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78歲的國家隊前網球教練沈建球的手機響個不停，看著手機上陌生的“四川號碼”，沈建球按下了接聽鍵，“沈教練，我是胡娜。”
對教練沈建球而言，這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電話，來電的是曾經的弟子、原中國網球名將胡娜。“她現在是畫家，告訴我她來北京開畫展，問個好。”但對“胡娜事件”的當事人沈建球而言，“這是我第一次接到她從國內給我的電話。”至於其他，沈建球還沒有等到想要的答案。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我記憶中，她沒有向我道過歉，但基於修養我原諒她，可並不代表她沒錯。畢竟，她造成了政治事件，應該反省。”
1982年夏天，出生於網球世家的四川隊隊員胡娜代表中國網球隊赴美參加聯合會杯，卻在第二輪比賽前，為能征戰職業網壇而消失在舊金山。8個月後，她向美國當局申請的“政治避難”獲准，導致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停止了中美當年的雙邊體育交往，此事成為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雙方第一次出現的嚴重外交衝突。
1979年，我國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中國體育的各個項目也恢復了單項職業比賽。1981年，中國第一次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有32個國家和地區參加的聯合會杯，便進入16強。因此，1982年的這項重量級賽事被國內寄予很高希望。因出色的競技成績，胡娜和隊友餘麗橋、王萍和李心意集體出征，外交部國際司歐美處處長金恕被臨時調派擔綱領隊，而主教練正是1974年和1978年兩屆亞運會女隊的主教練沈建球。
那一夜，她消失在舊金山
打球時期的胡娜
距離舊金山市僅70英里的聖塔克拉拉，一個矮式的花園酒店，胡娜和李心意的房間被安排在一樓。對陣原聯邦德國隊的那天早上七八點鐘，因隊裡有“集體行動”的要求，沈建球需要等齊隊員一起去餐廳吃早餐，金恕則去組委會遞交出場名單。等了10多分鐘，就是不見胡娜，沈建球便和其他3名隊員“邊吃邊等”，一直到金恕返回住地，胡娜還沒來。
沈建球依然記得那個7月的慌亂早晨，推開房門，“床鋪沒有翻動過，皮箱什麼的都在，什麼都沒帶走。”但他至今都不知道的是，胡娜當晚確實沒帶任何行李，除了一個冰桶。
“半夜還在外面，如果領隊或隊友看見了好解釋。”胡娜在接受臺灣媒體採訪時透露，酒店走廊的盡頭有一臺製冰機，冰桶成了她合理的“道具”。深夜12點，趁隊友李心意睡著，胡娜提著冰桶向酒店後門徑直走去，結果“一路都很順利”。
事實上，胡娜“出走”並非一時興起，在頭一天作為一號種子對日本隊兩連勝後，她便決心比賽後要留在美國，對陣原聯邦德國隊前夕，領隊開會通知，如果輸了球，隔天就要返回中國，這讓胡娜確定了時機，“這是最後的機會。”
胡娜對於美國職業網球的嚮往，早在16歲便播下了種子。這在她的自傳《胡娜的靈性對畫》中被形容為“潘多拉的魔盒打開了”。從7歲被外祖父溫嶺（中國網球元老）發掘出網球天賦起，胡娜接連在國內以青少年的身份斬獲多項成人組賽事的冠軍，隨著目標的不斷實現，國際舞臺成了她最終的目標，“我的夢想是進入WTA排名前20”。1979年，胡娜隨中國網球隊訪問美國，在那裡，她第一次見到洗衣機、自動發球器等先進設施，首次體驗和國內“洗一次澡用水量控制在一臉盆”截然不同的“淋浴”。但最讓她震撼的是站在中央球場看臺最高層，觀看世界第一的美國女選手艾芙特的美網比賽，儘管“球場已經變成豆腐乾那麼大小了”，但胡娜依然感嘆，“這是多麼令我羨慕的時刻啊”。
打職業比賽，與世界最好的選手同臺較量，胡娜本以為這個夢並不遠。因為在美期間，世界知名網球教練布雷頓便看中了胡娜的網球天賦，表示願意贊助她征戰職業賽。“我告訴他，要給中國網球協會寫信，但寫到我19歲，也沒有任何消息。”胡娜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運動員常常受傷，說不定哪天就退役了。19歲已經有很大的危機感了，再不努力，打職業賽的夢想就只能是泡影。”
於是，32年前的那個深夜，從飯店後門離開的胡娜，坐進早已在停車場等候的朋友車中，“邁出了人生最艱難的一步”。
4個字，演繹成政治風波
“政治避難”，當沈建球聽到由胡娜律師轉達的這4個字時，“頭都炸了”。回憶起當時的情況，沈建球不由得加快了語速，“我們正在找她，大會官員就來敲門，說她的律師打電話說，胡娜很安全，別再找她了。”於是，人心惶惶的中國隊稀裡糊塗地輸給原聯邦德國隊，且放棄了之後的安慰賽，匆匆返回舊金山。
因廣東粵劇團赴美，中國總領事館的招待所已經客滿，沈建球一行只能入住黑人區的酒店，這一夜，大家輾轉難眠，但壞消息才剛剛開始。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小店裡，沈建球看見鄰桌留下的早報，頭版頭條配了很大的照片，“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要求政治避難”，金恕馬上向總領館彙報，“他是歐美處的老處長了，聲音都是顫抖的。”沈建球回憶，他們的緊張被官員一眼看穿，“你們不要緊張，這樣的情況不是沒有先例。”但他深知，“申請政治避難”卻是頭一遭。
沈建球的擔心成了現實。從胡娜申請政治避難的那一刻起，中國就不斷與美方展開交涉，併發生了長達8個月的糾葛。胡娜的申請甚至被移交至白宮，美國國務院高調介入，敦促儘快批准胡娜“政治避難”的申請。1982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曾表示，“胡娜這件事不解決，中國今後還敢派什麼人去交流？”並在第二年表示，“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會引發連鎖反應，送胡娜回國是上策，讓胡娜留在美國讀書是中策，給予政治避難則是下策。”可惜，美國方面在1983年4月4日，正式宣佈批准胡娜“政治避難”的申請，4月7日，中國正式宣佈停止當年中美兩國的體育交往。
在中國，胡娜被視作“叛逃者”，而她“叛逃”的目的——打職業賽，也在中美雙邊的你來我往中一度擱置。沒有合法居留身份的8個月，胡娜不能在公開場合露面，一旦被移民局發現，她將被遣返，“我不能冒這個險。”胡娜在自傳中披露，不能打球，她開始瘋狂地吃冰淇淋來排解情緒，4個月後，她胖了10公斤。
剛到美國時，胡娜只會用英語說“謝謝”和“早上好”，為了重啟職業生涯，她去聖地亞哥大學上語言課，“林青霞曾經在那邊讀過書。”胡娜對記者提起，然後，她便在臺灣一企業的支持下，開始了一個人扛著所有裝備走遍歐美打比賽的生活。
“我從小就很獨立。”但胡娜依然會羨慕擁有龐大團隊的李娜，“她有教練和按摩師等等，很幸福。”而當年除非遇上非常重要的比賽，胡娜才會精打細算地請個教練，“費用很高，要負責旅費，每天還要付錢。而且當年比賽的獎金很低。”她以四大滿貫為例，“冠軍也就是三四萬美元。”在她初征職業網壇的階段，看到過日本隊帶著電飯鍋、扛著大米參賽的情景，胡娜苦笑著說：“我只能看到什麼吃什麼，肯德基、麥當勞，隨便。”
對胡娜而言，一切的決定和苦楚都是為了以“CHINESE GIRL”（中國女孩）的名義站上中央球場，“我站上去過很多次，每次只要聽見有人用中文為我加油，我就覺得親切。” 她在賽場上的突破受到不少留學生的支持，“他們還會請我去家裡吃火鍋。”在那段歲月中，即便獨處已成習慣，但孤獨的感覺仍會蔓延，尤其當傷病襲來的時刻。WTA單打成績是75勝97負，雙打是45勝67負，最好成績進入過溫網第3輪，為了這些成績，胡娜的肩膀、腰和膝蓋都有不同程度的傷病，“肩當時已經痛到抬不起來，要動手術。”醫生的建議意味著胡娜要休息兩年，再從沒有任何排名重新開始，1992年，29歲的她選擇退役，學習經營管理延續網球生命。
而此刻的沈建球，早已從國家隊被調回地方，成為一名業餘教練。“從專業到業餘，就像被貶到西伯利亞去了。”沈建球回憶說。
關於胡娜的新聞，沈建球一直保持關注，知道她在臺灣做青訓，培養出臺灣名將詹詠然；也瞭解她做解說，不時還會聽一聽。這種不算明晰的關聯總會不時提醒著沈建球，他眼中那個女孩當年的“年少無知，上當受騙”，不僅改變了她個人的生活軌跡，同樣改寫了別人的人生。而讓人唏噓的是，此前已兩次赴美的胡娜已經受到美國方面的關注，對方伸出橄欖枝，提出幫助她訓練等條件，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這樣的“重視”讓原國家體委在派胡娜出征前曾權衡再三。據沈建球回憶，當時一名相關領導甚至專門叮囑胡娜的家屬幫忙做工作，最後，為了中國隊的成績著想，還是“冒了風險”。
從美國回到北京後，領隊金恕和當年進行政審的領導被要求寫檢查，胡娜的室友李心意被取消了參加亞運會的資格，而沈建球同樣無緣亞運會，且從國家隊回到了地方。“我亞運會的證件都準備好了。”沈建球有些無奈，“國家隊不用的人，地方上敢用嗎？”此後，他便開始了業餘教練的生活，“希望還能培養出世界水平的選手。”但在他記憶中，論競技能力，“我帶那麼多國家隊運動員，胡娜依然是最好的。”只是對於她“追尋網球夢”的結果，沈建球依然重重地用了“叛逃”二字，“至少，對任何中國人而言，不願再看見有第二個胡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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