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國探險家。原籍匈牙利。曾在維也納、萊比錫、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學習。1887年至英屬印度，任拉合爾東方學院校長、加爾各答大學校長等職。斯坦因1862年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一個猶太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猶太教徒，可是為了兒子的前程，卻讓他專門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他們認為，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是開啟猶太居住區之門的鑰匙，這樣做的目的是為兒子開闢自由之路。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他們精心的選擇的確很有遠見，這對斯坦因的一生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斯坦因10歲時就被送到德國上學，在學校裡學會了德語、英語，還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他在萊比錫和維世納上大學時又學會了梵文和波斯語，21歲時取得了大學博士學位。由此可見，他在學生時代就已表現出非凡的才華。25歲時他獨身一人來到印度、克什米爾地區，從此開始探險、測繪和考古事業。他是以一個地理學家為開端，進而成一名世人注目的探險家和考古學家。從現在看來，他在探險中的發現和考古方面的貢獻，要比他在地理方面的貢獻大得多。他對事業的追求是十分執著的。只要是他認定要去做的事，無論有多麼大的困難，遇到多少艱難險阻，他都不會因此而放棄。為了追求事業的成功，他終身沒有結婚，把畢生精力全部投人到他所熱愛和追求的考古探險事業上。
斯坦因把一生中最好的年華都花在了亞洲腹地的探險考古活動。在英國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後進行三次中亞探險：
第一次中亞探險（1900～1901）主要發掘和田地區和尼雅的古代遺址，其旅行記為《沙埋和田廢址記》（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London，1903），正式考古報告是《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
第二次探險（1900～1908）除了重訪和田和尼雅遺址外，還發掘古樓蘭遺址，並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長城沿線掘得大量漢簡，又走訪莫高窟，拍攝洞窟壁畫，並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廉價騙購藏經洞出土敦煌寫本二十四箱、絹畫和絲織品等五箱。其旅行記為《沙漠契丹廢址記》（1912），其中有敦煌騙寶經過的詳細記錄；其正式考古報告為《西域考古記》（1921），共五卷。
第三次探險（1913－1915）又重訪和田、尼雅、樓蘭遺址，並再次到敦煌，從王道士手中獲得五百七十餘件敦煌寫本，還發掘了黑城子和吐魯番等地的遺址，其正式考古報告為《亞洲腹地考古記》（1928），全四卷。還著有《在中亞的古道上》（1933），對二次探險做了簡要的記述。
1930年，擬進行第四次中亞探險，被南京政府拒絕，其所獲少量文物，下落不明。
四次中亞探險所獲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獻，主要入藏倫敦的英國博物館、英國圖書館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以及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今新德里的印度國立博物館）。藏品由各科專家編目、研究，發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報告和旅行記外，還編著了《千佛洞：中國西部邊境敦煌石窟寺所獲之古代佛教繪畫》（1921）一書。其論著全目見《東洋學報》第33卷第1號。其生平事蹟詳見米爾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險家斯坦因爵士傳》（1977）。在這三次探險活動中，可以說他是冒著生命的危險，經歷了千辛萬苦，闖過一道道艱難險阻。他曾穿過帕米爾喀喇崑崙冰雪覆蓋的山谷，跋涉在風沙迷漫的塔克拉瑪於大沙漠腹地。他走過這些人跡罕至的地方，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實乃人生一大壯舉。但他最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併為此感到極大的滿足和自信。由於他在探險中有著驚人的發現，並獲取大量的珍貴資料，深受英國政府的讚賞。被英國女王授予爵士勳號，牛津和劍橋大學贈以名譽博士學位。更使他受感動的是被接受為維多利亞女王的臣民。
斯坦因是位考古學家，但不懂漢語，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經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樓蘭等地許多古遺址進行過發掘，盜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寫本，有相當多的陰謀伎倆。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從他的同鄉好友、匈牙利地質學家拉喬斯·洛克濟（Lajos Loczy）那裡，聽說過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所以考察敦煌成了他很早的探險計劃之一。
1906年斯坦因開始他的第二次中亞探險活動，1906年4月20日，由8人組成的斯坦因考察團從印度出發，他們越過帕米爾高原，來到中國新疆。斯坦因在喀什聘請了一箇中國師爺——蔣孝琬，作為他的漢語翻譯和助手。他們沿古絲路東行，一路經過和闐、若羌、樓蘭等地，挖掘了著名的樓蘭遺址，發現了大量的珍貴文物。由於此時伯希和也在新疆考察，因此斯坦因一路比較小心，也大大加快了工作速度，為了是早在伯希和之前到達目的地敦煌。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達敦煌。當時他還不知道發現藏經洞的事。因此只准備在敦煌藏經洞呆二個禮拜，簡單考察一下洞窟，並在敦煌補充一些東西，然後再去羅布泊沙漠進行考古發掘。但到敦煌不久，他從一位定居敦煌的烏魯木齊商人中知道了幾個前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事，引發了他對這一發現的很大興趣，便決定仔細考察一下。3月16日斯坦因到千佛洞，這時，王道士為了籌集修整洞窟的經費，到別處化緣去了。住在莫高窟上寺的一個小和尚給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寫經，斯坦因雖然不懂漢文，但從外觀上已經感覺到這種寫本一定很古老。於是他決定等到王道士回來後再作打算。為了節省時間，他返回縣城並禮拜見了敦煌的幾位地方官員，然後僱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長城鋒燧遺址，獲得了大批漢代簡牘。
5月15日，斯坦因返回敦煌，此時正值千佛洞一年一次的盛大廟會，每天來觀光遊玩和燒香禮佛的人很多。因此為了不引起人們的注意，斯坦因沒有輕舉妄動，在縣城呆了幾天。到了5月21日，廟會已過，莫高窟又恢復了平靜，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王道士已從外面回來了，並且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正不安地等待著斯坦因的到來。斯坦因通過他的中文翻譯蔣師爺（名孝琬），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蔣師爺表示了斯坦因想看看這批寫本，並有意用一筆捐款幫助道士修理洞觀，以此來換取一些寫本。王道士明知藩臺衙門有封存遺書的命令，又害怕讓老百姓知道了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猶豫不決，沒敢馬上答應。斯坦因當然不會死心，於是在莫高窟支起帳篷，作長期停留的打算，並開始考察石窟，拍攝壁畫和塑像的照片，裝做對藏經洞文物不感興趣的樣子，而交由蔣孝琬同王道士進行具體事宜的交涉。
在最初與王道士的交涉過程中，幾乎是沒有什麼進展與收穫，因為此時的王道士還並不相信這些洋人，特別是也怕官府過問，追究他的責任。
斯坦因對王道士正在努力興修的洞窟感興趣，使王道士很興奮，他答應帶著斯坦因等人參觀一遍洞窟的全貌，還根據《西遊記》一類的唐三藏取經故事，指點著一幅壁畫，給斯坦因講上面畫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條激流的河岸旁，一匹滿載著佛經卷子的馬站在一旁，一隻巨龜向他們游來，想幫助他把從印度取來的神聖經典運過河去。這恰好給為尋找古代遺址而深入鑽研過玄奘《大唐西域記》的斯坦因帶來了靈感。經過蔣師爺的幾次交涉，一天夜裡，王道士終於拿出了一卷寫經，借給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異常高興的是這卷漢文寫經，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譯的一部佛教經典。於是，斯坦因就自稱是從遙遠的印度來的佛教信徒和玄奘法師的追隨崇拜者，他之所以在這一天看到了玄奘帶回並翻譯的佛經，完全是因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讓他把這些印度已經不存在的經書送回原來的地方。斯坦因的這番鬼話對於這個虔誠愚昧的道士比金錢還靈，很快就起了作用，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牆，藉著王道士的油燈亮光，斯坦因看到了了這個堆滿寫本的洞窟，最初王道士並沒有讓斯坦因進入藏經洞。
當時，藏經洞的寫本還沒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蔣孝琬在洞窟中做翻檢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這樣會引起旁人的注意。於是，每天夜裡，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寫本，拿到附近的一間小屋裡，讓斯坦因和蔣孝琬翻閱檢選，由於數量龐大，斯坦因放棄了給每個寫本都編出目錄的打算，只從他的考古學標準出發，儘可能多、儘可能好地選擇寫本和絹、紙繪畫。其間王道士有些後怕，於是又外出了幾天，到鄉間化緣，目的是探聽一下他和斯坦因的秘密有沒有洩露，結果他發現一切都和原來一樣，他也就安心多了，和斯坦因繼續交易。不久，一筆不尋常的交易達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幾塊銀元和一個絕對嚴守秘密的保證，換取了滿滿24箱寫本和5箱經過仔細包紮好的絹畫或刺繡等藝術品，它們經過1年零6個月的長途運輸，於1909年1月完整地抵達倫敦，入藏英國博物館。當時在斯坦因挑選所要的卷子的同時，也曾經藉機進過藏經洞，因此他是進入藏經洞的第一位外國人，當時洞內僅容二人，根本無法活動，斯坦因的挑選工作都是在藏經洞外進行的，一幅照片就是記錄他在16窟甬道堆放經卷的情況。
斯坦因離開敦煌的原因是因為他在敦煌活動的時間有些長了，引起了當地人們的注意，同時敦煌的地方官員告訴斯坦因，蘭州方面也來了命令，要斯坦因注意外交禮節。於是6月13日斯坦因一行率領著一支由大群運輸駱駝和馬匹組成的隊伍，浩浩蕩蕩向安西進發，在榆林窟拍攝了二天。之後又到了酒泉，考察了嘉峪關長城，又於8月28日到達甘州張掖，這是他所走的最東界線，在這兒活動了5天。9月25日返回到這西，取回了寄存在這兒的戰利品。當時斯坦因還給王道士寫了一封信，由蔣孝琬秘密去了一趟千佛洞，又從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手稿3000多卷寫本文書。
斯坦因的河西走廊考察結束之後，於是又進入新疆，一面派人將所得寶物運送回國，一面自己又在新疆的吐魯番、焉耆、和闐、阿克蘇、莎車等地考察、發掘和訪問，直到第二年1908年底回國。
斯坦因的第三次探險活動是1914年開始，3月24日斯坦因再次來到了莫高窟，受到了老朋友王道士熱情的接待，王道士還給斯坦因過目了他的帳目支出情況，並忠實報告了當日斯坦因施捨銀錢的用處。王道士也報怨了政府拿走藏經洞文物，卻不給他兌現承諾之事，並後悔當日沒有全部給斯坦因。此次經過斯坦因的交涉，王道士又拿出了私藏下來的幾百卷寫本，買給了斯坦因，使斯坦因又得到了整整4大箱的寫本文書，加上斯坦因在當地收購所得，一共約5大箱六百餘卷。
斯坦因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探險者。在進入新疆之前，他已經在印度、阿富汗和克什米爾等地進行了大量的考古發掘工作。不過就他的學術素養而言，說他是位考古學家，似乎還有些過譽，但他確實是一名出色的地理勘察者，他能夠獲得印度政府的資助，他在地圖測繪方面的傑出才能是有很大幫助作用的--斯坦因很會把握每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機會。當時來到中國西北的外國探險家，目的多少都有些不純粹，他們能獲得資助多半都是因為中亞地區的戰略地位，德國探險隊的贊助人就有歐洲的軍火大王克虜伯。能夠被稱為真正的、嚴肅的科學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實在是寥寥可數，斯坦因並不在其列。斯坦因對中國文化，並不太瞭解。但他在印度工作多年，精通梵文，曾任拉合爾（今屬巴基斯坦）東方學院院長和印度古物局局長，對於佛教性質的文化藝術，有相當深的認識。
大家都知道，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猶太人。他的父親放棄了猶太教，不過猶太人這個最注重教育的民族的文化傳統對於斯坦因的成長，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家族中除了斯坦因自己，他的叔叔和妹妹等都有超常的語言天賦，包括若干種死文字，這當然不是偶然。斯坦因1904年大願得償，入了英國籍，他如此狂熱地為英政府工作，如此忠心耿耿地為英國謀利，想來與他新入籍、急於表現的心理不無瓜葛。雖說斯坦因對中國文化不夠理解，但他有一種善於把握人的心理的天賦。因此，他抬出了一個人作為他的護神--那就深得中國人崇仰的到西天取得真經的唐僧玄奘。經過《西遊記》之類小說、平話和戲曲的渲染，玄奘的事蹟在中國那可真是婦孺皆知。他一路上打著玄奘的旗幟，很快就贏得了尊重和好感，到處為他打開了方便之門。說起來，斯坦因還和玄奘真有很多相似之處，無論是他們的經歷，還是他們那種堅韌不拔、不畏艱險的精神。斯坦因前後四次進入中國，獲得了大量的文物，他也藉此於1912年獲得了爵士稱號--這也是前不久伊麗莎白女王授予集榮譽於一身的曼聯隊主教練弗格森的頭銜，可以想象當年斯坦因的探險收穫帶給不列顛人怎樣的驕傲。
1943年，81歲高齡的斯坦因死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附近的考古發掘地點，並在那裡起了墳墓，真有點馬革裹屍、鞠躬盡瘁的味道，想起來讓人頗為感慨。由於斯坦因的探險受的是印度政府的資助，雙方事先就成果的分配有了約定。因此，斯坦因在藏經洞中發現的成果就分藏在印度和英國，其中英國的部分文書在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印度事務部圖書館（India Office Library），繪畫藏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雖然斯坦因在事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這種只顧事業而不分國界隨心所欲的探險考古活動，侵犯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
斯坦的探險活動以及中國西北文物的大量流散，是有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當西方列強瓜分長江南北的大片領土的時候，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帝國主義國家也開始了一場掠奪、瓜分中國古物的競爭。起先，人們並不知道沙漠的深處和殘破的洞窟、城堡當中會有豐富的古物，為了爭取或擴大在新疆的勢力範圍，佔領印度的英國和侵佔中亞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國，分別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如1870 年和1873年英國的弗賽斯（T.D.Forrsyth）使團，1887年 英國的榮赫鵬（F.E.Younghusband）探險隊，1870～1885年間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M.Przheval skii）組織的四次探險，足跡遍及新疆、甘肅、蒙古、西藏的許多地方，他們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這些探險的主要目的，是攫取各種軍事情報，瞭解當地的政情和測繪地圖，探查道路，為將來可能進行的軍事行動打基礎。1889年，一個名叫鮑威爾（H.Bower）的英國大尉，在 庫車附近的一座廢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貝葉寫本，當時在印度的梵文學家霍恩雷（R.A.F.Hoernle）博士，鑑定出這是現存最古的梵文寫本，於是，新疆出土文物的重要學術價值，很快就為歐州學術界得知。與此同時，法國的杜特伊·德·蘭斯（ Dutreuil de Rhins）探險隊，也在1890～1895年間的新疆考察中，從和田地區買到了同樣古老的梵文寫本。1899年，羅馬召開了第12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會上，在俄國學者拉德洛夫（W.Radloff）的倡議下，成立了"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國際協會"，本部設在俄國的首都聖彼得堡，並在各國設立分會，以推動在中國西北的考古調查。此後，各國紛紛派出考察隊進入新、甘、蒙、藏等地區，把攫取抄漠廢墟、古城遺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俄國科茲洛夫（P.K.Kozlov）1899～1901年的中亞探險，特別是他1908年對甘肅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城子的發掘，英國斯坦因（M.A.Stein）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亞探險，他涉獵的地域最廣，收穫也最多；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 -1902年的中亞考察，發現了樓蘭古國遺址；普魯士王國格 倫威德爾（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率領的吐魯番考察隊，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1907年、1913～1914年四次調查發掘，重點在吐魯番盆地、焉耆、庫車等塔里木盆地北沿綠洲遺址；法國伯希和（P．Pelliot）1906～1909年的新疆、甘肅考察；芬蘭曼涅爾海姆（C.G.E.Mannerheim）1906～1908年的考察；俄國奧登堡（S.F.Oldenburg）1909～1910年、1914～1915年的兩次新疆、甘肅考古調查，以及日本大谷光瑞1902～1904年、 1908～1909年、1910～1914年三次派遣的中亞考察隊。數不清的中國古代珍貴文物，被他們掠走，入藏於各個國家的圖 書館或博物館。在這場浩劫中，敦煌藏經洞的文獻和文物， 也沒有逃過他們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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