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一期）
摘 要：本文通过以收入分配差距为视角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概略考察，得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文中首先从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着手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不能自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认识；继续探讨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拉长时间截距对资本与收入分配进行的推进分析，得出现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来自于资本的认识；接着通过分析拉美地区因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认定收入分配差距是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必须重视解决的问题；最后，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抉择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库兹涅茨曲线，中等收入陷阱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search the theory and theworldwide practice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get some reflections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ly, we analyses the Kuznets Curve, whichwas put forward by Simon Kuznets based on the study on American database, andwe find that the income gap of the distribution cannot be narrowed as theeconomic growing. Secondly, we discuss the conclusions about the capital and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ut forward by French economist Tomas P Katie, andconclude that the nowadays income gap of the distribution mainly comes from thecapital. Thirdly, we pay attention to the populism welfare catching-up, whichlead lots of economies into middle-income trap in Latin American, and considerthat the income gap of the distribution is really a significant problem in themiddle development stage.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point to thechoice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during China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Kuznets Curve, Middle-income Trap
一、经济增长能否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库兹涅兹曲线述评
收入分配问题一向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从威廉·配第、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到后来的亨利·乔治，都非常关注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分析。这些理论大家的关注除了基于时间节点上的横断面，也涉及时间序列的纵向维度，如结合相关的变量，马克思考察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趋势；马尔萨斯考察了社会财富增长及其分配与人口规模的动态制约关系，等等。
1954年，美籍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储蓄中占有的份额》一文，基于这篇论文所阐述的“库兹涅兹事实”提出了“库兹涅兹曲线”（Kuznets Curve），他在1913年至1948年美国数据的基础上，观察并总结了美国收入不平等随着经济增长出现的下降趋势，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总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从而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将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假说，在图形上表现为倒U型曲线。（Simon Kuznets,1955）经济学研究中有许多条倒U型曲线，但都比不上库兹涅兹所提出的这条绝非简单的倒U型曲线影响之大，原因就是这条曲线引发了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反思，即伴随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格局究竟会何去何从，经济增长是否能够自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当然，按照库兹涅兹的概括，收入分配差距虽然一开始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但是随着经济继续增长，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而且这种改善是自动的，即经济增长会自行解决收入分配中的差距过大问题。
“库兹涅兹曲线”及其结论性认识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讨论浪潮可谓一波接一波，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但主要线索有两条，其一就是沿着库兹涅兹的研究方向继续探讨和验证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条倒U型曲线，其二就是何时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样一条倒U型曲线上关键性的拐点。值得强调的是，首先，对于库兹涅兹曲线难以自动实现的论证已经得到较广泛的认同，这是建立在学界对此曲线进行研究的热烈回应和历史继续发展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随着1948年以后数据的获得和处理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不少学者都利用模型得出了与库兹涅兹曲线相悖的结论，因而库兹涅兹曲线也一度遭学界摒弃，认为其错误的结论使之丧失了被关注的意义。但其实库兹涅兹曲线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引发的关注与探讨是有重大意义的。在首先承认库兹涅兹曲线不会自动产生，即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改善不会随经济增长而自动发生的基础上，学界对库兹涅兹曲线如何实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库兹涅茨转折点相伴刘易斯转折点而生、政府缩小差距的意愿和政策力度至关重要、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全球化影响收入分配、单纯分蛋糕的民粹主义政策适得其反等四个方面，是颇具参考意义的“新库兹涅兹事实”（蔡昉，2015）。
对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一结论，学界已陆续有许多研究得证，其中包括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夏威尔·萨拉－伊－马丁《全球收入分配》（Sala-i-Martin Xavier, 2003）一文。从国际视角分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实践已经造成了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整体收入水平提高。首先，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实践导致的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详见下图1和下图2。其中，图1是世界范围内1970年的收入分配情况图，图2是世界范围内1998年的收入分配情况图，将两幅图进行仔细对比，不难发现，世界收入分布的曲线呈现出了整体的右移，而这两幅图的横轴所代表的都是收入水平，那么这种右移显然就意味着世界范围内人均GDP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两幅图的纵轴所代表的都是在相应人均GDP指标下的人口数量，那么不难看出处于峰值即最多人口所在的GDP区间也出现了显著右移，这同样意味着人均GDP出现了显著增长。鉴于此，国际视角下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整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第二个结果：贫困显著减少。如下图3所示，无论是以每天少于2美元为临界值标准（位于下图中上半部分的曲线），还是以每天少于1美元为临界值标准（位于下图中下半部分的曲线），都可以看到，自1970年以来，世界贫困率都呈现出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显著减少了。第三个结果：贫富差距显著扩大。从图1和图2不难看出，虽然世界范围内的人均GDP水平分布曲线呈现出了整体右移，而且世界范围内位于峰值的人均GDP数值也出现了显著右移，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分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图1所显示的1970年世界收入分配分布中，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线相对更加收敛，而发展至图2所显示的1998年世界收入分配分布中的时候，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线相对而言变得更加离散了，这显然意味着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的现象。
图1：1970年的世界收入分配分布图
资料来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 The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 Unpublished, Columbia University.
图2：1998
年的世界收入分配分布图资料来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 The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 Unpublished, Columbia University.
图3：世界贫困率趋势图（1970年—1998年）
资料来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 The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 Unpublished, Columbia University.
依此实证分析结果，可知：1.在所考察的时间段内，世界视野而言的多经济体实现了整体收入水平的上升与贫困率的降低，换言之，没有出现绝对贫困化而且可观察到总体而言的致富趋势；2.但与此同时，多经济体总体而言可观察到相对贫困化，即高、低两端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明显扩大。这项研究实际上否定了库兹涅兹的“倒U曲线”认识框架。考虑到以上这两项研究一是用美国数据，一是用多国数据，具有不可比性，又都只覆盖30年左右的较短时间段，故均不足以给出关于收入分配格局变动长期趋势的较有把握的论断。更长时间段的考察分析，便成为很有价值的延伸研究了。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缘自资本：《21世纪资本论》述评
经济学界于2014年出现了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关于收入分配的著作，即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2014），而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皮凯蒂将库兹涅兹当年所做的研究作了推展，进一步证实，虽然在1913年－1948年期间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确有显著下降，但是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后，这一程度开始趋于稳定，并没有继续下降，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程度重新开始扩大，以至于截至2000年，这一程度已重新回到1913年的水平。这一研究可以说是对库兹涅兹曲线最直接的颠覆。换言之，皮凯蒂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基于实证视角的库兹涅兹曲线在美国经济实践中从近百年的视野看其实并不存在，或者我们转而从规范视角去理解，即库兹涅兹倒U曲线不会自动地稳定形成，至少基于美国的实践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虽然在诸多媒体当中，颠覆库兹涅兹曲线这一点都被当作皮凯蒂这一著作的最大亮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一点还是应当排在“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认知的后面。因为在《21世纪资本论》之前，学界已陆续有许多相关研究进行了如上所述对库氏倒U曲线的颠覆性证明，而皮氏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正面解释关于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机制的重要新发现。
《21世纪资本论》的最大亮点，在于使用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这一指标来研究分析收入不平等问题。皮凯蒂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因素都囊括在一起进行反映，不尽科学，因为由于努力工作而导致的不平等是应当得到鼓励的，而由于继承财富以及财富的膨胀所带来的不平等扩大则是应当抑制的。基于此，与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简单关注流量有所不同，皮凯蒂基于资本（财富）这样一个存量概念，构造了资本／收入比这样一个融合了存量与流量的指标，这个指标的高低能够反映资本所带来的收入究竟是不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了少部分富人手中。按照皮凯蒂的分析逻辑，这一比例越高，就说明拥有相对更高储蓄率、更多投资机会和更高回报率的富人更多地拥有了该国资本带来的收入。经过对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翔实数据的分析，得到了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加剧的结论。具体而言，皮凯蒂计算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6-7，美国为4-5，也就是说，欧洲的资本总量相当于6-7年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而美国是4-5年；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资本／收入比降至2-3，美国也降至4以下；而后又开始一路飙升，截至2000年，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上升至5-6，皮凯蒂估计这一数值会在未来进一步上升至6.5。
《21世纪资本论》的另一亮点和认识贡献，就在于提出资本的收益率虽然在经济学理论上已有（常规投资）边际递减规律存在，但是在现实运行中由于条件总在变化，资本总是相对于劳动而言有更多的投资扩张机会，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都在为了吸引资本而相互竞争，能够得到资本支持的市场主体往往能够将技术再向前继续推进，所以在经济实践当中，资本收益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以这一认识再加上资本／收入比不断提高的事实，皮凯蒂得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将会越来越高的判断。自19世纪以来，尽管贫富差距有过不继续恶化的时期，也有过缩小差距而改善的时期，但总体来讲却是趋于恶化的，而且唯独可认定的改善时期出现在两次世纪大战爆发时期，并非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结果。鉴于此，皮凯蒂主张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来扭转21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
皮凯蒂的论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而引发的热烈讨论中，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保罗·克鲁格曼认为《21世纪资本论》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将是21世纪10年代最重要的一本书”，也认为富人的巨额财富在现阶段已经不能那样理所当然地获得，因为越来越多的富人财富来自于继承，而非创业和工作。罗伯特·索洛也认为皮凯蒂“总体来看是对的”，甚至认为其以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的“富者越富的动态学说”填补了经济学分析的重要空白。同时，皮凯蒂的论述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劳伦斯·萨默斯首先对皮凯蒂的论述条件提出了质疑，针对皮凯蒂所认为的资本收益率下降缓慢，萨默斯指出这一前提条件没有考虑资本贬值，认为如果将其考虑进去，资本收益率显然下降得更快，而针对资本收益全部用于再投资这一前提条件，萨默斯则以美国为例说明每增长1单位财富居民就会增加0.5单位的消费来进行了反驳。此外，对于不平等问题的日益加剧，萨默斯认为主要是技术创新和全球化所导致的，这种以天赋为条件的不平等是具有合理性的。其次，萨默斯还对皮凯蒂所提出的对资本征收累进税的政策建议提出了质疑，认为存在特殊资产定价难题、可能引发非理性消费等等。曼昆认为皮凯蒂所论述的收入最高的1%的人其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20%这一结论不科学，因为没有考虑个人税收支付和非现金收入，而如果将所有因素都综合考虑，那么收入末端20%的人其总收入上升了50%，而中间20%的人其总收入也上升了36%。阿西莫格鲁则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在长期看来与资本／收入比这个指标关系并不大，主要还是制度在起作用，而且仅用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状况作为研究指标存在偏颇。（大卫·哈维则认为虽然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但是皮凯蒂这本书与马克思关系不大，甚至认为这是一本以“资本论”为题目但却不是关于资本论述的专著。）（何帆，2015）中国学者在讨论中，李稻葵指出皮凯蒂的实证研究没有覆盖近几十年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如中国的情况（李稻葵，2014），考虑到中国等国减贫等方面的成效，皮氏的舆论恐需作出重大修正（当然，如考虑到近三十余年中国基尼系数的状态，李氏的观点又有可商榷之处）。秦晖在肯定皮凯蒂论述涉及的冷战时代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分配不均平的重新扩大（主要使用‘%-倍数’指标（即顶端的n%人群之总收入占比为底端的n%人群的若干倍）的同时，强调经济高增长时期“资本优势”会上升而相反时期则下降的原因，并非皮凯蒂所说r＞g（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规律），而是全球化时代资本、商品双向流动中“低人权优势”经济体与相反的高人权优势体间“畸形互动”：外向型发展中的全球市场均衡条件下使两类大相径庭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要素配置带来收入不均年度扩大的如此结果。（秦氏的分析确有其深刻之处，但其量化分析还需做更多的工作）。（秦晖，2017）
不论上述见仁见智的讨论如何发展与演化，皮凯蒂研究成果的贡献应得到充分肯定，其认识意义与价值至少包括：1.更长期视野的关于“倒U曲线”的研究可以引出十分重要的发现，显著地丰富相关认识。2.关于收入分配格局的认知十分需要把资本、财富的存量与收入流量结合作出动态的关联性考察研究，以揭示更为深层的收入变动机制问题。3.延伸的研究已推进到收入分配不均平之成因的区别对待式的分析认识与区别化对策的明显必要性问题。（贾康，2006）4.抑制收入分配结果不均平程度的制度与政策设计（涉及税制等）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推演到即使认可长期存在“倒U曲线”，在此曲线达到其“爬坡”的峰值之前，就应积极研讨抑止收入差距扩大的“全要素”（流量+存量）方案。
三、民粹主义福利赶超拖垮经济升级成长：关于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拉美民粹主义基础的福利赶超最为直接的触发原因是应对上世纪“三十年黄金增长期”带来的社会收入差距扩大。拉美国家经历过长期殖民地生活，加之种族十分多样化，始终对平等问题非常敏感，又叠加了遗留下来的制度因素，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举步维艰，创造就业和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更加困难（社会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与多语种、多信仰等人口结构问题有一定关联，多元民族间的差异性与歧视因素，容易催化收入差距矛盾）。外部发达国家的榜样效应本来是经济赶超的催化条件之一，落后经济体运用后发优势对发达经济体进行技术学习和制度仿效而实行赶超，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赶超阶段的合理路径。然而，拉美后来的赶超路径并没有沿着学习技术和依托长久有效制度体系继续推进经济赶超的方向来进行，而是扭曲地转向了忽略本土财政约束、机械照搬发达国家福利水平和福利体制的方向。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轮的“经济迅速增长—工资福利上涨—经济继续迅速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高位且逐步稳定后，才进入“工资福利上涨—建立福利保障体系”的转变，又经历一定时期的福利覆盖面扩大和福利水平提高，终于建成福利国家体制。拉美作为经济落后的经济体，在民粹主义情绪与政治家争取选票的契合之下，过早地照搬发达经济体历经多年发展才得以推行的体制，只能是力不从心、适得其反。（贾康、苏京春，2016a）
这种福利赶超的结果不是单一因素所导致的。拉美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之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渐尖锐，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在各个阶层都非常强烈，加之从较低的收入水平步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公民于是更加关注自身利益，尤其是自身福利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形成一种“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即所谓“民粹主义”倾向，加之从宏观经济尤其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力水平、国民收入等发展与积累的理性角度来考虑，公民上述对福利无限的渴望本不应盲目地、一味地去迎合，但是拉美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加上选举制度下为了迎合选民的意愿而推崇民粹主义政策的政治领袖当权，导致选民的这种非理性意愿不断地、简单地、不计后果地被政治领袖所迎合与满足。因而最终导致了拉美地区“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这种福利赶超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应当用于继续推动经济赶超的经济发展成果几乎都作为福利提前分配，而没有强大的力量再支撑经济的继续增长，加上当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错误导向，推拉美的宏观经济进入几近万劫不复的境地，在短短的时间中内耗掉了难能可贵的经济发展成果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蹶不振几十年，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恶性循环（贾康、苏京春，2016b）。
福利本来应是随中等收入经济发展、赶超的不断推进而逐步提高的，然而，拉美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把福利的增长最为重要的目的而忽视了福利增长的可持续机制，掏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持续改进民生福利的基础。拉美地区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相似性，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都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场体制机制等多重问题，因此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吸取其前车覆辄之教训（苏京春，2013）。
四、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实践：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作为一种划分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中等收入阶段显然所指是经历了经济增长时期且增长到一定水平的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阶段普遍存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因此研究这一阶段的收入分配于中等收入阶段是否能够顺利晋级为高收入阶段至关重要（贾康、苏京春，2016.6）。
第一，从国际视角分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实践已经造成了以下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整体收入水平提高。首先，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实践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如本文图1和图2所示。其中，图1是世界范围内1970年的收入分配情况图，图2是世界范围内1998年的收入分配情况图，将两幅图进行仔细对比，不难发现，世界收入分布的曲线呈现出了整体的右移，而这两幅图的横轴所代表的都是收入水平，那么这种右移显然就意味着世界范围内人均GDP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两幅图的纵轴所代表的都是在相应人均GDP指标下的人口数量，那么不难看出处于峰值即最多人口所在的GDP区间也出现了显著右移，这也同样意味着人均GDP出现了显著增长。鉴于此，国际视角下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整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
第二个结果：贫困显著减少。如本文图3所示，无论是以每天少于2美元为临界值标准（位于下图中上半部分的曲线），还是以每天少于1美元为临界值标准（位于下图中下半部分的曲线），都可以看到，自1970年以来，世界贫困率都呈现出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显著减少了。
第三个结果：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继续回看图1和上图2，不难看出，虽然世界范围内的人均GDP水平分布曲线呈现出了整体右移，而且世界范围内位于峰值的人均GDP数值也出现了显著右移，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分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图1所显示的1970年世界收入分配分布中，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线相对是更加收敛的，而发展至图2所显示的1998年世界收入分配分布中的时候，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线相对变得更加离散了，这显然意味着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的现象。
第二，从中国的收入分配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三个结果，除了符合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结果以外，还带有自己的特点。
图4：中国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1970年、1980年、1990年、1998年）
资料来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 The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 Unpublished, Columbia University.
第一个结果：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如下图4所示，中国的收入分配曲线在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呈现出整体不断右移的趋势，而且峰值也呈现不断右移的趋势，即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实现了整体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二个结果：贫富差距显著扩大。随着经济增长，中国整体收入水平在呈现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离散的特点。继续回看图4，从左至右的四条曲线分别代表了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的中国收入分配分布曲线，不难看出，1970年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最为收敛，随后的1980年收入分配分布曲线开始呈现出离散的特点，再后的1990年收入分配分布曲线离散的幅度更大，至1998年，收入分配曲线已经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离散特点，这个动态过程揭示的就是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不断拉开距离的过程，显示了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呈现的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的特点。
第三，一个重要结论：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更容易扩大。
首先，中国和巴西等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继续回看图4，不难发现，1990年和1998年两条曲线的离散程度更大，从数据上来看，我国恰是在经历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跨入的中等收入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呈现出大幅度的离散特点，这表现出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更容易扩大的特点。客观而论，这种发展结果总体特征上尚符合我们在经济赶超战略下的相关预期，即符合邓小平所说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现阶段相关问题的重中之重就落在了怎样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点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世界范围内典型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巴西也呈现出这种特点，收入分配分布曲线大幅度离散，如下图5所示，显示了中等收入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现实。
图5:巴西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1970年、1980年、1990年、1998年）
资料来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 The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 Unpublished, Columbia University.
其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随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分布变化不显著。分析过与中国同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巴西，本报告认为还十分有必要看看同时期美国的收入分配曲线，如下图6所示，随着经济增长，美国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呈现出非常规则性的右移，美国作为一个一直处于世界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其收入分配分布曲线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整体右移、峰值也右移、峰值不断飙高的三个特点，然而曲线自身的形状并没有太大变化，没有出现显著的离散，这表明其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分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图6:美国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1970年、1980年、1990年、1998年）
资料来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 The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 Unpublished, Columbia University.
再次，日本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呈现出贫富差距缩小的特点。若再看一下同时期的日本，那么更加能证明本报告提出的这个重要结论。如下图7所示，日本经过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在图7中表现为收入分配曲线的整体右移、峰值水平也显著右移），而且处于相对更高收入水平的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在图7中表现为收入分配曲线的峰值水平所对应的纵轴数值不断攀升）。此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显著趋势，那就是日本1998年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显然比1970年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要更加收敛，这表明日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步入高收入阶段之后，其收入分配方面呈现出贫富差距缩小而中产阶级壮大的特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关键所在。
图7:日本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1970年、1980年、1990年、1998年）
资料来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 The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 Unpublished, Columbia University.
五、中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抉择：重要结论及启示
以上国际视角的概略考察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可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的抉择提供重要启示：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不平等）的“两极分化”问题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库兹涅茨曲线不会自动实现；需要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合理干预而谋求矛盾的缓解和最终得以解决，这必须作为相关制度机制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可能随着资本（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继续扩大，并且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而呈现新的“加码”特点。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收入流量指标所产生的差距可能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突出，而由于资本（财富）存量指标所产生的差距可能会更加突显，加之中国现在正逐步成为全球化的核心之一，并且日益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引领者之一，由于资本（财富）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更加明显，并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正如萨默斯所说的那样，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带有资本结合天赋、资本结合创业、资本结合技术、资本结合机遇等多重特点，绝非像单纯继承大笔财产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那样容易得到明确的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或是消极影响的判断。如何优化直接税的再分配调节，应是这一领域无可回避的制度建设重点和历史性的考验事项。
第三，已有学术研究论证表明，财政进行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存在“三元悖论”（贾康、苏京春，2013），即指任一特定时期，人们在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和控制政府债务及赤字水平这三个通常看来都“很有道理”的目标之中，至多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个，而不能同时实现，且未能达成的目标会同时制约其他两个目标实现时的水平。这一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印证了拉美地区因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导致的消极发展结果。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决不能通过简单的福利赶超即盲目提高全民福利来解决，短期行为式地内耗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将因吊高民众胃口又不可持续、激发矛盾而导致经济失去发展后劲，不仅福利将从云端跌落尘埃，而且整个发展势头也随之丧失，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统计现象层面归结起来1950年以来，全球100多个达到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中，仅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先经历了“黄金发展期”而后又遭遇“矛盾凸显期”，多种矛盾压力之下，必须正确面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日益带有风险、隐患特征的问题，一方面须避免社会贫富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失稳动荡，另一方面须避免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即以牺牲经济赶超来饮鸩止渴或短期地平息社会矛盾而后却导致整个发展难以为继，在力求完成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完成制度突破性进展，从而实现从计划经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达成弥合“二元经济”的平稳过渡，有足够的支撑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概率看，2025年前后为考验期），步入世界发达经济体之林。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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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苏京春，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及其缓解路径分析，《财政研究》，2012年第10期。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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