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已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眼光，這裡不乏世界各國藝術界的關注，不斷傳出的諸如古根海姆博物館要在中國設分館之類的消息，很讓中國美術界自豪了一陣子，“想當年……，看如今……，我們也有了今天！”中國藝術真的已經走向世界了嗎？中國當代藝術真的已經很“牛”了嗎？
我想，對中國當代藝術與世界當代藝術的差異進行比較和研究是很有意義的。有趣的是，對於中外當代藝術的現狀，易英教授認為，不是差異，而是差距。問題就這樣從一個平等的文化比較轉化為一個在某一藝術理想座標基礎上的價值判斷了。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是，中國當代藝術家要關注世界美術發展狀況並與之相比較的目的，是發展屬於自己的獨立藝術，從美學和藝術工藝學兩個方面發展我們的創作。而對於世界共同關注的人類事務，藝術家可以從不同的文化背景出發，給出不同的闡釋。在這一點上來說，我們與西方藝術家在當代藝術的競技場上並無高下之分，只是文化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
徐冰 《鳳凰》
但是，我們轉到具體的中國當代藝術來看，似乎不是那麼樂觀。除了在國際上幾位重要的中國藝術家如徐冰、蔡國強、黃永砯、谷文達、嚴培明等仍在不斷地為國際藝壇增添濃重的中國色彩，剩下的能讓一些人津津樂道的國際消息就是某某人的作品在紐約和香港拍了多少錢了。早幾年國內最酷的“殘酷藝術”、“血腥藝術”已經雄風不再。行為藝術、裝置藝術不溫不火，給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不多，而近來繪畫卻大行其道，展覽蜂擁而起。看看國內的許多畫廊展覽，我們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種文革符號、中國符號的波普和塗鴉，還有越來越多的像聚焦模糊的黑白照片的“中式李希特”，改畫老照片成風，再就是描寫個人小情趣、裝嫩扮酷的青春期呻吟。像任小林、曾梵志、陳文波、張小濤這樣敢於突破個人已經成功的固定風格，繼續創造新的藝術語言和圖像的畫家確實太少，像尚揚、朝戈、丁方那樣堅持古典主義人文理想的藝術家更是稀缺。客觀地說，中國當代藝術中已經出現了不少素質優秀的青年藝術家，但現在展覽那麼活躍，卻缺少90年代曾經有過的“美術批評家提名展”那種比較純粹的展覽把他們整體推向國際藝壇，因為沒有人願意為這種沒有回報的學術性展覽投資(廣東美術館與深圳的何香凝美術館、深圳美術館、關山月美術館在艱難中做了許多工作)。可以這樣說，中國當代藝術圈中的流動資金比90年代要多了不知多少倍，但舉辦重要的學術性展覽的環境條件卻依然困難。也許，這有待於中國的美術館、基金會與民間資本的壯大、成熟與自覺。
黃永砯 《馬戲團》
如果說，我們的當代藝術和西方當代藝術有什麼差異的話，我認為，西方藝術家不管使用什麼媒介，都十分關心形式和語言，他們藝術中的精神與價值觀，就體現在對藝術形式的創新和獨特表達之中。而我們的藝術不論是傳統的主流藝術和前衛藝術，都始終把藝術主題放在第一位，而輕視藝術形式、藝術材料和藝術語言的研究。在這一意義上來看，我認為，在中國當代的學院美術教育中，應該引入形式美學的歷史研究和抽象藝術的語言訓練，探尋以抽象形式表達人文精神的能力，這對發展中國的當代藝術很有價值。我們要避免只從內容上尋找作品的內涵，而要從形式上尋找內涵，從局部發現整體，尋找形式結構後的潛在意義與價值取向，而不是隻從情節內容上尋找作品的主題和思想。後者將藝術中的民主庸俗化，看似獲得了表現的自由，其實落入了一個更大的統一性話語圈套，即作品只要表現出對現行社會政治制度和道德理想的反叛和調侃就具有價值和市場。這正是89現代藝術大展後的一個誤區，即藝術必須體現政治上與現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對抗，無論這樣的作品在語言上如何粗糙低劣，只要政治態度是對抗的或調侃的就可以獲得“前衛”的身份。如果說90年代中期，圓明園畫家村的一些畫家，為了生存，畫一些質量低劣的有關革命領袖形象的作品低價賣給外國人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在今天，還有許多人以革命領袖、五角星、天安門等政治符號作為自己的圖像資源批量生產商品畫，只能說明他們的想象力的貧乏。比起那些對著民工和妓女寫生的畫家，這樣的波普畫家已經沒有社會責任感，喪失了基本的創作能力，成為90年代中國“玩世現實”和“政治波普”最為拙劣的模仿者。
蔡國強為《夜櫻》簽名，橫濱美術館，2015年
較之上個世紀80年代，當代的青年藝術家已經獲得了更為寬容和自由的創作空間。但是從來就沒有無限度的自由，我們要警覺個人主義極度釋放後的危機，中國當代藝術中的活躍與能量，是否能夠真正彰顯出哲學、藝術的思辨和反思，是否能夠反映出發展中的中國社會的特性？抑或只是一種商業社會的商品交換自由？在日益走向民主化的中國社會，人們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自由，但是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所謂“當代的自由”，大部份仍然是一種商業消費帶來的個人自由，即購物自由、旅遊自由、享受物質生活的自由，它給予人們的只是一種物質消費的快感。北京的798區就是一個充滿創作能量和自由的地區，它像雨後的森林，蘑菇叢生，產生了許多膚淺化、表層化的東西。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對曾經有過的文化專制和藝術意識形態化的抵制，是對貌似“深刻”的說教藝術的反叛。但是，在這種雨後雜草叢生的工廠式花園裡，有多少東西能夠真正切入我們的時代和精神生活？抑或只是一種青春期的躁動和追求消費自由的慾望？應該指出，798的活躍是引人注目的現象，但這主要是畫廊的行為，大部份畫廊資金並不雄厚，迫於生存，急切地想推出新的藝術家和新的作品，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和更多的市場份額(這無可非議)。個別已經批量掌握走紅畫家作品的畫廊和藝術投資者，如同房地產市場中先拿到土地的“地主”，將後來者玩弄於股掌之中。目前，更有一些年輕的藝術經紀人急切地盼望在藝術市場上獲得商業利益，他們採用各種手法(辦展覽、出雜誌、在媒體登廣告、自我吹噓等)，忙於“造星”，而給予他們自信的動力來源只是這些畫家的令人懷疑的拍賣紀錄。2007年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羅伯特·斯托(RobertStorr)來訪中國後，認為北京的798存在很大的問題，這就是“金錢成了主導的力量。這裡藝術家很關心自己知名度有多高、作品賣到多少錢，考慮更多的是商業問題而不是藝術本身。真正的藝術家應該首先關心自己的藝術是否能直指人心，而不是過多地考慮物質上的回報”。(《中國文化報》2006年8月26日)斯托的話也許可以使我們更為全面地看待798的熱鬧和中國當代藝術的急功近利。798最初是藝術家工作室的聚集地，現在逐漸轉變為畫廊區，如果沒有藝術水準的學術提升，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喧鬧的藝術旅遊觀光區，希望安心工作的藝術家會逐漸遷離這裡，尋找更為安靜的創作環境。
《我跪著》嚴培明 2014，三聯，布面油畫，每幅250x200cm
去年夏天我與兩位在德國生活和創作多年的中國藝術家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他們告訴我，在德國，越來越多的美術館長和策展人，在策劃當代藝術展時，喜歡邀請東歐國家和中國、伊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藝術家參加展覽。問其原因，策展人認為德國當代藝術雖然形式多樣，但作品卻缺乏創新活力，而那些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當代藝術家卻表現出更為生猛的創造性。這種創新的衝動是藝術中最為寶貴的資源之一。這裡所說的第三世界的藝術家，顯然不是指我們國內的青年畫家，在我們這裡，最有活力的畫家是那些活躍在拍賣公司和畫廊的畫家，因為他們的畫很有賣相，從而成為藝術市場經紀人最為看好的產品，不惜重金收購和宣傳，為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其大幅升值，獲取暴利。在當代藝術中，中國經濟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廣告已經強有力地滲入進來，正如芝加哥大學藝術史教授羅伯特·S·尼爾森所說：“今天，人們對產品的需求受到全球廣告代理商——我們這個世界上真正的符號學魔術師的刺激。”只要看一看近兩年在媒體和雜誌上曝光率最高的畫家，大部份不是當年的後89一代，就是近年來才出校門的市場“新秀”(當然，畫廊現在開始捨得花錢在雜誌上買廣告版面了，這是中國畫廊業迅速發展的信號，令人欣慰)。讓人費解的是，“70後”這樣的一個按年代劃分的概念，在一些人的炒作下，沒有了美術史的斷代意味，卻成為一個市場藍籌股的神話。我想，如果要說我們的當代藝術和西方的當代藝術有什麼差距的話，這大概是一個可以探討的話題。也就是說，西方藝術在經歷過強勁的創新實驗之後，開始為思想的貧困和形式的空洞而困惑，他們關注的是當代藝術向何處去尋找新的思想資源與形式創造。而我們這裡的一些畫家卻仍然興致勃勃地在畫布上隨意輕鬆地塗抹些東西，然後等著別人站在畫布前讚美，等著二道販子掏銀子買下再送到拍賣行去兌換現金。對他們來說，藝術中的思想和形式是太過於奢侈、太過於古老的問題，無須費那個心思。德國哲學家康德曾經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一書中討論了“自由的藝術”和“僱傭的藝術”，他認為前者將藝術活動作為遊戲，“即一種本身就使人快適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結果；後者卻只能作為勞動，即一種並不快適而只是通過它的結果(如報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強制性地加之於人。”(《西方美術史方法論文選》，第43頁，《世界美術》編輯部，2006)這後一種藝術康德稱之為“手藝”。對照當代中國的一些流行藝術，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功利、這樣短視、這樣赤裸裸地直奔金錢，這不能叫當代藝術，這隻能叫當代僱傭藝術。
谷文達
在西方特別是在歐洲思想界，正在對自己的政治與文化進行反思，即反思文化上的強勢和優越感所帶來的問題，西方藝術作為強勢政治的代言，也存在著問題，那麼多的外國人跑到中國來，關注中國藝術，不是想當白求恩，而是想在交流中接受一點東方的薰陶，找到新的藝術出路。中國現在經濟上處於發展的強勢，成為世界最大的產品加工廠和商品市場，引來無數國際資本家的目光，這是好事，總比人家愛搭不理的強，但也帶來很多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市場對藝術的擠壓和侵蝕。雖然我們反對讓藝術簡單地為政治服務，但藝術畢竟不能脫離社會，只是作為一些人投機倒把、資本增值的工具。藝術對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如果沒有介入，沒有評論，沒有影響，成為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的窩裡鬥，這樣的藝術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大家都不去美術館而是跑到拍賣大廳看別人在玩金錢遊戲，那有什麼意義？80年代以來，中國前衛藝術面對西方強勢文化一直充當著不屈抗爭的角色，其中也有學習和順應，但更多的是“草船借箭”，以毒攻毒。面對今天可以稱之為“熱鍋螞蟻”的當代藝術現狀，我們想想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到國際上交流說事兒？可以說，在當代，最要注意的已經不再是西方藝術文化的強勢進入(大家見的多了，已經不怵)，而是我們自家門裡的商業化“炒流”。當代藝術如果還想在國際文化環境中有些話語權，在中國藝術史上留下一些痕跡，就要放眼世界，關注中國當代社會的急劇變化，不斷髮掘、反思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以文化的多元化對抗經濟的強勢。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拉平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而是要加強不同文化之間的思考與交流，別老拿個人那點兒破事和青春小感覺顯擺。跟一個國際策展人或博物館長說誰誰的畫好，在拍賣行能賣多少萬美元，不覺得太露怯嗎？
希望有更多的人反思中國當代藝術，不僅看到我們和國際當代藝術的差異，更要看到我們和國際當代藝術的差距，自信不等於狂妄，無知不能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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