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援朝之役實質上並不是近代以來國與國的戰爭，而是明朝為了維護東亞宗藩體系而進行的戰爭。從這個角度來看，會發現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對於戰爭中一些具體細節也會有不同的評價，用歷史的眼光看歷史，才能更貼近歷史的脈絡。
1592-1598年萬曆援朝逐倭戰爭事關中日韓三國國運，窺一斑而見中華宗藩體制之全豹。以此簡評，代為前言。
“假中華”為什麼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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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九年（1591），大明皇帝、中華宗藩體制的“天下共主”明神宗朱翊鈞連接密報，稱日本正備戰侵華，不但舉國動員，還威脅周邊各國參與。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可能嗎？明廷將信將疑。
癥結出在朝貢上——此前日本請求恢復朝貢，明朝答覆是先解決禍亂沿海的倭寇問題，雙方僵持不下。東亞朝貢體系是中華宗藩體制重要組成部分——只要各國承認明朝為其宗主，得到明帝冊封成為藩屬，就取得朝貢的資格，以少量貢品換得大量賞賜，還能順帶做生意。這是一本萬利的好買賣，差價最高達十倍之多。
朝貢關乎日本經濟命脈，明朝中日關係有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明初把日本國王封號授予幕府將軍，建立朝貢關係。室町幕府衰落後日本進入戰國時代，群藩林立。藩國盜用幕府名義在中國殺人越貨，明廷怒而終止一百五十年的朝貢關係，這是第二件。倭寇是海盜，有日本藩國支持，其中很多是因海禁失業，鋌而走險的中國漁民和商人。
明廷認識到單靠剿滅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於是部分開放海禁，取得一定效果，但同時嚴令中國人不得赴日貿易。這樣一來，無論朝貢還是開海，日本都被撇在了一邊，只有眼紅幹看的份兒，不禁怒火中燒。
不過日本也有運氣，16世紀發現了金、銀礦，白銀出口量一度佔全球三分之一。最早在亞洲建立殖民地和傳教區的葡萄牙人奔波於印度、南洋、中國和日本之間，用藥品和香料換絲綢，絲綢換白銀，白銀換瓷器，也做軍火生意，大獲其利。誰料盛極而衰，西班牙無敵艦隊戰敗（當時葡萄牙國王是西班牙人）讓葡人風光不再。
改變東亞歷史的石見銀山
（現為世界文化遺產）
日本特權商人渴望填補這一真空，僅僅從中國劫掠和走私已經滿足不了胃口。何況日本已結束分裂，完成統一，兵強馬壯，不可一世。這就是第三件大事：明末日本企圖以戰爭叩開中國大門，重開朝貢，發動者是關白（即最高執政者）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對世界的理解基於對日本的過度自信。他認為自己平定陸地和海洋，保障商人旅行安全，禁絕海盜（即倭寇），明朝應該來謝恩才是。
萬國來朝的對象不應再是衰落的明朝，而是興起的日本。位至人極的秀吉想再進一步作天下的主宰，死後取得神位，享受大豪傑的祭禮並實現永生。日本素有自稱“中國”和“華夏”的傳統，秀吉甚至想合日本、朝鮮和中國三國為一。但他對天下秩序的理解是征服惟恃武力，也即中國儒家從來擯棄的“霸道”而非“王道”。
中華宗藩體制脫胎於儒家“家天下”概念，要義是“天下一家，事大字小”。“字”即孕婦在屋內產子，引申為養育、撫愛。宗藩，即宗主與藩屬。宗主好比家長，藩屬好比子女，藩屬間好比兄弟；藩屬服侍宗主，宗主愛護藩屬，藩屬間友好相處。藩屬受欺，宗主主持公道，所謂“興滅繼絕”；宗主有事，藩屬效力支持，所謂“尊王攘夷”。這些在秀吉都不需要，可見他的所謂“中華”是冒牌貨。
戰國第一暴發戶豐臣秀吉
（狩野隨川繪）
農民出身的豐臣秀吉對外部世界所知不多。他聽說中國畏倭如虎，幾百海盜即可橫掃數省，如入無人之境；又聽說朱翊鈞無道失政，武備不足，就認為明朝不堪一擊。
不過這也不能全怪他。當初幕府接受明朝冊封，雖說為了換取朝貢，但懾於中華文明的巨大威力，表現還是相當恭敬的，日本上下也以使用“大唐”舶來品為榮。在朝貢期間，日本商人多次不守規矩，在華逞兇，明廷總是息事寧人，不了了之，助長了對方的囂張氣焰和輕慢之心。再加上倭寇之亂始終無法解決，更讓日方覺得明朝徒有其表。
“厚往薄來”的朝貢機制是不平等的貿易方式，長期海禁更是束縛自己的手腳。久而久之，不但明廷無法承受，日本也為謀求暴利而不擇手段，以至於昧於大義和大勢，發動一場註定失敗但為害甚烈的侵略戰爭。
“小中華”為什麼瞞報
2
本來是侵略中國，為什麼戰爭發生在朝鮮呢？從日本到中國，有海路和陸路兩條選擇。海路從遼東、山東、江浙、閩粵登陸，即倭寇襲擾的老路。日本水軍落後，投入海戰勝算不大，豐臣秀吉心知肚明，從始至終未發一船一艦侵華。陸路經朝鮮，他致書朝鮮國王李昖（音同言）借道。
作為中華宗藩體制頭號藩屬，自稱“小中華”的朝鮮理所當然予以拒絕，但卻遲遲不向明廷通報敵情。朝鮮與日本隔海相鄰，往來不斷，按說應該非常瞭解其動向。獲悉明廷得知日本意圖後，朝方更加不安，君臣展開討論。
一方主張通報，一方擔心被認為私通日本，主張隱瞞。迫於壓力，韓王派使臣進京通報。明帝破格接見，嘉勉有加，一團和氣背後面是兩國不動聲色的博弈。
公元1592年春，壬辰，大明萬曆二十年、朝鮮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祿元年，明廷連遇兩件大事，一是請定太子，二是寧夏叛亂，大費周章，無暇東顧。就在此時，豐臣秀吉命二十萬大軍登陸釜山，朝鮮稱為壬辰倭亂，中國稱為朝鮮之役，本文稱為萬曆援朝逐倭戰爭。
釜山之戰後日軍幾乎未遇到像樣的抵抗
僅僅兩個月，兵不血刃佔領王京漢城，攻取開城、平壤，連克三都，朝鮮幾乎全境淪陷。李昖奔至鴨綠江邊，請求越境避難，喜不自勝的秀吉則發佈遷都北京的準備令。
朝鮮潰敗如此之快，出乎明廷意料，甚至生出朝日勾結，製造假象，共謀中國的疑慮。究其原因，通常說法是該國政治昏暗，武備鬆弛。從韓王在停戰期間聽信讒言，囚禁和殺害良將來看，此言非虛。不過研究中朝關係特別是邊界歷史，會發現另有原因。簡而言之，朝鮮戰略防禦重點放在北部而非南部，這是日方迅速得手的主要原因。
朝鮮半島三面環海，無處發展，“北拓”是此地所有朝代的共識。金元以來，鴨綠江、圖們江兩岸由女真人居住。朝鮮蠶食鯨吞，將女真人驅離故土，並得到朱棣認可：
“
朝鮮之地亦朕度內，朕何爭焉？
”
有邊無防、有疆無界，這是中華宗藩體制的特點，為後世留下無窮麻煩。最終，朝鮮佔得9萬平方公里土地，使上述兩江成為兩國界河。然而，這一大片疆土處於高寒地帶，且多高山，幾乎沒有宜耕土地，習慣溫帶生活的朝鮮人要付出相當代價才能生存。何況還要對付強悍的女真部落，又耗費了巨大精力。這應該能解釋為什麼顧不上防範日本。
雖然中朝之間有包括女真問題在內的諸多矛盾，不過大敵當前，明廷擱置爭議，就如何維護宗藩體制展開爭論。宗，即供奉祖先牌位的屋子；藩，本意是籬笆，引申為屏障。中國好比屋子，北京好比牌位，遼東好比門戶，朝鮮好比籬笆。
一方認為籬笆是為門戶作屏障，而不是恰恰相反，也不是全無道理。從政治上，中朝一體，必須救援，日本對宗藩體制的挑釁必須制止；而從軍事上講，明軍以逸待勞在遼東與日軍會戰，既無勞師遠征、人地兩疏、補給困難之苦，又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助，最終勝利仍將屬於中國，代價是坐視朝鮮一度被吞併，動搖藩屬對宗藩體制的信心，這是大國如明朝在道義上不能承受的損失。因此另一方認為：
“
關白之圖李氏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李氏朝鮮，非止為屬國也。李氏朝鮮固，則東保遼東，京師鞏於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李氏朝鮮，實所以保中國。
”
日方的底牌是最大程度壓榨和瓜分朝鮮，同時通過打砸中國國門實施威嚇，達到通商目的，這已為其後的事實所證明。那些認為中國出兵是為了自保，朝鮮為中國而犧牲的觀點是對歷史的無視和對宗藩體制的無知。朱翊鈞決意援朝，命令遼東做好安置李昖的準備。韓王一旦入遼避難，就標誌著朝鮮亡國，“興滅繼絕”的時候到了。
明神宗朱翊鈞
作為宗主，他在致李昖的答辭中直言不諱批評朝鮮君昏臣暗，文恬武嬉，內鬥不休，國政荒廢。這才是藩屬隱瞞不報敵情的深層次原因。
“大中華”為什麼議和
3
援朝逐倭一波三折，分為壬辰倭亂（1592）、癸巳議和（1593）、丙申冊封（1596）和丁酉再亂（1597）四個階段。戰爭的具體經過，相關介紹文章不少，這裡重點講一下收復平壤、開城，兵臨漢城後的議和。
中朝聯軍面臨後勤保障、情報嚮導和協同作戰諸多困難，議和過程中也發生過矛盾。回到前言的話題，熟悉抗美援朝戰爭的讀者很自然聯想到歷史居然如出一轍！區別在當時戰俘問題還提不上日程，但朝鮮兩位王子和三位大臣被俘，他們的命運無疑是談判的重要砝碼。
商人出身的小西行長
（月岡芳年繪 肯定有摻水）
侵朝日軍不少將領是商人出身，很清楚對華貿易的重要性，對議和比較積極。日方提出七項條件，中方提出三項（見括號內）：
歸還朝鮮王子（如前）；豐臣秀吉迎娶明朝皇女；恢復朝貢互市；兩國互換誓詞（秀吉謝罪）；返還朝鮮王京及部分領土（返還全部領土）；朝鮮王子及大臣入質日本；朝鮮宣稱永不背叛日本。
此後日軍主動撤出漢城，退居釜山一帶，距上次登陸正好一年，也歸還了王子和大臣。明軍則全部撤回國內。
朝貢的前提是冊封。日本志在重開朝貢，而無論明帝還是韓王都不想讓日方獲得國王名分。無奈明廷將相強烈要求，朝方違心附和。於是明廷提出三項新條件：
“
“勒倭盡歸巢、既封不與貢、誓無犯朝鮮。”
”
得到肯定答覆後，明帝發出冊封國王的詔書及袍服，將日軍入侵說成要求朝貢被朝鮮阻隔，給豐臣秀吉臺階下，這是中華宗藩體制對日本的最後爭取。但日軍並沒撤退，說明其中有詐。日軍主將和中方翻譯聯合設計，欺騙了兩國統治者。在宗藩體制兩千年曆史中，此次冊封可能是最富戲劇性的一次。得知實情，秀吉據說極為憤怒，擲還袍服、撕裂詔書後宣佈：
“
我欲我則王，何受髯虜之封？
”
此說來自推崇他的日本傳記作家，藉以稱讚其氣節。須知當年幕府將軍接受明朝冊封是被指為喪失氣節的。另一種說法則是他雖不滿，也只好隱忍不發，先接受下來，伺機再戰。
這一點為至今收藏在日本的畫像所證明——圖中，秀吉頭戴明式冠冕，身著郡王袍服。詔書也在博物館保存至今，並無任何破壞痕跡。一圖勝千言，一物證百事。兩廂對比，真相自明。[i]
秀吉唐裝像
公元1597年，丁酉，萬曆二十五年、宣祖三十年、日本慶長二年，日軍再次侵朝，明軍繼續施救，因此日方將此次戰爭稱為文祿、慶長之役。
這次日軍士氣大減，始終被壓縮在朝鮮南部沿海。次年，豐臣秀吉憂懼而死，日軍敗退，朝鮮全境光復。明廷兌現諾言班師回國，不要寸土，但留下一件“鎮物”——鑑於該國上下離心，萎靡不振，明軍將領鄭重向韓王推薦以忠義仁勇著稱的武聖關公，再三叮囑此神靈驗，必須虔敬。
朝方不惜國力，歷經數年在漢城建起規模宏大的國家祀典關廟，明帝特賜內帑、塑像和匾額，關公信仰正式傳入朝鮮，成為該國保護神。以至於朝鮮使者在清朝發現家家戶戶供關公時大為驚訝，覺得怠慢神明，不夠莊重云云，關公地位之高可見一斑。
援朝明將並非聖賢，有很多缺點毛病，但都能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多人沙場獻身，戰死異國，沒有辜負軍神關公。維護宗藩體制，宗主不能只靠興兵或撒錢，還必須輸出能讓藩屬接受的信仰和文化，也即軟實力產品，前提是自己首先要誠心信服，朝鮮各地多處孔廟、關廟就是明證。
幸虧“大中華”與“小中華” 在這場捍衛中華宗藩體制之戰中打敗“假中華”。不然，朝鮮就只能供奉 “關殿”（即“關白殿下”）秀吉而非關公了。
餘響
戰爭徹底摧毀了中日之間互信，兩國再未恢復朝貢。其實雙方的需求是相互的：日本有中國缺乏的白銀和黃銅，中國有日本缺乏的綢布和陶瓷。如果豐臣秀吉不是窮兵黷武而是睦鄰友好，如果明廷不是貪慕虛名而是講求公平，宗藩體制的調整將帶來共贏局面。援朝逐倭期間，貴州土司藉機叛亂，歷時數年被平定。加上寧夏平亂，合稱“萬曆三大徵”。逐倭耗費在七百萬兩以上，折損數萬將士，相當於另兩役總和。
壬辰戰事一開，明廷被迫禁海。伴隨西班牙衰落和日本鎖國，白銀流入中國的順差不再，收入大減。“三大徵”造成沉重財政負擔，幾乎花光歷年儲備。禍不單行，戰爭期間皇宮三大殿以及帝后寢宮均遭雷擊焚燬。
即使不考慮明帝居住，單為宗藩體制觀瞻，接待朝鮮等國使臣計，也需儘快新建，重修耗資達九百萬兩。情急之下朱翊鈞祭出昏招，派無知暴虐的太監四處斂財，導致民變四起，動搖明朝統治合法性。援朝逐倭就這樣成為明朝國力消長的轉折點。
朝鮮之役結束，朱翊鈞昭告天下：“朕念朝鮮稱臣世順，適遭困厄，豈宜坐觀！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是的，中國扶助了朝鮮，但代價實在高昂；懲罰了日本，但它逃脫了罪責。宗藩的勝利不夠完全，東鄰的失敗不夠徹底。豐臣秀吉死前悔悟道：
“
吾與明構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焉。
”
然而，中朝兩國卻並沒有如秀吉所料乘勝追擊，犁庭掃穴，除惡務盡，訂立誓約。
別忘了，雖然日軍折損十幾萬精兵，但水陸主要將領二十人中除秀吉外甥病死外都安然回國。後來內戰中一人被殺，一人自殺，其餘均得苟全，甚至得享高壽；
別忘了，經此變亂，朝鮮人口幾乎減半，各種文化珍寶被毀滅或搶劫，幾十萬能工巧匠被擄到日本，甚至作為奴隸賣給葡萄牙人；
別忘了，雖然元兇秀吉身死族滅，但仍被奉若神明，京都豐國神社其墓前有中、朝陣亡將士的耳鼻冢作為供奉。至今韓國祭掃者絡繹不絕，但卻少見中國人的蹤影。
豐國神社
宗藩體制未能啟動懲兇機制，因而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致使日本迷信武力的思維沒有得到反省和清算。明帝給韓王諭旨中這樣預言：“倭雖遁歸，族類仍在。生心再逞，亦未可知。”果不其然，三百年後，鎮鎖妖魔的封印再次打開……
[i] 畫像、誥命照片見《中世紀的中日關係》頁294、340，頁334-335詳細敘述了考察這兩件文物的經過。
附錄
成語“懲前毖後”意為接受教訓，不再重犯。壬辰倭亂中，朝鮮名臣柳成龍推薦名將李舜臣出山，使其成為日軍的夢魘，倭亂平定後又著《懲毖錄》以記戰事。
2007年柳成龍逝世四百週年之際，其子嗣邀請侵朝日軍大將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的子嗣、明朝援朝大將李如松的子嗣參加祭奠，集會由李舜臣子嗣主持。豐臣秀吉已被政敵滅門，子嗣無處可尋。柳家子嗣表示：“希望能為因日本國內局勢而侵略無辜的朝鮮的行為進行道歉，並分享面向三個國家新的未來的和解情懷。”集會當天，日本和中國表演團體將以“時隔四百年的和解”為主題，分別展示日本傳統舞龍和明朝傳統舞龍。[i]
[i] 韓國《東亞日報》2007年3月13日：http://chinese.donga.com/BIG/List/3/all/29/385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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