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既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又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值此盛世华年，杭州党史特开辟“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第一期隆重推出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
李金明同志曾经在1992年2月至2000年4月期间，担任过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对杭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深刻体会，希望能够为新时代杭州改革开放大业提供宝贵历史经验借鉴。
李金明
李金明（1941年10月— ）,男，河南南阳人。1992年2月至2000年4月期间，曾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0年4月至2003年7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纪委书记。2003年1月，在政协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浙江省政协主席。2007年2月28日，全国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增补为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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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一）
——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
（1993年，时任杭州市委书记李金明，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立目标、绘蓝图
我认为，每一届班子、每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工作，首先要考虑的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目标、绘蓝图、做计划、抓落实。1992年，市委绘制杭州“三四五”发展战略蓝图，几乎用了近一年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中间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有专家的意见，有领导的意见，有群众的一些呼声和要求，还有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一些意见，有些方面还到国家有关部委征求意见。正是做了这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才形成了杭州市“三四五”发展战略。
1992年12月30日，中共杭州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杭州市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杭州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定》，具体勾画了杭州市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保证措施。这个战略规划要求，从1992年起，用20到25年时间，也就是在2015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经济、旅游、科技、文化中心，成为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社会安定、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名城。杭州“三步走”的战略蓝图规划是这样的:第一步，干好“八五”后三年，致力于打基础，在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交通能源、旧城改造、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基础工作有重大进展。经济水平有较大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000元；第二步，加快发展，“九五”期间，人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提前达到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万元(后来的工作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大大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三步在2000年后，再用10到15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就是我们制定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确定目标后，就要研究阶段性的工作。然后，在目标和蓝图的基础上就要做出近期的工作安排，这就是我们“三四五”发展战略当中需要细化的许多具体工作。立目标、绘蓝图、做计划、抓落实，这几项工作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做好这些工作，当时的最大困难是思想观念问题。
首先要冲破思想的藩篱
做出这样一个战略规划，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当时统一思想认识的重大课题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坚持改革开放。这就要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当时存在的一些“左”的和“旧”的思想影响，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思路去指导规划的制定。如果不从这个切入点和高度去思考问题，就很难绘出这样一个好的蓝图，要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做规划、绘蓝图的过程，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过程，也是集思广益、完善蓝图的过程,更是推动工作,加快发展的过程。
我到杭州工作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市委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认为杭州要进一步发展，走在全省的前面，跟上全国的形势，首先应当从解放思想抓起。市委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解放思想的动员大会。动员大会的背景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正值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之际，需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思想，指导蓝图的绘制。因此，应当及时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推动工作。二是探索新思路，解决老大难。当时杭州市工作面临的一些突出困难，特别是财政困难，老企业多发展难，城市建设欠账多改造难，这三个大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发展。解决这些难题，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通过改革探索路径，才能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三是塑造天堂新形象，需要改善门庭，城市要有一个新的面貌，必须进行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持续提升干部群众素质等方面的工作。我到杭州市工作之前，听到过杭州市的一些情况。迫切需要改变城市现状。四是要向先进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当时大家议论比较多的问题是：杭州跟苏州比差距大。杭州和苏州有可比的地方，也有不可比的地方。但对杭州来说，不管是地缘优势、人文优势、工作基础、发展的有利条件，应该说比苏州更多。苏州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另外它六个县的发展也比较均衡。不像杭州市，淳安还是贫困县，桐庐、临安、建德这些都是山区县，跟苏州还是有不可比的地方。但是，至少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发展外向经济等方面，苏州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市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从思想观念入手，就是要解决好当时一些“左”的和旧的思想影响。“左”的思想影响，就是刚才说的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有以天堂自居满足现状的思想观念，以及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都在困扰着我们。如果不把“左”的和“旧”的思想解决好，那么，好的蓝图难以划出来，即使划出来了也难以实现好。所以我说解放思想是“牛鼻子”，只要牵着牛鼻子，牛就走了。后来经过学习教育，随着工作的发展，在实践面前大家逐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就比较统一了。
解放思想大讨论，主要是武装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组织大家结合杭州的实际，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查找自己的差距。另一方面，走出去向外地学习，开阔思路，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当时王永明市长带一部分同志到广东、福建那边去学习，我带一部分委局办的同志到江苏苏州市去学习。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杭州和苏州的比较。过去有的同志说苏州比我们强并不服气，还有的说这是吹牛的吧？我们去苏州实地考察了三天，大家才感觉到我们确实是落后了，是有差距的。有的同志甚至自嘲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比出差距来了。这一次南北考察回来以后，在仁和饭店召开汇报会。通过谈观感体会、座谈交流，外地的经验和发展变化，对我们触动很大。原来不服气的服气了，不了解的了解了，有些认识不统一的统一了。当时我们提出，要把外地经验学到手，本地经验总结好，我们的萧山也搞得很好呀！把外地的经验同本地的经验结合起来学，市委提出了“内学萧山，外学苏州”的口号。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许多人思想豁然开朗精神振奋，纷纷提出很多好的思路和建议，大家边学边干，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解放思想的教育，是制订“三四五”发展战略蓝图的一个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拦路虎不赶走，那些规划蓝图出不来，工作也干不好，说它是牛鼻子就是这个意思。
用发展的观念推动区划调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困扰杭州市发展的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区面积太小，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杭州城区面积只有400多平方公里，除去水面和山地，能用于城建开发的才280多平方公里，严重制约了杭州城市的扩容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如此狭小之地搞建设，只能是修修补补，被人们喻为是“螺丝壳里做道场”,杭州要进一步发展，扩大城区面积势在必行。直到1995年，市里迫于无奈不得不向萧山、余杭两市借地开发。这样做，随之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不仅办事效率低，更重要的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在市、县利益分配上出现了纠结。县一级的财政直接对着省里，杭州市属的企业办在萧山、余杭，税收就要交在当地，影响了杭州市本级的财力和发展，因而市级部门积极性不高。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举国上下是一个大发展的形势，杭州必须跟上这趟车，否则就会坐失机遇掉队落伍。区划这个卡脖子问题，不解决好就会严重影响杭州的发展。突破这个瓶颈是燃眉之急，跳出老城区，寻找新出路，这是规划里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城市要发展必须走出去，往哪里走，需要科学论证。过去都是围绕着西湖来发展，西湖周围的建筑密度已经是很大了，建城区的密度仅次于上海。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必须离开西湖走出去，是向江南走还是向江北走，还是江南江北都走，当时在社会上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人呼吁把萧山和余杭都变成新城区，这既有利于杭州城区本身发展，也有利于萧山、余杭的发展。经过充分论证和反复研究，特别是原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郑造桓同志带队的研究课题，对我们帮助启发很大。市委、市政府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的杭州城市走向，就是要沿江、跨江、向东走，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做出这样的规划，就涉及到位于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和江北岸的余杭两个市的行政区划问题。
怎样调整区划，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钱塘江两岸的萧山、余杭辖区，各划进一部分组建新的城区。二是把余杭全部划进市区。三是萧山、余杭都由县级市成建制转为市属城区。我曾向省委建议过采取第三方案，即余杭划成两个区，萧山划成三个区，加上老城区的五个区，共计十个区。这样算起来，市区面积扩大到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80多万。这样一个规模，经过若干年的逐步建设，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是合适的，这个愿景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我过去多次讲过的“133”设想。在这个大范围内谋篇布局，统一规划建设，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杭州长期存在的难题，有利于把杭州市打造成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市，更有利于逐步把杭州市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性的大都市。
当时，萧山、余杭两市对区划调整都很敏感，一说到区划问题，有的干部就有情绪。还有的借助老同志的威望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这些同志对区划调整不了解、不支持、干预过多。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偏见、短视也屡见不鲜，给当时的区划调整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我想，他们的看法都是个人意见，可以不负组织上的责任。我们是一级党委、政府，要对杭州发展的历史承担责任，应该有主心骨，不能受到其他意见的影响。市委、政府仍然按照既定思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认真负责地向上级汇报，争取早一点实施区划调整的方案。
1996年，省里拿出一个小方案，即钱塘江两边，从萧山、余杭各划出三个乡镇，分别依托相连的老城区或组成新区。即把萧山的长河、西兴、浦沿三个乡镇，组成滨江区。余杭的蒋村乡、三墩镇划归西湖区，九堡镇划到江干区。这样从表面数字上看，增加了200多平方公里，但实际上可用于开发的地方不多。因为这些乡镇都在杭州市郊区附近，建设密度已经不小了，发展空间实际不多。虽然如此，也算暂时缓解了一下城市的压力。小方案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它为后来的进一步调整总算是奠定了基础，打开了一个出口，指出了一个方向，还是有引领作用的。这预示着杭州市城市的走向，是要沿江、跨江、向东发展的，拉开了杭州市区划调整的序幕。
实施区划调整方案时也有一些插曲。六个乡镇划进杭州市城区的文件下来以后，我召集两个地方的领导同志到市里来研究如何实施这个方案，要求他们做好相关工作。但开会时，会议曾一度冷场。当然有的同志也有难言之隐，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故事，以打破冷场僵局，统一思想认识。我给他们讲关于诸葛亮躬耕南阳襄阳的故事。我说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议，有一副对联可能对我们区划调整工作会有所启发和帮助。清代南阳知府顾嘉衡是湖北人，他在南阳做官，南阳人请教顾知府，说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还是南阳，争论了1000多年没有定论，请问知府大人，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何处？顾知府对南阳人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左右为难。从他的角度看，诸葛亮在哪里躬耕，他都很不好回答。说是在南阳吧，要得罪家乡人。说是在襄阳吧，又要得罪管辖的南阳人。更重要的是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难以给出一个真实的回答。于是在进退维谷之际，他写了一幅对联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幅对联是：“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只要忠于朝廷，不要分先主后主，先主是指刘备，后主是刘禅，先主也好，后主也好，只要忠于汉就好。第二句话是“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诸葛亮这么有名，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没有必要问他是在南阳躬耕还是在襄阳躬耕。南阳人不满意这个回答，说他是和稀泥耍滑头。胡耀邦同志曾去南阳武侯祠拜谒时，南阳人请教耀邦同志对此有何高见。耀邦同志思维很敏捷，看完山门的这副对联后，他说，我也讲两句话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两幅对联的要义是完全一样的，结果都是不争论的观点。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看，他们写的对联都是很有水平的杰作。
我把这段故事讲给大家听，会场情绪开始松动，我言归正传接着说区划调整的问题。我说联系我们杭州的区划调整，我模仿前边的对联，也想了两句话与大家共勉：“心在杭州原无论江南江北，利归天堂何必争多划少划”。萧山在钱塘江南边，余杭在北边，天堂、杭州同属一地，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家不要争论了。你们说，是不是就用这两句话，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认识，同心协力落实好区划调整这件大事。讲到这个时候，会场上才有几个人陆续表态，说上边都决定了，那就按上级意见办吧！这样会场氛围开始好转，萧山、余杭的主要领导表态后也提了一些要求，也算初步统一了认识。我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开始了区划调整的实际工作。从这个过程看，区划调整多么不容易啊！有些事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当然区划调整方面的有些意见，说到底也是局部的、少数的、暂时的。总体上说，萧山、余杭两市也都按照省、市委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区划调整方案的实施，最后还都是一致的嘛！
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来浙江工作后，听到杭州市区划方面的意见仍然比较多，他主张杭州市要进一步扩大区划，有利于杭州市的更大更快发展，我表示完全拥护。在省委书记办公会上，讨论杭州市提交的划余杭的方案。这时我虽然离开了杭州市，但我在书记会上仍然主张把萧山、余杭两地都划进来，这样一步到位，对市、区两级发展都有利。会上同意让杭州市再进一步征求意见。后来杭州给省里报告说，市里赞成把萧山、余杭全部划进来，同意把萧山、余杭成建制改区。这个方案2001年经民政部批准后予以实施。
这一次区划调整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不像划六个乡镇时那么艰巨。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前面的基础工作，后边的事情也就容易多了。从这两次区划调整工作的实践中，我的体会是：小划大难，大划不难。原来担心区划调整会影响发展的说法，也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区划调整后的滨江区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在全省名列前茅，划进来的其他几个乡镇也都是大踏步前进，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企业的转型升级之成功是全省的典型。城市一江两岸壮观的建筑群同美丽的西湖风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天堂画卷，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从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发展的美好夙愿。区划调整后的萧山、余杭经济社会发展仍然走在全省前列。实践充分证明，区划调整有利于市、区两级经济社会的更快更好发展，它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用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改造旧城
要解决“美丽的西湖”与“破烂的城市”不协调问题，必须首先大规模改造旧城。改造旧城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资金问题，国家不可能拿出巨额资金来改造一座城市，省里也不可能给，当时杭州市的财政也没条件投入。我记得，1992年，杭州城市建设维护费一年只有三个亿左右，仅庆春路改造就需要六个亿，别的事情都不干，连半条街都修不了。因此，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来筹集资金改造旧城，从而摘掉“破烂的城市”的帽子，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塑造城市的美好形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思路已经初见端倪。虽然姓“社”姓“资”在争论，但争论也说明是个进步。过去不争，咱们都认为是社会主义，或者都认为是资本主义，开始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应当说也是个进步。当然争论的结果，本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你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东西，你把它当作资本主义，这个也是不行的。庆春路的改造，如果沿用过去的思路改造，肯定搞不成。过去是什么思路呢？简单地说，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边给多少钱，下边就办多少事。旧城改造起步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解决拆迁户的安置问题？当时主要困难是资金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总体思路是：“以路带房、以房养路、路房结合、综合开发”这十六字方针。就是说开发商来开发这块地方，你把修路的钱和居民搬迁的钱都拿出来，开发商自己盖房子自己拿钱。开发商拿出来的钱给我们干什么用？一个是修路，原来十多米宽的庆春路要拓宽到四十多米，架空线要全部进入地下；另一个是要把拆迁的六千户居民安置好，要在江干建新的居民区，这些钱都来自开发商。这个思路就是经营城市的理念，说白了就是利用级差地租来筹措资金解决这些问题。
改造前
改造后
庆春路改造是大规模改造旧城的序幕，这条路需要资金六个亿，动迁六千户，修约六里长街，能否搞好关系重大。我在一个会议上通报这件事时说，按照新思路新办法，不仅能把这条路改造好，居民安排好，市容市貌变好，同时还有可能给财政返还几千万元。有几个人听了以后不相信，说什么国家不给钱，政府又没钱，你这样筹措钱，还能给财政返还几千万，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我说，主要是引进外边的资金来改造旧城。有一个老同志听到有外商时，连讲带骂地说了一通反对外资入驻杭州的极端言论之后，坐在我旁边的另一位老同志接着他的话说：“李书记在这开会，你们骂人不对啊！有道理讲道理，不能骂。”然后，他就对我说：“李书记，我是党员，我听到这些话都感到脸红，你也是党员，你还是杭州市的书记，你脸红不脸红？”我说：“利用外商的钱来帮助我们搞旧城改造是件好事，过去办不了的事，现在能办了，原来破破烂烂的城市可以改造了。这怎么会脸红啊！这符合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啊。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办到的事，现在能够办到了，这是个大好事！你说旧城改造，历届市委、市政府都不愿意搞？不是那回事。问题是没钱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起来很困难。我们今天是用市场经济的思路来筹措资金，改造旧城相对就比较容易多了。邓小平同志讲不争论，注重在实践上统一思想认识。你们想不通可以保留意见，我只要求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样干。两年以后咱们就不会争论了。”两年以后是什么情况呢？庆春路这“三个六”，按我们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三十几栋大楼盖起来了，四十米宽的街道形成了，居民的生活也得到逐步安置了。到那个时候，在事实面前统一思想认识，就有了实践的基础，不统一也得统一。本来这次会议的议题没有涉及到这么多深层次的思想碰撞，结果变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宣传教育会。
庆春路全部工程完工以后，市委第一次组织的“我看杭城新变化”活动，就是看庆春路的变化。大家看了这条路的变化后很高兴，到这个时候才算真正的统一了思想认识。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把改造旧城，建设新城，这本来是个好事，但在具体实施当中就遇到这样艰苦的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所以说，解放思想是“牛鼻子”，这个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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