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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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讀書會
日日與曾文正公坐對，看千古第一萬人是怎樣練成的
本文摘自《民國三大校長》 嶽麓書社出版 第1版 (2015年6月1日)
作者｜蔡元培
一、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
我六歲（以陰曆計，若按新法只四歲餘）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本來初上學的學生，有讀《三字經》的，也有讀《千家詩》或先讀《詩經》的，然而我沒有讀這些。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後，就讀四書。四書讀畢，讀五經。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了，先生才講一點。然而，背誦是必要的，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多了，居然背得出來。
讀書以外，還有識字、習字、對句的三法，是我瞭解文義的開始。識字是用方塊字教的，每一個字，不但要念出讀法，也要說出意義。這種方法，現在兒童教育上還是採用的，但加上圖畫，這是比從前進步了。習字是先摹後臨，摹是先描紅字，後用影格；臨則先在範本的空格上照寫，後來將帖子放在面前，在別的空白紙上照寫。初學時，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寫，熟練了，才自由揮寫。對句是造句的法子，從一個字起，到四個字止，因為五字以上便是作詩，可聽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範句了。對句之法，不但名詞、動詞、靜詞要針鋒相對，而且名詞中動、植、礦與器物、宮室等，靜詞中顏色、性質與數目等，都要各從其類。例如先生出了白馬，學生對以黃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黃金、狡狐等作對，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學生對以望遠海、鑑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綠野、放四海等作對，用顏色、數目來對性質，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類推。還有一點，對句時兼練習四聲的分別。例如平聲字與平聲字對，側聲字與側聲字對，雖並非絕對不許，但總以平側相對為正軌。又練習的時候，不但令學生知道平側，而且在側聲中上、去、入的分別，也在對句時隨時提醒了。
我的對句有點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託始於宋人的經義，本是散文的體裁，後來漸漸參用排律詩與律賦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體，通常雖稱八股，到我學八股的時候，已經以六股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領題，引用題目的上文，是“開篇”的意義，六股以後又有結論，可以見自領題到結論，確是整篇。然而，領題以前有起講（或稱小講）十餘句，百餘字；起講以前有承題，約四五句，二十餘字；承題以前有破題，僅二句，十餘字。這豈不是重複而又重複嗎？我從前很不明白，現在才知道，這原是一種練習的方法。先將題目的一句演為兩句（也有將題目的若干句縮成兩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為）；進一步，演為四句；再進一步，演為十餘句；最後乃演為全篇。照本意講，有了承題，就不必再有破題；有了起講，就不必再有破題與承題；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與起講。不知道何時的八股先生，竟頭上安頭，把這種練習的手續都放在上面，這實是八股文時代一種笑柄：我所以不避煩瑣，寫出，告知未曾作過八股文的朋友。
我從十七歲起，就自由地讀考據、詞章等書籍，不再練習八股文了。
二、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一九一二年起的。一九一二年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括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一九〇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這是我為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一九一二年，我掌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第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第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第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是時想不到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第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製，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被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鬍次珊君代理。一九一六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翻一翻。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到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的（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文學革命的鼓吹，我們認識了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及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託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理。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員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因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受了教會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則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常為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剋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礦、冶金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併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以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生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絕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的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宣佈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函後，林君覆函，列舉彼對北大懷疑諸點。我復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
林君來函：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
與公別十餘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問，至以為歉。屬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為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謹撰跋尾歸之。
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眾；而夏峰、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尚望我公為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雖然，尤有望於公者：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繫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闒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為不經之談；則毒粥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之談，用以譁眾。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麇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間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變，勇士也！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衷其是。蓋今公為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於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末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尚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為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雲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 ，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便之方。孔子為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為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陣，孔子行；陳恆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於威廉；以柏靈 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為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為懨懨為荷蘭之寓公。若雲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節，又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託顏回、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在陳以接人處眾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為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勃為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為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編》，《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
若化古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即算為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為白話耶？果以籀篆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試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為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為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為客，以白話為主不可也。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為自感情慾，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為擬於不倫，斥袁枚為狂謬，不圖竟有用為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勝辯，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為聖王，卓文君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餘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為忠臣。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為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
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唯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為南北美之爭。我公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集，甚為我公惜之。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覆，唯靜盼好音，為國民端其趨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林紓頓首。
我的覆函：
琴南先生左右：
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時，曾抄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諑紛集為北京大學惜，甚感。唯謠諑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為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諑，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諑為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鏟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為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鏟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鏟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唯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為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
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今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唯《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為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陣，孔子行；陳恆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制度為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為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者耶？
次察“鏟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尚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為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為增進知識之需。寧有鏟之之理歟？
若大學教員，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鏟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為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為自感情慾，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拾其唾餘者。所謂“武曌為聖王，卓文君為名媛”，何為曾述斯語，以號於眾，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為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科，所據為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於《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為白話體者，唯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為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註》《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為類似集註、類似註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系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疑識之文，或編為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小仲馬、迭更司、哈德 等之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盡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於《續水滸》《紅樓復夢》等書以外，為科學、哲學之講演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從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瞭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下：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 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通姦、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此復，並候著祺。
蔡元培啟
八年三月十八日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一九一八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之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宣傳，政府將命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見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籤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大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上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絕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餘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委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科研究所，只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困難一點。自一九二〇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一九二〇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法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實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訂了一個計劃，分徵集纂輯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並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徵集編纂等務。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之一案，別行組織，於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幅無多，視同廢紙。只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身保存，沒有散失。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髮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恆，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一九二〇年冬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時校長的任務由總務長蔣君代理。回國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一九二二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彭君此舉，在公議上，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月，賄選總統的佈置漸漸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一九二三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一九二六年，始回國，那時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一九二七年，國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惶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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