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草书的引领者，独树一帜的书法大师
明代早期，台阁体书法盛行朝野，书法风格多为雍容华丽的一面，同时也使得明代书坛抹上了一层浓重的应制色彩。张弼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为摆脱了“台阁体”书法的束缚，开始寻找书法艺术的本质规律，显露出了追求真性情的审美趋向。
明朝初期的百余年间，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明王朝在政治上极力强化君主专制，加强封建专制集权，加强思想文化的控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制度，从形式和内容上限制文人自由思想和创造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以点缀升平和阿谈逢迎为内容的“台阁体”文学，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书法方面，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宋人崇尚意趣的书风遭到了扼制，赵孟頫的复古主义书风得到了发展，使得明代书坛依旧处在元人书风的笼罩之下，帖学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洪武七年(1374)明代始设中书舍人一职，这一职位的设立，更是促成了“台阁体”书法的形成，导致明初书法的发展朝着平和、稳重、少艺术、多工整的一路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明代书法缺乏振作与冲突的能力。张弼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为摆脱了“台阁体”书法的束缚，开始寻找书法艺术的本质规律，显露出了追求真性情的审美趋向。
张弼( 1425-1487)，字汝弼，号东海，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成化二年 (1466)进士，授兵部主事，晋员外郎，官至南安知府，故人称“张南安’夕0《明史·文苑》称其:“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张弼在他所处的时代，书名显赫，受其书风影响的人也非常之多，如:张骏、萧显等人。但是，后人对于张弼草书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如陈献章云:“好到极处，俗到极处”。项穆甚至将其书法当作是丑怪恶札之作。为何张弼草书会有反差如此之大的评价呢?如何正确的给张弼草书予以定位?这就需要我们对其传世的作品进行系统的解读，与其他书家进行对比分析，放在历史的背景中予以考察，正确的理解和分析张弼草书。
观张弼现存草书作品，其用笔以圆笔为主，方笔为辅，在转折的关键处，偶尔使用方笔，以提高作品的刚劲雄强之气，这或许与他曾对唐、宋，明初书家的借鉴与学习有关。张弼的大幅草书跌宕起伏，神采外露，“下笔若不经意，然气机流动，神思英发。”显然，张弼草书以露锋居多，这或许与他提倡书写草书要以抒发性情为主有关。但是露锋起笔过多会导致作品过于浮滑、轻飘，张弼在书写草书时，应增加藏锋起笔的份量，以使作品更加厚重，不至过于轻飘。
虽然张弼草书晚年师法“张旭”、“怀素”，二者草书酣畅淋漓，落笔如飞，顷刻间笔走龙蛇，满纸烟云，但静而观之，无一失笔。怀素《自叙帖》中更是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奔蛇尬虫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描写以“速”取势的诗句。张弼自然而然的受到了他们二者的影响，书写速度也是以疾如闪电，迅如奔雷，以“速”取势。虞世南《笔髓论》中云:“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正如虞世南所云，张弼在学到“速”的同时，笔力的丢失却是张弼草书的一大弊端。张弼只学到了旭、素那豪情万丈的草书性情，却丢失了二者“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既有韧性又有力度的线条，导致用笔纤弱无力，这是张弼草书用笔的不足之处。
张弼所处时代的书风依旧是在“台阁体”书风的影响下，大多数书家的书风受到“台阁体”的限制，走向温润典雅，平和少艺术性的一路，无法展现自己书风的个性美。而张弼却不同，其没有被“台阁体”所限制，走向平和工整一路的方向，而是任情态性，创造出了属于自己风格的癫狂大草，以至后人评价:“世以为张颠复出也。”
张弼是“真正懂得书法的抒情胜的。他在狂草书中杂以秀劲的今草，古朴的章草，显得狂益狂，秀益秀，两相衬托，趣味无穷。他能把张旭、怀素的传统接过来并加以发展，写得‘疾如风雨，矫如龙蛇’可与宋仲温相伯仲。”张弼不被时代书风所影响，而创造出属于自己风格的草书，这对于我们当今的书法创作也是很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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