成較大影響。1942年7月，受到抗聯作戰宣傳影響，駐防在饒河縣東安鎮的偽靖安軍二團二營一部在張為國、周巖峰、祁連生等帶領下發動武裝起義，擊殺試圖反抗的偽軍幫兇符中尉等，在單立志等率部接應下渡江加入抗聯教導旅。
這樣的情況不斷髮生，使日軍意識到抗聯還有相當強的活力，對東北這塊日軍的戰略腹地有著重大威脅。在基本控制了中蘇邊境地區之後，日軍在這一地區部署了大量兵力，目的之一便是阻止撤入蘇聯境內的中國東北抗日聯軍殘部返回國內。除了嚴密部署日軍和偽滿軍的邊境守備隊以外，日本關東軍和抗聯教導旅兩名優秀偵察員陶雨峰與劉鐵石合影 偽滿當局還採用多種不同手段，在邊境地區和抵抗力量活躍區域構成多層次、立體型的反滲透體系。例如，增強偽滿奇特的“海軍”部隊江上軍來封鎖東北抗日聯軍的越境行動，在邊境地區加設瞭望塔、嚴格保甲制度。日偽方面特別派遣了大批武裝便衣特務，在中蘇邊境地區的村莊和山區活動，隨時偵緝抗日活動。這些特務普遍受過嚴格訓練，裝備精良且狡詐奸險，趙尚志便是因被日軍部署的特務打入內部而慘遭不幸。
這些特務是怎麼活動的呢？曾經為賓縣日本特務機關特搜班（別名“八十號”）當過雜役的孟憲武回憶：“平時特搜班的人經常活動在城鄉各個角落，為遮人耳目，都穿便衣。冬天是黑棉褲棉襖、狗皮帽子，夏天是白上衣、黑褲子。到鏟地時拿鋤頭，到割地時拿鐮刀，裝扮成農民的樣子。但是手槍、手銬子卻隱藏在身上，發現誰可疑，就把誰扣上手銬子，帶到警察署，被抓的人有時還不知怎麼回事呢。”
日偽方面對偽滿境內居民進行詳細登記造冊，特務機關利用其專門設立“要視察人”和“嫌疑人”兩類名單，重點監視。“要視察人”包括共產黨、國民黨嫌疑者，也包括曾在民國政府中任職過的人員以及有名望的士紳。而“嫌疑人”則是因各種理由被懷疑的對象，平時活動受到監視，逢年過節對其中的重點人進行囚禁。耐人尋味的是，在“要視察人”裡面，還包括大多數在偽滿政府中擔任職務的官員，可見日本人對這些走狗絲毫也不敢信任。而一有風吹草動，特務便會從“要視察人”和“嫌疑人”中有比例地抓人訊問。被捕的人員會受到殘酷的刑訊，無論是上大掛還是過電，都讓人難以承受，經常有所謂嫌疑人死於酷刑。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特務當時偵破的抗日案件中，不但有抗聯和八路軍等共產黨系統的，也有國民黨系統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賓縣“八十號”特務機關所逮捕的中國抵抗者中，有地下黨員黃靜亞、從日軍集中營越獄的八路軍軍官吳玉才，也有國民黨賓縣地下支部的“信致成案”涉案人員。相對來說，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國民黨在地下組織方面能力較弱，因此直到1944年前後，在東北的抗敵歷史中依然可以看到國民黨方面組織遭到破壞的記錄，不免讓人唏噓不已。從總體來看，在東北地區的國民黨系統地下工作人員，普遍具有較高的民族節操，在被捕後至死不出賣戰友和組織，與關內平津滬等地軍統潛伏人員叛徒迭出形成鮮明對比。直到抗戰勝利前夕，在東北這塊戰前國民政府控制力相當薄弱的地區，仍有相當的國民黨系統地下組織在活動。雖然抗戰後期，東北國民黨系統的地下工作較為消極，缺乏軍事抗爭的決心，但在收集情報、喚起東北同胞的愛國精神等方面，仍有相當價值。他們和共產黨系統工作人員的共同犧牲，證明著中國人在日軍佔領東三省最黑暗的時代進行的頑強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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