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是人類歷史的最後希望
蔣慶
1994貴陽“中日陽明學國際會議”論文
人類歷史有無希望？人類歷史的希望究竟何在？我們憑什麼說歷史有其希望？人類在歷史中應該懷抱著什麼樣的希望而生活？
這是冷戰結束後當代人類最焦慮的問題，也是西方文明陷入困境後人類渴求解答的問題。
在冷戰時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互對峙，各自都儼然代表了人類未來的希望，但柏林牆的倒塌及東歐蘇聯的解體證明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不過是人類歷史中的烏托邦假象，而法蘭克福學派及政治神學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亦說明自由民主等價值理念具有虛浮誇大的成分而非人類的究極理想。
此外，存在主義及綠黨對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的反抗也表明人類存在的意義陷入了深刻的危機，而技術理性對全球生態環境萬劫不復的破壞已打破了人類崇仰西方文明的美夢。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還有未來嗎”？“歷史還有希望嗎”？“人類憑什麼走向未來”？成了困惑纏繞人類心靈的緊迫問題，亦成了人類所有純正文化和思想必須回應的問題。
此一問題不解決，人類將生活在彷徨無望的深淵，人類的心靈將痛苦不堪，整個宇宙的生機亦將窒息而死滅。
那麼，人類的希望究竟何在呢？歷史的信心將建在何處呢？在茫茫天地悠悠大化中人心將何所依憑呢？在滾滾濁流囂囂塵寰中人類將如何安身立命呢？
各種文化思想都力圖來回答這一問題，東方文化中的陽明良知心學亦不例外。
本文就企圖通過簡述良知在人類歷史中的作用來指明陽明致良知教的究竟義，即指明良知是人類歷史的最後希望。
一、何謂良知
要搞清致良知的究竟義，首先就必須搞清何謂良知。
良知一詞首出孟子。孟子謂：“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孟子所謂良知，即說明性善之義。
其後宋儒橫渠、二程、朱子亦多言良知，然僅承孟子遺緒，無所發明。
至明，陽明乃專闡發良知奧義，始創“致良知教”。
陽明於良知乃在千死百難中深造自得，具有居夷處困的實存感受，對良知有一超絕古人的真切把握與深刻證悟，故能賦予儒家良知之學以嶄新的意義，把孟子開出的良知教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陽明在其一生的講學活動中，應機說法，隨緣施教，就弟子根器事為隨處指點，故論及良知之言甚多，但總括其要，不外以下幾個方面：
1．良知是人類至善之心體性體
陽明“四句教”首句言“無善無噁心之體”，此句最為後儒詬病，以為襲禪。
其實此是對陽明心學的最大誤解，是不諳陽明所言良知之故。
依陽明，心體之無善無惡，是指心體至善而不與惡對。
良知是心之本體，即是指良知超越無待，為一絕對之形上本源，具有至善的體性。
故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又謂“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
正因為良知是至善，所以陽明直接謂良知是天、良知是道、良知是天命之性，良知是天理之自然。
陽明之所以確信良知是至善之心體性體，是陽明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人類歷史文化確立一終極之價值源頭與超越之意義本體。
欲明此義，須申論之。
2．良知是歷史文化之究竟依止
陽明“四句教”第二句言“有善有惡意之動”，此句是言良知本體之流行發用善惡乃生，即有形有象有善有惡之人類歷史文化乃出現形成。
依陽明，良知是寂然不動之心體性體，是廓然大公之未發之中，但良知又不是一死滅枯寂不會感通的肉團心，而是一感而遂通天下之昭明靈覺，是一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之造化精靈。
故良知是天植靈根，要生生不息地流行發用，如有源之水生意無窮。
良知要流行發用，其寂然不動之心體就要感物（應事）而動，此心體感物而動者即是意，故意即是良知之用。
陽明謂“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即是此意；
又謂“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物非意之用乎？”
陽明不僅認為善之意是良知本體之用，惡之意也是依良知本體而有，故陽明謂“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了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
又謂“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體上過與不及之間也。”
陽明曾以太虛浮雲為喻：太虛者，良知本體也；浮雲者，惡之意也；浮雲非另有根本而是依太虛而有。
由上觀之，有形有象有善有惡之歷史文化乃陽明所謂意所在所用之物，而意之體（不論善惡）則在良知，故知良知乃人類歷史文化之究竟依止也。
3．良知是人類永恆存在之普遍人性
陽明謂良知人人皆有，因為良知是天所命之性，是天理之自然，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特徵，故良知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無論賢愚不肖皆等而有之。
但從現實來看，人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別，良知之在人不是人人都現實而有，下愚與桀紂之良知就隱而不現，然此非其性分不具，而是因其私慾障蔽，故良知之呈現與否，全在克治功夫之有無。
陽明以雲喻私慾，對不同人所具之良知狀況進行了生動的描繪。
陽明謂：“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
雖然人類的良知並非在在顯現，但陽明堅信浮雲終難蔽日，對人類本性中充滿著永恆長在之良知深具信心。
陽明謂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又謂心體清明即是羲皇時人，就表明了陽明對人性中具有永恆普在的良知抱有無限的信念。
4．良知是人類行為之準則明師
陽明“四句教”第三句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即是謂良知是人類行為之準則明師、人類的善惡在良知面前昭昭顯露，無所隱遁。
陽明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要不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
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是你的明師。”
為何良知是人類行為的準則明師呢？
在陽明看來，良知是天所命之是非好惡之心，此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見父兄自然知孝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只要此心不被私慾障蔽，人類行為之是非善惡就會在良知面前顯露無遺，猶如明鏡無塵，物之來者不能遁其妍媸一樣。
又，陽明認為良知不是刻板規定的是非善惡之外在天理，而是天理之在吾心之昭明靈覺，良知靈虛不昧，圓觸洞徹，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惺惺恆照，真誠惻怛，眾理具而萬事出。
因良知是天植靈根，生生不息，常寂常照，簡易明白，故良知能作為人類行為的準則明師，能對人類歷史文化進行道德評判與價值審視。
5．良知是天地萬物一體之生生之仁
陽明認為良知不是無靈覺痛癢的肉團心，而是心之性，心之性即是天之理，天理之流行即是化育萬物之生生之仁，故良知發用的最大特徵就是此生生之仁。
在陽明看來，良知生生之仁的特性就是與天地萬物感通，而要與天地萬物相感通，就必須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而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就必須打破人的小我，使人融於天地萬物之中爾我不分，為一大人。
陽明認為人之所以不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因為良知生生之仁被私慾邪見障蔽，使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隔。
陽明認為良知喪失此生生之仁是人類最大的病痛，也是人類從三代之治墮入亂世的根本原因，若人類欲達治世，必須復此良知生生之仁。
陽明謂：“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為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也。”
另，在《大學問》一文中，陽明系統簡述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
陽明以《大學》之明德為良知，以大人為具有良知明德之人，認為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是因為其心之仁本若是，不分爾我間形骸而與萬物為一。
故見孺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是其仁與孺子為一體；見鳥獸哀鳴觳觫有不忍之心，是其仁與鳥獸為一體；見草木摧折有憫恤之心，是其仁與草木為一體；見瓦石毀壞有顧惜之心，是其仁與瓦石為一體；
此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根於人之天命之性，即根於人自然靈昭不昧之良知明德，而《大學》之旨則在於明其明德（明明德即致良知），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之仁而已。
6．格物誠意是致良知之根本功夫
陽明“四句教”第四句是“為善去惡是格物”，此句即是言致良知功夫。
依陽明，只有生知安行的上根之人能做到即功夫即本體，即一悟本體，徹上徹下皆透，不再需要功夫。
至於學知利行與困知勉行的下根之人，則需要通過功夫才能上達本體。
陽明非常清楚，世之人上根少而下根多，若不由功夫達本體，良知則永遠不能呈現，世間只能是私慾流行。
那麼，上達本體的功夫是什麼呢？是致良知。
那麼又如何致良知呢？致良知的關鍵在格物。
在陽明看來，世間善惡之出現，在於意之動，是因為意動才生出夾雜是非善惡的人類世界與歷史文化，故要復心之本體（使心回到無善無惡常寂常照的良知本然狀態）就必須誠意。
但陽明認為意非一懸空無所指向的存在，意之動必須著於物，即物是意之所用，故誠意必須在物上來誠意。
此物依陽明即是人類世界與歷史文化中之各種世俗事務，故誠意必須在此世俗事務上來誠意。
陽明所謂在事上磨練、在聲色貨利上做功夫、在事事物物上致良知即是此意。
陽明晚年專提致良知，把致良知看作聖人教人入道的不二法門，對致良知給予了極高的重視。
陽明最後把整個良知心學都落實到“致良知教”上，可見陽明心學充滿著非常強烈的實踐精神，陽明心學可以說是一種“實踐的良知學”。
又，陽明的良知學中雖然借用了《大學》和朱子學中的一些概念，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等，但陽明已對這些概念進行了改造，賦予了這些概念全新的意義。
以上從六個方面簡述了陽明良知學的內容，此外，還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一是陽明的價值內在說，一是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價值內在說即是心即理、性即理說。
在陽明看來，理（生命之意義與道德之價值）不在人心之外，而在人心之內，如忠孝之價值不在外在之事君事父上，而在忠臣孝子內在之良知心性中，朱子在外在之事事物物上來窮理，把心與理、性輿理打成兩橛，是犯了孟子斥為“外爍”的錯誤。
陽明心即理、性即理的學說把人類存在的意義價值最終放在人內在的心性中來尋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待外求），是陽明在龍場居夷處困時親證所得，具有活生生的實存意義，而非書上陳言；同時也表明陽明對人類心性充滿著無限的信任。
至於知行合一說，則是言知行本體不二，良知呈現特徵是即知即行。
在陽明看來，知行之間並無隔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了惡了即是行了，二者本不分，不是知以後再作意去好去惡。
這即是說知與行之間沒有理智的思量計較作用，知行合一實際上只是良知本能地當下地直接地貫通地流行發用，所以說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行本體只是一。
故陽明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自有知在。”
又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
陽明之所以強調知行合一，是因為世人總將知行分為兩截用功，雖雲先知後行，結果一味向知上用功去而終生不行。
以上已云何謂良知，下面當雲良知如何參與人類歷史的創造。
二、良知如何參與人類歷史的創造
陽明詠良知詩謂“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又謂“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依陽明，良知處在寂然不動未發之中時眾理鹹備萬善具足，此時創造人類歷史的善因已備，但此超越形上的至善本體不能憑虛自身創造歷史，必須權借形而下的功能創造歷史，此形而下的功能就是意，有時陽明又稱為氣，故正是意之動或氣之動的功能創造了人類歷史。
但意與氣亦不是隻憑自身的功能創造歷史，而是依止著至善之良知本體來創造歷史；故人類歷史便為一善惡相雜的歷史，即意與氣依於良知本體而動創造的歷史是善的歷史，意與氣乘權依於自身衝動創造的歷史是惡的歷史。
從人類整個歷史來看，往往惡多而善少，故陽明每嘆三代以降人慾橫流，爭鬥劫奪盡是管商霸道之天下。
但是，陽明之所以為陽明，儒家之所以為儒家，其胸中必定堅守著強烈的道德理想，現實的歷史雖是惡多善少的歷史，但儒家道德理想充塞的心靈必不許歷史現實如此，陽明的良知心學必欲使人類依於良知本體來創造善的歷史。
陽明在其與《西銘》齊名的千古傑作《拔本塞源論》中表達了這種依於良知的歷史觀。
在陽明看來，在人類社會早期（唐虞三代之世），聖人設仁義忠信之教以教天下，傳精一執中之學以相授受，故世無異學，人無異見，鄉無異俗，家無異習，一是皆以聖人成德之學為務。
當是之時，無聞見之雜亂，無記誦之煩瀆，無辭章之糜濫，無功利之馳逐，人人能孝其親、弟其長、敬其上、信其友、樂其事、任其勞、安其分、勤其業、盡其性、效其能。
因此時心學純明，人人得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人人精神流貫，志氣通達；無有人己之分，物我之隔；視天下為一家，中國如一人；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此時之人能復其心體之同然，致其良知之感通，故元氣充周，血脈條暢，癢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
此聖人之學所以至簡至易，易學易從，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由此可見，人類理想社會的根本標誌在於人心體之復明，良知之朗現。
然三代衰而王道息霸術昌，孔孟沒而聖學晦邪說行，教者不以良知為教，學者不以良知為學；霸者外假富強之說以內濟其私，爭鬥劫奪使人淪為禽獸夷狄。
世之儒者雖欲挽回先王之道，無奈霸術功利之習染既深，聖人之學已不復可睹矣。
於是學聖人者傳訓詁之學以為名，習記誦之學以為博，鬥辭章之學以為麗，惑佛老之學以為聖，終日紛紛籍籍，接應不遑，耳目眩瞀，精神恍惑，直如喪心病狂之人也。
如此功利之毒淪浹人心習以成性已千餘年，以至人人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視聖人之教為贅疣枘鑿無所用，視人心之良知本體為空物不足用，其所以如此者，勢所必然也。
可見，人類歷史之墮落為亂世惡世，是因為良知被知識功利習染障蔽所致。
那麼，如何克服人類歷史的墮落呢？陽明認為只有復其良知，因為良知是人類回到萬物一體之仁的理想社會的希望所在。
陽明對良知表達了無限的信賴，陽明堅信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良知之明萬古一日終不可沒，只要人類一朝覺悟復得良知本體，人類的歷史就將天下歸仁而充滿希望。
以上是陽明《拔本塞源論》的基本思想。
從以上概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歷史是一“良知由異化到復歸的歷史”，亦即是一“由必然到應然的歷史”。
在此一歷史過程中，良知既是人類理想社會復歸的標誌，又是克服人類歷史異化的動力所在。
良知不僅能明察人類歷史的墮落從而批判之，更能作為天地間活潑潑的人類心體參與人類歷史的創造。
雖然人類的私慾習染能障蔽良知使人類陷於夷狄鳥獸之行，但生天生地成鬼成神的良知是造化的精靈，是宇宙的神明，是指明人類航向的定盤針，是無一息或停的天道之運，良知終究要逆覺證體成為人類身心的主宰，亦終究要依其本體創造出人類美善的歷史。
《拔本塞源論》中的歷史觀表現出陽明對人類良知的絕對信賴和對人類歷史的無限希望，是一曲悲壯的良知頌歌，是一篇莊嚴的良知宣言，是陽明在千死百難中證悟出的人類真理，是陽明對人性至善的最高禮讚！
三、現代人類的良知狀況
以上論說了陽明對歷史上人類良知狀況的評判，那麼，現代人類的良知狀況又如何呢？
現代人類的良知狀況同歷史上人類的良知狀況相比，其可憂者遠遠超過了陽明的描述。
這是因為歷史上的知識功利之習與現代的知識功利之習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現代人類的良知被私慾邪見障蔽之深廣度遠非昔日之辭章記誦可望其項背。
現代人類的良知狀況可深憂者有以下幾個方面。
1．現代人類喪失了良知至善的信念
現代人類的思想深受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功利主義、行為主義、馬克思主義、弗洛依德主義以及存在主義的影響，只從經驗、實證和現實存在的角度來研究人性，只把人性看作一種形而下的存在，看不到人性中有超越形上的至善本體。
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只看到人是一概念的堆積物，功利主義只看到人是一追逐利益計較利害的動物，行為主義只看到人是一自然科學中刺激反應的觀察對象，馬克思主義只看到人是一受經濟動機支配的階級成員，弗洛依德主義只看到人是一受“裡比多”控制的原欲載體，存在主義只看到人是一無先驗本質規定的純主觀的感性存在。
這些看法都暗含一個前提，即人性中沒有絕對超越至善的心體性體。
在這些思想的熏習下，人類再看不到良知的美善，再感受不到人性的光輝，自甘把人類降為一隻憑感觀行事的動物，不再相信人原原本本地擁有良知可上達天德而為一通體透明的聖人。
這樣，人類對至善的良知喪失了信心，終日在氣質之性的泛濫中翻滾自樂，受自然生命中無明迷暗勢力之支配而不自知。
現代人不再相信至善之良知，這是現代人最大的病痛。
現代人對歷史的悲觀、對現實的無力、對未來的絕望皆源於現代人對人性本源處之至善喪失了信心。
若人類不恢復良知至善的信念，人類未來將不會有希望。
2．現代人類否定了良知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
現代人類不相信良知是至善本體，從而否定了良知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
首先，黑格爾倡其說。黑氏認為不是善創造了歷史，而是惡創造了歷史，因而惡是人類歷史文化的動力，即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
馬克思隨其後，認為絕非任何善的道德理念（馬克思斥為唯心論）創造了歷史，而是人類的利益衝突——階級鬥爭——創造了歷史，因而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文化的動力和究竟依止。
二戰以後，人類在短時間內遭受到兩次巨大殺戮的痛苦，啟蒙時代建立在理性主義上的歷史進步觀破產，人們感受到的是一個荒唐幻滅的世界，於是，存在主義產生。
存在主義認為人類歷史是一荒謬的歷史，不是理性創造了歷史，而是非理性的衝動無端地支配著歷史，歷史是一無目的、無意義的、無依止的荒謬過程，人類善的道德理念在其中不起作用，加繆（Albert Camus）所描繪的西西弗斯（Sisyphus）無休止地推巨石上山又落下的荒唐行動就是人類歷史的真實寫照。
此外，受二戰瘋狂殺戮的影響，弗洛依德亦認為人類生命深處最原始的死亡欲（追求死亡的本能）左右著人類歷史，而不是善的理念（道德的偽裝）支配著歷史。
在當代世界，人類仍然在科學技術拜物教的迷障中生活，認為科學技術、生產力、知識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因而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
由上觀之，人心之至善本體（良知）不再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人類的意之動（創造歷史文化的功能）不再有其體，因而人類意動所在之物（歷史文化）亦不再有其本。
如此，人類創造歷史文化的活動遂取決於無源無本的意之動，人類的歷史文化純由無根無體的氣質之性構成，良知遂不再作為歷史文化的依止參與歷史文化的創造，人類面臨的是一個沒有終極價值本源與意義本體的世界，即是一個沒有歷史歸依與未來希望的世界。
3．現代人類不以良知為人類行為的準則明師
現代人類信不過良知，不以良知為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故現代人類必然不以良知為自己行為的準則明師。
現代人類非但不以良知為自己行為的準則明師，反私心用智，憑藉弔詭狡詐之理性（依於氣質之性的意之動）堂而皇之地為自己的行為確立了良知以外的行為準則。
如黑格爾以歷史理性或絕對精神為人類行為的準則，馬克思以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必然性（歷史客觀規律）為人類行為的準則，弗洛依德以所謂歷史文化中形成的“超我”為人類行為的準則，存在主義以特定“境遇”中當下的主觀選擇為人類行為的準則，當代政治理論以點人頭確定的民意與抽象的人權、自由為人類行為的準則，而所謂現代化理論則以科技進步與生產力發展為人類行為的準則。
所有這些準則都是在良知之外訂立的標準，並且是自足的根本的標準，這些標準自為尺度權衡人類行為，而拒不接受良知本體的評判與審視。
如以歷史理性和客觀必然性為標準，人類心靈中的任何道德信念均無足輕重，不能用來衡量歷史理性的發展和客觀規律的演進。
又如以民主、自由、人權、科技和生產力為標準，良知在某種程度上和範圍內承認這些價值，但這些價值如果向一偏極端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良知就不能對這些價值進行評判，因為這些價值有自已獨立自足的標準，而不以良知之標準為標準。
由於現代人類不以真實之良知本體為自己行為的標準，而是依照各種虛假的或非終極性的標準為標準，故人類實際上生活在眼前無希望的一晌貪歡中。
道理很簡單，若不以良知為人類行為的準則，就如同航海無定盤針一樣，人類的前途絕不會有希望。
4．現代人類喪失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現代人類不相信良知，不以良知為自己行為的明師準則，必然會喪失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現代人類經過啟蒙運動洗禮後，處處以理性為明師準則，而理性如前所說是依氣質之性而起的意之動，理性的功能是依於小我而起分別計較，故理性的特徵是陽明所說的間形骸而分爾我，是將人與天地萬物壅塞阻隔，使人心與天地萬物不再感應相通。
現代人類喪失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主要表現在現代人類對待他人和對待自然的態度上。
在對待他人的態度上，現代人類受西方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與功利主義影響，基於小我自私之計較，一切以自我利益為基點來考慮同他人的關係。
現代政治生活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核心喪失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自不用說（西方強國的發展無疑是建立在對發展中國家的新型的剝奪關係上），就是當今世界喊得震天介響的權利理論，其基礎亦是建立在人的利益的分別計較上（自然法思想家均是從人的功利要求來證明社會政治權利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民主、自由、人權的理論均不強調人與他人的感通，只強調以自我為本位的政治參與、意志表達、行動自由和個人權利。
此外，以自由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結構的主要形式，但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是利潤原則，而利潤原則的核心則是以自我利益的追求計較為基礎。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人與他人的關係是一種權衡利害的計較關係，雖然這種關係受到法律的保護是一種合法的關係，但這關係中絕無一體之仁可言。
現代人類在對待他人的態度上喪失了萬物一體之仁，而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則更過之！
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現代人類受啟蒙時代以來人本主義、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和知識萬能論的影響，完全以人類自我為中心，把自然看作人攻伐榨取以滿足其無限貪慾的對象，自然完全被剝奪了其自身的神聖性與獨立存在價值，變為一無靈性無自身要求的死物玩物。
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下，人類挾持著現代高科技，已經把自然壓榨剝奪殆盡，人類生態環境的惡化就是明證。
現代人類以萬物為芻狗的心態來對待自然（芻狗乃古代用乾草紮成的玩物，用完後可任意拋棄毫不憐惜），其結果必然是人與自然之間阻隔而不能相通，人對自然喪失了萬物一體之仁。
如此，人見鳥獸哀鳴觳觫不再有不忍之心，人之心不能與鳥獸為一體；人見草木摧折不再有憫恤之心，人之心不能與草木為一體；人見瓦石毀壞不再有顧惜之心，人之心不能與瓦石為一體。
人的良知已不再是鳥獸草木瓦石的良知，人在與自然的關係中喪失了天命之生生之仁，人不能再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同氣感應，人乃淪為一孤絕固陋之自私存在，人其不成為人矣！
雖然現代有許多有識之士提出生態哲學和綠色理論，企圖救人類於生態環境的滅頂之災中，但這些哲學和理論多是因人類生存陷入了困境而發，具有明顯的人類自我中心傾向和功利動機，而不是出於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廓然大公參贊化育之良知信仰，因而不能在成已之時成物，即不能儘自然之物性，故這些哲學和理論仍不免落在間形骸分爾我之利害計較中，其不能根治人類喪失萬物一體之仁帶來的災難則不待言矣。
5．現代人類不再從事致良知功夫
現代人類不相信良知至善，不以良知為自己行為的明師準則，喪失了本心萬物一體之仁，故看不見良知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否定良知在創造歷史文化中的本體作用，並且不認為良知是人類歷史的最後希望，更不懂良知朗現時即是聖人境界。
在這種情況下，現代人認為良知之體不足用良知之學不足學，不再從事明明德復性體致良知的功夫，而是一任此心放失逐物不返，終身被物所轉而不再作為物之靈明主宰。
現代人享有的物質文明遠遠勝於古代，然現代人心的放失更勝於古代；現代人不知道物正是意之所在，外在之事事物物正是做功夫成德成聖的神聖道場，而是在物交物中被物質世界所遷所引，不知道人可以通過修為逆覺證體復其良知心體的本來面目。
縱然有些學者能誠心研究良知學的精義並崇仰之，但甚少能真做致知的功夫而親證其中三昧。
這些學者忘記了良知學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良知學”，而不是關於道德的知識體系或哲學理論。
這些崇仰良知的人尚且如此，落在物海欲浪中迷而不返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由於現代人不再從事致良知的功夫，陽明“為善去惡是格物”的教法已為洪荒神話天方夜談，通向良知之路已被現代人堵塞了。
6．現代人類面臨的知行分裂
人類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存在著諸多問題，陷入了重重困境。
昔日的二次大戰與東西冷戰自不用說，今日的生態破壞、環境汙染、能源危機、核子威脅、資源浪費、都市膨脹、吸毒犯罪、艾滋絕症、南北對立、文明衝突、區域戰爭、貧富不均、技術統治、意義喪失、人性異化以及極端的個人主義、民族主義、享樂主義、科技主義、經濟主義、現世主義把人類推向了毀滅的邊緣！
雖然人類開始覺悟：我們只有—個地球，地球是人類惟一的家園，人類應該愛護自然和睦相處，應該反對西方文化中的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經濟主義和現世主義等傾向，應該克服技術統治帶來的人性異化重新尋回人類生命的價值。
但是，在具體對待人類困境時，人類往往只熱衷於提出問題，甚少著手去解決問題；特別是擁有巨大權力的政治人物和經濟人物在處理人類的重大問題時往往以高調為掩飾，一任此心意之動順氣質之性流將出去（陽明所謂隨軀殼起念），不以一線良知之明為準則。
之所以如此者，一是因為人類信不得良知，良知發用生化創造人類歷中文化的功能已萎縮；二是因為人類的私慾習染太重，人類良知偶發的一線之明扭不過人類氣質之性千百年來習以成性積澱下來的深層衝動。
夫如是，人類的知行被打為兩截，人類往往知而不行。由於人類知行不能合一，依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人類的知即不是真知，人類的行亦不是真行。
人類良知偶發的一線之明亦因之即發即逝，或作為一種時髦的光景話頭任人玩弄自眩而無實踐的效用，人類面臨的世界仍然是一重重困境有增無已的世界。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知行的分裂異常嚴重，已把人類推到了覺悟的最後關頭。
四、人類歷史的希望究竟何在
以上描繪了現代人類的良知狀況，現代人類的良知狀況足以使人深憂。
但良知之所以為良知，良知是人的心體性體；良知作為人類心性的本體，良知可暫蔽而不可永沒。
故即使在良知陷入深障廣蔽的現代，亦可偶發暫呈一線之明。
良知此一線之明，最明顯地表現在良知在人類陷入重重困境的時代仍在不畏艱難地渴求著人類的希望。
但由於現代人已信不過良知，不再相信良知是人類歷史文化的依止和人類行為的明師準則，不再做致良知的功夫，良知雖未全喪一線之明但常在昏暗駁蝕中，良知的觀照權衡亦常被意動所轉而未能真切如實，故良知渴求的希望亦往往是偽希望而非真希望。
現代人類恆在此偽希望中生存奮鬥而不知其偽，其結果必然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新的偽希望又一次又一次地產生。
如此之惡性循環已成了人類希望史的寫照。
總括人類自近代以來的偽希望，其大端不外三個方面：一是理性主義的偽希望，一是辯證理性的偽希望，一是人本主義的偽希望。先言理性主義的偽希望。
近代自文藝復興以來，經歷了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產業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崇尚理性。
文藝復興以理性嘲諷中世紀的神學愚昧，其開端則在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將希臘理性哲學引進基督教；
宗教改革按馬克斯·韋伯的說法是將神聖超越的信仰世俗化，而這一世俗化則是通過將信仰理性化來完成；
啟蒙運動高舉理性的旗幟，對一切傳統和權威進行不妥協的徹底批判；
產業革命（即韋伯說的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是自然科學發展、技術進步和世俗化新教倫理的產物，而此三者正是理性昌明所致。
正因為理性有如此巨大的功能，人類懾於理性的權威，遂把理性當作神明來崇拜，認為人類憑藉著理性可以創造出一個自由美好的未來王國。
在這種理性崇拜的狂潮下，人們相信人類在進化、歷史在進步、科學可以解決人類存在的一切根本問題、技術能夠解除人類身心的所有痛苦，人類將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走進一個燦爛的新世紀。
於是，人類對理性懷抱著無限的希望，把理性奉為拯救人類的救星。
這種把理性奉為人類希望之光的思想可以說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主流思想，人類近兩個世紀的歷史正是在這種對理性的希望與崇拜中度過的。
然而，理性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功能嗎？理性提供的希望果然是真希望嗎？理性許諾的美好王國實現了嗎？回答是否定的。
理性既無拯救人類造福未來的功能，理性提供的希望亦只是偽希望而不是真希望，理性許諾帶來的美好王國亦並未實現。
相反，由於人類過分信賴理性，看不凡理性深藏的侷限性與負面價值，任理性一偏畸形發展，結果理性非但未給人類帶來希望，反而給人類帶來了災難。何以見得呢？
現代世界面臨的生態破壞、環境汙染、核子威脅、信息爆炸、技術統治、科層宰制、自我尊大、意義喪失、世俗化以及對歷史的虛無主義和對未來的悲觀態度就是理性一偏畸形發展帶來的惡果。
理性之所以是偽希望而不是真希望，其根本在於理性在本質上是依於氣質之性的意之動，其特徵是間形骸分爾我，是站在自我利益的立場上極盡分別計較之能事。
如此之理性作為希望的依止，如此之希望作為神明來崇拜，自然會落空而失望。
對於理性深藏的侷限性和負面價值，以及理性最終不能給人類帶來真實的希望，近代以來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明確進行了揭露，如：
康德指出理性存在著二律背反，不足以解決人類的終極關懷問題；
韋伯認為理性是一大弔詭，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將會把人類推向痛苦的深淵；
存在主義以人類親在的實存感受向理性發出抗議，控訴理性給人類帶來的不是希望而是荒謬與煩心；
法蘭克福學派對工具理性與技術理性提出了嚴歷的批判，指出憑藉著理性理想與現實之間沒有希望的橋樑。
然而，由於人類受氣質之性無始時來的熏習，人類依於氣之意動的理性已染著變異為一生命的第二本能，故人類至今仍習慣於依此種理性思考問題，仍對此種理性懷抱著希望，而對先哲時賢的忠告喝斥充耳不聞。
夫如是，人類至今仍生活在理性主義的餘烈中，仍追求著理性主義的偽希望而不自知。
次言辯證理性的偽希望。
辯證理性的偽希望啟始於黑格爾，發展於受其影響的國際共運思想。
辨證理性，是人類理性思維中的一種，區別於形式理性。
辨證理性的特徵在於從事物變化聯繫的觀點來看待事物，看到事物是一對立中的統一，而不是一孤立靜止的片面存在。
辨證理性在古希臘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柏拉圖的思想中就存在，在古中國儒道思想所宗之《易經》與古印度佛學流派般若中觀思想中亦存在。
然在近代，發揮辨證理性思想到至極的當屬黑格爾，黑格爾認為一切存在都必須經過正、反、合對立統—的發展過程，最後達到“無反之合”的“絕對精神”境界。
辨證理性的思維方式是人類從事形上思考發現實在真理的方式，在人類追求形上真理的歷程中自有其獨到的價值。
但是，黑格爾的錯誤在於把辨證理性用到其不該用的歷史領域，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絕對精神”異化（反·對立）與復歸（合·統一）的歷史，因而人類歷史的希望在於“絕對精神”的實現與復歸。
爾後，國際共運的思想家們步黑格爾的後塵，把辨證理性更直接地用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歷史階段，形成了所謂關於歷史的辨證法思想。
在他們看來，人類歷史將分若干層次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過渡，這一歷史發展過程是一對立統一的辨證過程，每一發展階段都是前一階段的揚棄（反），而最高階段則是否定之否定的合，即歷史規律對立統一的最終完滿實現，人類最美好的社會於焉降臨。
故人類歷史的最終希望在於辨證理性所揭示的歷史客觀必然性的實現，即理想社會的到來。
國際共運的思想家們把這種理論運用到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形成了蘇聯的斯大林主義，這一主義的特徵是按歷史發展階段論來從事政治革命，來具體地改造並重建社會。
俄國革命的爆發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可以說是這種理論的發展觀在人類歷史中的具體落實，亦即辨證理性所追求的希望在人類現實生活中得到了完滿實現。蘇聯曾宣稱已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正步入共產主義即是明證。
蘇聯的革命家與建設者們曾滿懷信心地向世界宣告：蘇聯的歷史已證明辨證理性給人類歷史帶來了最光輝燦爛的美好希望！
然而，曾幾何時，柏林牆倒塌，蘇聯東歐解體，一代革命家的熱血付諸東流，無數建設者的辛勞化為烏有，人們在嚴酷的現實面前猛然驚醒：辨證理性帶給人類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
昔日的輝煌到而今只剩得冬宮殘照，紅場哀歌。故東歐蘇聯鉅變的歷史已證明辨證理性給人類帶來的不是真希望而是偽希望。
辨證理性之所以給人類帶來的不是真希望而是偽希望，是因為辨證理性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理性形式，而理性在根源處則是依於氣質之性而起的意之動，而依於氣質之性而起的意之動其特徵只能是虛妄分別與無根妄測，故辨證理性不能把握人類的真實希望有其深刻的本質原因。
也就是說，辨證理性只是一種依氣而起的思辨分解方法，不是由真性本體中流出而成的智的明覺，故其根源處有執有染，其發動處必有偏有妄，辯證理性不能把握人類的真希望固其宜也。
複次言人本主義的偽希望。
人本主義起源甚早，古希臘時代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言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將研究宇宙的自然哲學拉回人類心中形成道德哲學即是最早的人本主義。
但人本主義成為一種顯學，則是在文藝復興以後。
文藝復興以後形成所謂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此二主義以人為哲學思考的出發點，把人看作宇宙萬物的根本，反對以彼岸之神為中心壓抑今生現世之人，反對以抽象之理念為中心忘卻活生生的實存之人。
由於此二主義均以人為本，故即為人本主義。人本主義因為強調人類自身現世的幸福，反對來世的福樂與概念的虛妄，故深得人類的信奉與推崇。
人本主義因尊重人自身的獨立存在價值，堅守人類存在的主體性，反對任何外在的神權強權以及所有的專制暴政（不管是政治的暴政還是觀念的暴政）毀滅人性，人本主義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正因為人本主義有如此的功能，現代人類才對人本主義頂禮膜拜，崇尚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形成了所謂“人本拜物教”。
在現代人類看來，人類所為的一切必須為人，人類沒有人之外的世界，人類的所有學術都必須以人為本，只有人本主義才是人類的真實希望。
在這種“人本拜物教”的熏習之下，幾乎所有現代的學術都急欲貼上人本主義的標籤，以證明此一學術是當今學術的正統。
如西方馬克思主義自稱自己是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薩特稱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並稱自己的學問是一種“人學”；
此外，馬斯洛（A.H.Maslow）自我實現的人格心理學、法蘭克福學派中弗洛姆（Erich Fromm）的人本精神分析學、蘭德曼（Michael Landmann）的哲學人類學、以及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與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存在神學都宣稱自己以人為本，符合人本主義的精神。
然而，非常遺憾，由於現代人類把人本主義推到極端，陷入迷狂，看不到人本主義的侷限性，劃不清人本主義應守的界線，而是使人本主義向一偏充量畸形發展，最後使人本主義變質為一種給人類帶來災難的主義。
首先，人本主義變質為一種人類自我中心主義，使人類喪失了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成為一隻知攻伐佔有他物以滿足自己私慾的卑陋存在；
其次，人本主義變成了享樂主義，使人類喪失了追求神聖超越的宗教道德精神，成為一隻知刺激反應的感性動物；
再次，人本主義變成了經濟主義（Economism），使人類的一切活動均以物質利益的獵取為中心，成為一經濟合理主義支配的怪物；
最後，人本主義變成了現世主義（Nowism），使人類喪失了為萬世開太平的無私襟懷，成為一隻知眼前利益而不顧後代死活的自私自利者。
在這種人本主義的變質中，給人類帶來了種種災難，前述的生態破壞、壞境汙染、資源浪費、能源危機、艾滋絕症、意義喪失、人性異化均是由這種變質的人本主義所致。
由此可見，人本主義並沒有給人類帶來人類所渴求的希望，相反，帶來的只是失望。
所以我們說人本主義是偽希望而不是真希望。
人本主義之所以是偽希望而不是真希望，其根本原因亦是因為人本主義深深植根於人類氣質之性產生的意之動，是人類私執我慢的產物，雖能反抗外在強權對人的壓抑扭曲，但因其非從至善之心性本體流出，始終未能結出善果。
以上已言理性主義、辨證理性與人本主義均非人類歷史的真希望，那麼，人類歷史的真希望何在呢？
人類歷史的真希望必須打破理性的虛妄分別與人類的我執我慢才能獲得，也就是說，必須變化意動所依的氣質之性，使意動成為心性本體之流行發用人類歷史才會有真希望。
這是因為心性本體絕對至善，依於心性本體之意動亦絕對至善，絕對至善之意動創造的歷史才能是無惡的歷史，因而植根於心性本體發用之意動的希望才是真希望。
熊十力先生言人類歷史的希望“稱性而有”即是此意。
論述到這裡，我們已經很清楚了，人類歷史的希望不在別處，正在人類生命心性的本體——良知。
因為良知正是變化人類氣質之性的依據和力量，是意動所依的至善心體，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亦是創造人類美善歷史的根本動力。
若人類真信得過良知，真能以良知為人類歷史文化的究竟依止，真能奉良知為人類行為的準則明師，真能復良知萬物一體之仁，真能通過修為變化氣質使良知隨處呈現，那麼，意動之分別即是本體發用之善分別，意動之計度即是無我無執之仁體流行，如此仁體流行之善分別清明中正，真實無妄，是聖人之如實智，是天理之大明鏡，以如此之如實智大明鏡分別計度人類歷史文化，所得的希望必定是真希望而決不是偽希望。
複次，歷史文化由人類創造，但以往人類並非自覺地按照良知性體的要求來創造歷史文化，而是在善惡夾雜的意動中來創造歷史文化，故歷史文化中有悲哀也有希望；但由於人類的意動恆被人的氣質之性所轉，故歷史文化中的悲哀多於希望。
之所以如此者，是因為人類信不過良知，不能覺悟良知是人的至善本體所致。
若人類能覺悟良知至善，能自覺按照良知本體的要求來創造歷史，人類的歷史必然會充滿希望。
故人類的希望不在理性主義，不在辨證理性，不在人本主義，不在種種流行時髦的思想學說，而在人類的生命本源——良知。
故我們說良知是人類歷史的最後希望。
由良知變化氣質轉化意動創造的歷史必然是至善流行的歷史，亦即是一天理朗現的歷史，此歷史純從人類性體中流出，不雜人慾之私，故此歷史代表著人類的最後希望。
雖然人類常不覺悟，人類良知之明可被私慾邪見障蔽，但浮雲終難蔽日，良知恆昭昭之在人心，不容置疑。
只要人類一朝猛醒，覺悟吾性自足不待外求，並能返心復性親證良知，則人類歷史文化的希望即在當下，又何必求諸未來耶？
結語：在歷史中格物致知與知行合一
以上已言人類歷史的最後希望在良知，但從人類以往的歷史和現實來看，人類並不把歷史的希望寄託在至善的良知上，而是寄託在有善有惡的意動上，故人類歷史一直充滿著悲觀的氣氛。
特別是現代，人類的工具理性與技術理性壓倒價值理性與實質理性向一偏畸形發展，人類生活在近代理性化帶來的種種惡果中（如前所述），而這一理性化的趨勢至今有增無減，仍然支配著整個人類世界，幾乎成了人類不可抗拒的歸宿。
誠如韋伯所言，一旦人類進入了理性化的過程，人類就別無選擇，不得不生存在理性化的“鐵籠”之中。
正因為理性化似乎成了人類的宿命，現代人類生活在前所未有普遍悲哀中。
存在主義對人生荒謬與歷史荒唐的描繪，弗洛依德對非理性的迷暗原欲形成歷史的分析，法蘭克福批判哲學關於現實與理想之間沒有橋樑的論斷，亨庭頓關於冷戰結束後文明衝突必然代替意識形態衝突的預測，後現代主義徹底砸碎理性的魚死網破的反抗，綠色和平組織對生態破壞的哀嘆以及東歐蘇聯解體後不知何去何從的苦惱與失望，都說明現代世界瀰漫著一種深沉的悲觀氣氛。
然而，人類歷史果真沒有希望嗎？回答是否定的，人類歷史中存在著希望，人類歷史的希望植根於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良知本性。
然而，由於人類的良知被人類自已放逐迷失並被私執惡見深障，人類要復其良知本體就不能只知良知是人類歷史的希望，而必須在歷史中做格物致知的功夫，以此功夫親證而上達良知本體，發用而下貫歷史文化。
所謂“在歷史中做格物致知的功夫”，是指以人類歷史文化為一大物而格之，致吾心之良知於人類歷史文化；吾心之良知即天理，致吾心之天理於人類歷史文化，人類歷史文化皆得其理；人類歷史文化皆得其理，即人類歷史文化皆獲得其價值，皆顯發其意義，因而皆充滿其希望。
其實，人類歷史文化本身並無意義，是吾人在歷史中做格物致知的功夫才賦予人類歷史文化以意義，只要人類能在歷史文化這一大物上正其心、誠其意，致其知（良知），著於物（歷史文化）之意必依於至善之良知本體而動，人類歷史文化亦因之而有其希望。
格物致知的功夫即是致良知的功夫，現代人類的希望就落實於在錯綜複雜的具體歷史事件上致良知。
若人類能於每一具體的歷史事件上致其良知，人類歷史必將成為良知普照的歷史，即成為“稱性而有”的充滿希望的歷史。
故現代人類覺悟的關鍵就在於現代人類肯不肯在歷史中的事事物物上做致良知的功夫，若現代人類肯在歷史中的事事物物的上做致良知的功夫，人類的歷史絕沒有理由悲觀失望。
故我們可以說在歷史中格物致知是人類走向希望的必由之路。
又，現代人類尚未喪失良知一線之明，並非完全不知良知是至善心體，只是囿於千年習染，現代人類才知行打成兩橛，沒世知而不行。
故在解決現代人類面臨的重重困境時現代人類必須覺悟知行本體是一，一念善心發動之知即是行的實踐，萬般善念落實之行的實踐即是知的繼續。
現代人類不能知而不行，即不能使良知空守心性枯寂萎縮，而必須使良知在歷史中的事事物物上發用流行磨鍊圓成。
夫如是，良知就不是一種關於倫理心理的知解剖析，而是一種發自生命本源的道德實踐與歷史創造。
若人類真能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人類的執障再重歷史也會有希望，因為歷史業已記明：人類良知如日在天只可暫蔽不可永沒！
孔元二千五百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西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九月四日
於深圳布心花園布心書屋
作者簡介：蔣慶，男，西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祖籍江蘇徐州，出生、成長於貴州貴陽。西曆一九八二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本科），先後任教於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西曆二〇〇一年申請提前退休，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三聯書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三聯書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臺北: 養正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九十三年版[西曆二〇〇四]），《儒學的時代價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會與道統復興——與蔣慶對話》（範瑞平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再論政治儒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憲政秩序》（英文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廣論政治儒學》（東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學默想錄》（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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