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我國原子彈研究元勳朱光亞哭成了淚人。
他看著一朵蘑菇雲從大西北的戈壁上升起來，再也剋制不住自己的眼淚。
這是他這輩子唯一一次醉酒。
許多仍活在《人民日報》裡的群眾，都只會記住我們不怕千難萬險攻克難關製造出原子彈，卻不會去留意這朵蘑菇雲的騰空而起對一些人意味著什麼。說真的，中國研製原子彈實在是太艱難了。
三流國家要造原子彈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面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採訪時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
但美國真要用原子彈轟炸你，你怕不怕？1950年12月，美聯社播出一條重要新聞，“杜魯門總統於11月30日表示，美國正積極考慮使用原子彈來對付中國共產黨人”。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不斷揮動核大棒恐嚇中國，讓毛澤東意識到，要反對核武器，就得自己先擁有核武器。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發展原子能事業被確定為我國重大戰略決策，這是我國原子能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
可是，決定要做原子彈和真的做原子彈又不是一回事。當時的中國建國沒幾年，外有西方國家進行的封鎖，內部百廢待興，從國際地位上或許還能爭一爭二流，在綜合國力上卻是毋庸置疑的三流弱國。
而原子彈卻是當時一流強國壟斷的“高端技術”。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四大國共同築牢的技術壁壘下，小國想要獨立發展原子彈，打破大國的封鎖，簡直是天方夜譚。
高新技術哪是喊幾句口號就能跨越式發展的。一個中興事件就讓整個中國不淡定了，芯片技術仍然掌握在美國人手裡，老虎一發威，你就只能認慫。70年前製造原子彈更是如此。
當時，所有的科學家都認為單單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沒有辦法造出原子彈。這不是人家對我們懷抱偏見，按照規律來講就是如此。
還好我們跟蘇聯老大哥關係緊密，要掌握原子彈製造的核心科技，我們還得找關係、抱大腿，讓蘇聯老大哥幫助我們造原子彈。蘇聯的態度十分尷尬。1954年10月，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來到北京，毛主席問他，能否在核武器方面給予中國援助。赫魯曉夫一臉震驚，他認為，光是發展核武器需要的電力，中國都不具備。
蘇聯不答應，中國造原子彈的事情就沒進行。製造原子彈必需的材料、設備、儀器、技術工藝等，我們都得找蘇聯老大哥要。
經過兩國之間的反覆磋商，1957年10月中蘇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正式把蘇聯援助中國研製原子彈項目的寫入協定。幾個月後，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裡，由蘇聯援建的重水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所以中國實質意義上的原子彈研製應當從1957年，蘇聯決定在原子彈和導彈研製方面援助中國時開始。
原子彈這麼核心的技術，你以為蘇聯真的會心甘情願、主動交給你？兄弟感情是兄弟感情，國家利益是國家利益，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蘇聯方面在傳授原子彈製造理論方面，能藏就藏，能推就推，防中國人如防小偷。
1958年7月，在中方的反覆要求下，蘇聯終於派來了幾個原子能方面的理論專家，就原子彈製造的一般原理給中方做報告，時間只有1天。製造原子彈的原理極其複雜，三個人怎麼可能一天內講完。更何況這個會議級別很高，中方僅允許幾個人參加，只有錢三強是懂得技術的官員。
蘇聯專家故意噼裡啪啦講的很快，這邊在黑板寫，那邊擦掉。翻譯根本來不及翻譯，錢三強也自己掏出小本本拼命抄筆記。蘇聯專家一個勁地提醒：不要記，不要記！等原子彈教學模型來了，自然會有專家來指導你們。
好不容易抄了一部分筆記出來，拿回去一對，發現都是美國公佈出來的基本道理，這都沒幹貨！
就在中國的原子彈製造一瘸一拐步入正軌之時，中蘇關係惡化，中蘇短暫的蜜月期結束了。蘇聯決定停止向中國提供相關技術、設備、模型、圖紙，來支援的蘇聯專家也被撤回國，到1960年8月，來自蘇聯方面的對原子彈研製的援助完全停止。
596工程：軍方的強勢支持
箭在弦上，中國的科學家只能硬著頭皮自己上了。蘇聯通知中國將會停止援助的信函是在1959年6月發過來的，所以中國首枚原子彈研製工程就乾脆被命名為“596工程”。
▲ 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
中國自力更生研製原子彈的時期剛好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在1961年，因為之前的“大躍進”，全國經濟困難，吃飽飯都很困難，這個時候就有人提議要不原子彈先不搞了。先下馬，等國家緩過來再繼續，這一觀點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
不過主張上馬的人不這麼看，這些人主要是以陳毅、聶榮臻、葉劍英、賀龍等為代表的軍方高層。他們認為要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原子彈研究不能暫停，要是現在停下來，就等於荒廢之前的基礎，等再上馬的時候就得從頭再來了。
陳毅元帥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中國人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劉少奇這時建議要先把原子能工業的情況摸清楚再決定下一步，陳毅就找到他的老下屬張愛萍交代調查任務。張愛萍當時主要管的是核基地建設，原子彈的事情不懂，所以一開始有點不願意。陳毅倒是很直接：“不懂你不會學啊，誰一生下來就會？”
▲ “兩彈”元勳鄧稼先
張愛萍就這樣接受了調查任務，他找到了幾位工業部門的領導和核物理的專家組成了調查班子，朱光亞也是其中一員。
他們的調查報告得出結論，中國的原子能工業建設關鍵不在於投入，而在於組織協同；不在於投入的多少，而在於如何挖掘各部門的潛力；不在於爭論上馬下馬的利弊，而在於如何行動 ，並指出，如由中央和國務院出面，統一協調各方力量，進行全國性的大合作，那麼在1964年進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報告還把搞原子彈需要的錢算出來了，這項工程共需人民幣787萬元，摺合為110萬盧布，120萬美金。
這份句句是重點的報告為之後原子能工業的高效發展定下了一個基調。
1962年，在報告遞上去差不多一年之後，備受煎熬的張愛萍終於等來了消息。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中央要有專門的機構來抓國防工業，1962年11月3日，“專門委員會”成立，領導原子能研發。中國的政治領導層全方位地為原子彈研製工程保駕護航。
中國原子彈之父並不是某一位科學家，而是這支優秀隊伍中的所有科學家。
左上：王淦昌；左下：周光召；右上：彭恆武；右下：朱光亞
那聲巨響
搞原子彈沒有核原料不行。為了早日取得粗鈾原料，國家一邊加快建設大廠，一邊組織進行土法煉鈾。
從1959年開始，雲南臨滄地區，當地群眾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用石臼子破碎、籮筐篩選、豆腐包過濾、鐵鍋烘乾等辦法，在大廠未建成之前就得到了150噸粗鈾原料。
這些原料再經過進一步加工，完全滿足了我國頭兩顆原子彈所需要的核裝料，從而為整個工程爭取了一年的寶貴時間。終於於1964年，一顆完整的原子彈在工廠被組裝起來了，並於8月份運到了試驗場。
1964年9月，中央開始考慮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時機。9月25日，張愛萍、劉西堯向上面彙報了第一顆原子彈實驗準備工作進展，9月27日，他們返回基地，向同事們傳達了中央專委第九次會議精神，並在他的帳篷門上寫了個巨大的“響”字。
10月9日，原子彈試驗委員會根據試驗場區的天氣預報，建議將試驗時間定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間。10月10日，張愛萍簽署了一份試驗準備工作情況及試驗時間建議的報告，交給李旭閣，由他飛到北京交給周總理。
▲ 張愛萍在向中央報告原子彈試驗結果
6天后，那朵承載了多少人心血和汗水的蘑菇雲在大漠裡升起。
解放軍畫報攝影記者孟昭瑞用林哈夫相機拍下的原子彈爆炸成功
參考文獻：孟昭瑞：《中國原子彈上馬的曲折經歷》，《今日科苑》，2009年第1期。
餘建斌：《兩彈元勳朱光亞：中國原子彈爆炸當天走錯了路》，《今日科苑》，2011年第12期。
聶文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歷程與重大意義研究綜述》，《西北工業大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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