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最近崔永元和馮小剛的戰火又起，我想我不會回過頭在手機上看電影《手機》的，這倒讓我想起我和手機的點滴往事。
《手機》首映在2003年年底，那時候我已畢業兩年，仍舊在一個離縣城百公里外的小鄉鎮上的學校裡待著，看電影想都別想。那裡地廣人稀，四圍的山巒，像一口鍋把人盛在鍋底，我一點都看不到更遠的遠處是什麼。我沒有想到，自己上學這麼多年，從生養我的鄉村到讓我歡喜的城市又回到了一個更加偏遠的鄉村，回到一個交通不發達信息閉塞的地方。
學校有一部公用插卡電話，在校長室裡，校長給我們每人辦了一張卡，自己掏錢，校長幫我們把錢充到卡里。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的校長就像小商店的老闆，校長辦公室就像公用電話亭。不同的是，城市裡的公用電話亭是用玻璃或板子隔開的，你儘可以放心地說悄悄話。學校裡的公用電話亭就不一樣了，你的一言一語都在大眾的視聽範圍之內。所以，我手裡的電話卡，只有在我喝醉酒的時候才用。後來買了一個傳呼機，也沒有怎麼用，總覺得去校長室打電話不方便。
那時候，用手機的人已經多起來了。校長就有一部手機，是諾基亞牌子的。校長在喝醉酒的時候，喜歡摔手機。多虧諾基亞的手機皮實，摔過之後，只要是完整的，還能用。辦公室的一位女同事也有了一部二手手機，磚頭塊大的，說是男朋友送的。手機有了，但信號不好，當時只有移動信號，得找。女同事拿著手機，踩著碎步，左移右繞，一直找到了學校南邊的廁所裡，才算找到了信號。手機有了，信號有了，電話費卻也是必須考慮的。學校位於寧夏和甘肅的交界處，兩省的移動信號常會爭搶客源，有時候接收的是寧夏這邊的信號，有時候接收的是甘肅那邊的信號。通話費加漫遊費，一分鐘快兩塊錢了，而且接打都要收費。所以，大多數時候，手機是用來發短信的，或者是掛在腰上有表達身份的意味，就像人們穿名牌開名車一樣，具有某種象徵意義。
我決定也要給自己買一部手機。我忘了是在畢業後的第幾年擁有了第一部手機，大概是在畢業後的第三年或是第四年吧。是一部小巧的中興牌的翻蓋手機，來電鈴聲是單絃的，將近一千四百塊錢，而我那時的工資是每月六百過一點。
有了手機的日子，的確和以前不一樣了。因為信號和話費的緣故，雖然不怎麼打電話，但內心裡是滿足的，彷彿自己一下子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而後的幾年中，手機的普及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單和絃的手機沒有幾個月就下市了，和絃手機和音樂手機相繼出現，接著就是職能手機，的的確確把人們帶入了新時代。
電影《手機》裡的情節，不管怎麼樣，是離我很遙遠的不真實的事，最多是在小說中讀到。正如電影中的費墨說的，還是農業社會好啊，那時候，交通啊，通訊啊，都不發達，你要進京趕考二十年後回來，說啥都成立。其實，我想說的是，怎麼樣生活，與時代有關，更與我們的內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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