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裡霧裡34370680
從學術的角度說，《太史公書》和《資治通鑑》都是正史，都具備基本的可信度，你沒法籠統比較誰的可信度更大，只能具體去考證那件事兒有不可信的可能。
為什麼？
因為兩部書都是正史。
並不是說正史就一定是可信的，正史裡被後世篡改的例證多的很。多數正史是後代人修撰前代的史，但依據的檔案資料可能在前代就經過了篡改。
但是，相比起野史、八卦、道聽途說等，正史又是相對最為可信的。這是因為：
一是正史所依據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修史很難，但越是修的粗疏的史，有時候反而更可信，因為保留的原始資料多，比如《舊唐書》就比《新唐書》更可信一點，因為《舊唐書》修的很糙，把很多唐朝的官方檔案直接拿來抄了很多；而《新唐書》是偶研修主持的，他會根據自己的意圖對一些事件提出保留還是刪改的意見。
二是正史的作者基本上是態度嚴謹的，不是故意混淆是非的。
修撰正史，早期是個人行為多，比如司馬遷、班固，他們其實是私撰，只是後代把《史記》《漢書》提到了正史的地位。像司馬遷、班固等人，都是把修史作為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事業來經營的，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態度是極為嚴肅的。中晚期以後，官方主導、集體修撰的就多了起來。但集體修撰下的史書，也都是找當時的大儒碩學，或是前朝遺老，他們不是那種賣弄自己的小說家，因此態度也是基本可信的。
當然，不論是司馬遷還是後來的修《明史》的萬斯同兄弟等，他們肯定會將自己的主觀看法揉到史書裡，但是，但凡是人寫的史書，就肯定有人的主觀看法，這並不能說明這些史書就不可信的。歷史的複雜性，遠不是一個可信、不可信就能概括的。
三是正史的修撰方法基本上是科學的。
很多人會小看古代人，會學著二三十年代的人說話，說古代的修史水平不高啦，不懂得現代的方法啦，不科學啦，是“一家一姓”之史啦，等等。說實話，這些作為論戰是可以的，但倘若抱定了這樣的念頭去讀史，怕是隻會把自己讀成一個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大傻瓜。古人修撰是很講究方法的，或是親臨古戰場做調研，或是訪問耆舊做口述史，或是在採用大量官方檔案的同時也注意採擷可信度高的補充史料，如筆記、墓碑等。這些方法可能不像現代史學所表述的那樣成體系、完備，但夠用了。我們只要細心查看，就能發現古人確實一點不比現代人差。
不過，話說回來，《史記》和《資治通鑑》也並不是單純的史書
《史記》，必須要放到經學的視野下，才能看清楚其本質。《史記》是後人取的名字，原名是《太史公書》，可以理解為司馬遷作為中書令、自詡“太史公”而寫的一部“子書”，而不是史書。司馬遷是通過著史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大家要好好想想為什麼要“究天人之際”。
司馬遷聽過董仲舒的課，對《春秋》很有研究，還幫助漢武帝搞過歷法，這些都是一些意識形態的關鍵性因素，司馬遷在經學史裡是被看做靠近公羊學一邊的人。
《資治通鑑》，就更不必說了，是宰相整理歷史，來幫助皇帝治理國家的，本身就是一部以政治為目的的書。因此，書中有些地方，司馬光可能故意採用了一些不夠嚴謹的材料，比如，關於漢武帝的晚年行為，他居然使用了《漢武春秋》這樣一部野史，來勾畫一個晚年轉變為“守文”的漢武帝。在後代多位學者的考證下，證明這個做法扭曲了漢武帝的形象。
僅舉此一例，只是證明一點：對正史要相信其基本的可信度，你如果不信，就去考證具體哪個事兒不可信，而不是籠統的鸚鵡學舌的去說“古人都是主觀的”、“正史都是帝王史”，這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而是成熟不成熟的問題。
danyboy
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哪一部書的可信度更大？這個我不能直接給出答案，但可以用司馬遷的一句話來總結，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難免有自己的主觀意見在裡面，而失去了客觀的評價。
說到可信度的問題，這裡要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這部史書所依據的史料是否詳實可信；第二撰寫這部史書的人是否客觀公正，其人的品行如何？
先說《史記》，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其實這句話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史記在史書中地位非常高；第二，史記不僅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學作品，既然提到了文學作品，裡面就必然有大量的作者主觀感情的抒發和描寫。
再看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出身名門，父親司馬談就是太史令，是西漢著名的學者。司馬遷為人剛直不惡、直諫犯上，隨身受刑而殘，但其志不能移。司馬遷秉承父親的遺志，走遍中國的名山大川，蒐集古代各種典籍，嘔心瀝血編撰成書。
我的觀點是司馬遷再偉大，也無法超出他時代的特徵，因此他的作品必然有其時代的特點和其自身的侷限性，但是從其生平來看，司馬遷不謀軍事、不重政治，專心著書立說，應該說學者身份彰顯無遺，且直言犯上為李陵求情，導致漢武帝大怒，深受殘害，而其志不移。因此我認為《史記》記述的大部分內容應該較為真實可信。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我並沒有讀過，但《資治通鑑》成書晚於史記，因此《資治通鑑》必然選用了之前的史書作為依據和參考。因此從內容上講，《資治通鑑》肯定要比《史記》更為全面更為豐富，時間跨度更大。
提到司馬光，我會想起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馬光砸缸”，第二件事是作為守舊派代表，反對王安石變法。一個是值得信賴，且有勇有謀朋友，一個因循守舊，反對變法的頑固政客。編制《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在王安石變法期間，自己遠離朝廷的十五年裡做的一件事。
從後世對於兩人的評價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司馬遷是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而司馬光是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區別在於司馬遷屬於思想家，而司馬光屬於政治家，因此《史記》是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而資治通鑑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思想家會帶入自己的思想，而政治家會帶入政治因素，至於大家是相信一位思想家，還是相信一位政客，我想不用我說了吧。
我的觀點是看歷史，不僅是要了解歷史知識，還要形成自己的歷史觀點，歷史著作中都難免或多或少的帶著作者自己的觀點和時代的特徵，而我們作為現代人看歷史的同時，要聯繫實際情況，用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來得出自己所認同的結論，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一個人的歷史
謝謝邀請！司馬遷寫“史記”與司馬光寫“資治通鑑”哪一部書的可信度大？我說可信度都是一樣，按照現代的話來說，一脈相承，都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首先，我想說說，什麼叫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上個世紀90年代，國務院為了證明中國的夏朝存在，就組織了中國北大和社科院考古隊在河南偃師二里頭挖掘四期工程，儘管為了第一期是夏朝，後三期是商朝爭論不休，但是可以證明的中國歷史只有3700年。
為何中國歷史就是3700年，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著中國有炎黃五帝，我們將它相加中國的歷史應該是五千年。實際上，歷史上記載有一個古公亶父，姓姬，他的子孫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公旦頒佈了周禮，孔子的儒學的根基就是周公旦的周禮。儒學在春秋和戰國時四處碰壁，到了漢高祖劉邦時，儒生二次想去與劉邦溝通，碰壁了二次。漢初時，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都採用黃老之道，與民休養生息，到了武帝時經濟開始繁榮。董仲舒開辦儒學，宰相衛琯和竇嬰都去聽董仲舒的儒學，並且將董仲舒迎進給漢武帝。漢武帝聽了董仲舒“君權神授”以及大臣們稱讚，頒佈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西漢開始的儒學，到了東漢時鼎盛時，不但有“史記”中記載的五帝，又加上了三皇，和許多神話故事。儘管有那麼許多的故弄虛玄的東西，但是奠定了中國的漢文化、漢字、漢姓和儒學的基礎。
“西京賦”記載：殷人屢遷，前八後五。殷商的首都先遷八次，後遷移五次。開始時在山東騰縣，後在河南商丘三次，在河南安陽二次。居無所定，逐草而居，又喜歡人殉。就是將活人與貴族死人一起殉葬，少者幾個，多者幾百個。儘管這些被殉葬的人是奴隸或是戰俘，但是也是太野蠻了。所以，郭沫若認為，殷商是遊牧民族。可是，現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文，甲骨文儘管是祭師操作，裡面有許多農耕文化。應該說，商朝前期是遊牧民族，後期是農耕民族。由於古公亶父的發源地是在陝西歧山，周朝的周武王稱商朝為東夷，就是東面的蠻夷。實際上，在當時殷商期間，中原地區有幾百個遊牧民族，他們都是茹毛飲血，惟有古公亶父一族最早進入農耕民族。周公旦頒佈周禮和早期的文化，西周東周（春秋、戰國）都是引用和繼承了周朝傳播下來的一切，以後儒學又將周朝的歷史和文化發揚光大，所以早期的東西，都是虛幻的故事，是人為添加進去的。
司馬遷年幼時，在父親指導下，閱讀了“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籍。年輕時，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德儒學，又訪遍於中國的河山。他父親司馬談在彌留間告訴他，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希望他能繼承祖先的遺志，撰寫一部史書。司馬遷在李陵案後，將父親遺留下來的史書和官方的檔案，寫下了一部曠世大作“史記”。原名是“太史公書”，該書從黃帝時期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時間長達3000年，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由於“史記”具有先秦之風，直言評論了漢高祖劉邦劣跡和漢武帝的暴虐，所以“史記”在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時才重見天日。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到五代末年，宋太祖滅後周，有一千六百年曆史。作者按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重大事件和各方面的關聯交代的清晰，使讀者一目瞭然。但是，資治通鑑的前半部是以“史記”為主，編成了“週記”五卷，“秦記”三卷。所以說，資治通鑑離不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五代記，等書籍，同時與儒家的史學觀一脈相承的。可以說，資治通鑑是史記的繼承版，只不過形式和歷史階段不同。
張律明
《史記》可能比《資治通鑑》可信度大，原因一下：
一是《史記》作者司馬遷為寫《史記》做過大量實地走訪調研，足跡便及全國。
二是司馬遷寫史記時，當時主要歷史事件的參與者（秦末至漢武帝時），其後代與司馬遷都有交往，家族口口相傳的事情可信度很高。
三是司馬遷的父親就是史官，有官方收藏的第一首資料，可能包含原六國的史料。
四是司馬遷的《史記》是私修史，在司馬遷活著時到去世很長時間，《史記》只是個別人才能看到的奇書，也就是說《史記》不是官方主持修編的，可能有司馬遷的好惡，但不會因政治原因刪減或者杜撰。
五是《資治通鑑》很多史料來源於以前的史書，並且司馬光純粹是出於政治目的，為帝王編撰的一部帝王教科書。
歷史小跟班
司馬遷是寫史中，夾雜個人觀點。
司馬光是寫史來表達政治目的。
史實可信度，司馬遷更勝一籌，不，不是一個檔次。
司馬光也有可取之處。現代很多人用資治通鑑來說話。因為這代表一種觀點，用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來解讀歷史。文人大多喜歡如此。看看現代的歷史節目，十有八九如此，帶有強烈的目的性。
比如易中天先生講的郭嘉和賈詡二人，就帶有目的性。
賈詡很適合當今人士的味口，為求成功，不擇手段。這與當今價值觀等同，為今世所追捧。可商業文明能統治多少年地球？人類最終的目標會是賈詡這樣的嗎？我相信:易先生是以當今一時之利解讀賈詡。當然，古為今用，無可厚非，可過於推崇，並非好事。
郭嘉，本是一般謀士，歷代推崇者罕有。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郭嘉可以和諸葛亮一較長短了。我沒查過，也許是日本那邊來的。很多玩遊戲的年輕人對郭嘉數據比較瞭解。或許為了迎合當今風氣，郭嘉就走上了舞臺。可是終郭嘉一生，從未做過謀主，只以參謀一職(軍師祭酒)做事，憑什麼可與二荀一爭長短？鍾繇也比他強吧。可為什麼讓郭嘉走出來？不過讓寒門士子的身份走出來，讓當今的寒門士子也可以走出來。但是我沒聽易老師點明此事。
歲月有無
這個問題在中國曆學界早己定論。如魯迅先生所言:《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八十多年來，中國史學界沒有任何人敢推翻這一定論。為何現在卻有人要提出這樣的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有人為了“洗白”秦始皇在網絡上大肆詆毀《史記》和司馬遷，詆譭《過秦論》和賈誼，迎合社會上反中醫藥，反中國武術等反中國傳統文化思潮。這不能不引起有識之士的關注和警惕。因而，小編這個愚中帶智的探討題目，就是希望集思廣益，確立《史記》的不可動搖性。
《史記》捭闔三千年，從三皇五帝到漢初，填補了暴君秦始皇“焚書坑儒”造成的歷史斷代缺撼，為中華民族樹立了追根朔源航標。它的史學價值是《資治通鑑》無法企及的。如果沒有《史記》，我們可能象埃及人一樣，對待金字塔“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嚴家慶
《資治通鑑》可信度大得多，也權威些，《史記》顯然差好多，裡面神化故事、傳說太多。
學習歷史，《史記》看看就行，《資治通鑑》可以研究學習，比如耄，一生最喜歡研究的書就是《資治通鑑》了。《史記》只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二十四史”之首，地位高，而《資治通鑑》是編年體史書，也更容易理解。
南朝四百八十寺
當然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了
司馬遷的史記是在漢武帝時代編寫的，寫到的時代也是漢武帝時代，但是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並不能按照真實的來寫，再加上司馬遷個人的喜好及偏見！難免有些帶有個人感情的書寫！所以可信度有些下降！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則沒有寫到當朝的歷史，所以不受當時朝廷的制約！因此都是收集到的史料來編寫的！
嚴格按照當時的史料記載格式記載寫上的，而且當時司馬光也沒有個人的偏見以及個人喜好！
所以要研究歷史還是建議研究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比較靠譜！
但是採集到別人的的信息也未必就是真正的！有句話說史書都是勝利者書寫的，真正的歷史也許無從考證了！
王者第一梯隊剪輯
個人觀點：按理來說，史書的成書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各有優缺，各有千秋，沒有可比性，《史記》的太史公司馬遷閱覽各種典籍，訪遍名山名跡，收納民間傳聞，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史記雖然帶有個人情感，但對歷史人物的記載也算全面，評論在於後人。《
資治通鑑》成書於封建大儒司馬光之手，目的在於教育皇帝，當然取捨很嚴重，取對封建統治有利的避其不利，也在情理當中。無論可信不可信，在中國史學上都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於讀史的讀者。若論對中國歷史的重要性，當然史記比資治通鑑要重要的多了去了。沒有史記，中國的先秦文化瀕臨失傳的局面，中國歷史文化就不能溯源。蜻蜓一點水
司馬遷的《史記》從三皇五帝開寫，終止於漢武帝，春秋，戰國，秦漢歷史可信度很高，但夏，商，西周的可信度相對較低，當然這不能怪司馬遷，因為那時史料很缺，主要是傳說和故事，但能收集到傳說和故事總比沒有的要好。我研讀過幾冊《史記》，寫的很好。
《資治通鑑》我也看過幾本，是北宋司馬光所編，是一部編年體。相傳可馬光是司馬孚的三弟，而司馬孚則是司馬昭的三叔。此書從戰國初期三國分晉開始，止於北宋神宗年間，由於他所看資料非常多，而且經過了科學分析後才編入的，所以可信度是很高的。
非要把這兩部書的質量比出高低，我覺得沒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