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蒋介石的合影
* 1934年3月16日，季羡林日记记：“晚上同（李）长之访叶公超，谈了半天。他说我送给他的那篇东西他一个字也没看，这使我很难过。”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我已经决定：叶某真太不通，我以后不理他了，真真岂有此理，简直出人意料之外。”又记：“晚上同长之访老叶，（他）明明在家里，却说出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真真岂有此理。”
* 1929年春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在孔德学校碰见老熟人钱玄同。钱见鲁迅的名片上仍印着“周树人”，便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因钱曾以“疑古玄同”为笔名，故鲁迅答：“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说过这句话后，鲁迅便不再搭理钱玄同。鲁迅在《两地书》中对此的叙述是：“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 蒋介石召集庐山会议时，胡愈之曾写诗讥讽与会者胡适：“溽暑庐山盛会开，若干名士溯江来。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答云：“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蝉儿不叫夏。哪个蛤蟆不夜鸣，哪个先生不说话。”
* 陈独秀出狱后，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和陈见了一面，据担任记录的谢伯元回忆，整个见面过程不到三分钟。何问：“陈先生，你身体好吗？”陈答：“好。”何又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陈答：“没有。谢谢你！”何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随即送客。
* 1948年“国大”开幕后，何应钦以背部生疮为借口，称病不出席，蒋介石甚为不满。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蒋突然驱车至何家，何措手不及，慌忙跑上楼躺在床上。蒋直趋卧室，扬言来看何的病，实则怒目相向，一再盘问病情。何应钦答以背上长了大疮，痛不能坐，故连日未能出席“国大”会议。蒋硬是强迫何应钦脱掉衣服检视，确见背疮红肿，才悻悻而去。
* 1946年秋天，汤恩伯招集数人在上海西浦石路1221号家中开会，商量鼎泰公司的经营事宜。汤认为公司董事长陈铭勋倚老卖老，不听话，要他交出公司的一切职权。陈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上海鼎泰公司有今天的规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也别想让我离开！”汤站起来说：“你非离开不可！”陈用手杖指着汤的脸说：“谁敢叫我离开？”汤急了眼，一拳打过去。陈也不甘示弱，抬手抽了汤一个耳光，两人遂扭打在一起。汤妻王竞白见状跑到楼上，其他人连忙劝架，但怎么也拉不开。汤大声叫王副官来帮忙，王不敢上前。直到二人打得精疲力竭才罢手。
* 张发奎曾拥汪反蒋，自视为汪派要角。一日，他去汪家，门房见是常客，马上进去通报，张也跟着往里走。汪精卫正和秘书曾钟鸣谈事，门房报告后，汪连说：“又来了，讨厌！讨厌！”此时张已走到门口，这话听得清清楚楚。张回去后狠狠地说：“汪精卫的虚伪面目，今天算是被我戳穿了。”
1920年，胡适与高一涵、马君武、蔡元培、丁轂音合影
* 徐悲鸿与刘海粟年纪相仿，但徐曾在刘所办的美专短暂就读。徐悲鸿成名后，不愿被人说成出自刘门，刘海粟偏偏常以此自诩。两人后来交恶，互相诋毁。刘海粟说：“有人才有名誉，便欺蔑其启蒙老师，则其人无论其才之美如何，先无人格，余可无论。”徐悲鸿说：“有人不过江湖骗子，住两天巴黎，留一头长发，挂块招牌，自诩大师，言其实，则吾令驴尾溅油彩于画布上乱画，成画殆相伯仲也。”
* 20世纪30年代初，傅雷从法国留学回来，曾在刘海粟当校长的上海美专任教，两年后辞职。傅雷的辞职，一半是出于对刘海粟的不满，他后来回忆：“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1936年，傅雷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 罗皑岚问朱湘：“你与新月社交往多，为什么不去北大教书？”朱湘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
* 吴宓为《大公报》编文学副刊时，请浦江清等帮忙，一次两人因署名事发生争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吴宓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宓陈办事之困难，浦君感情郁激，至于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做事之困难不能告人。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之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
浦江清说：“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
* “五四”前后，胡适与章士钊曾是新旧文化之争的论敌，在各自的阵地（报刊）上互骂。1925年，有人请客，两人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撷英番菜馆相遇，章便邀胡合影，两人各持一张照片。章在照片上题白话诗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口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也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章：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两边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请客，章士钊、胡适、陈独秀均在座。胡当面对章说，你的文章不值一驳，章听后并不生气。
* 古文家刘师培与今文家崔适是学术上的论敌。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校内的住所门对门，朝夕相见，每逢遇见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讲台上，即是另一个样子，相互间极尽攻击之辞，毫不留情。
* 20世纪30年代初，陈西滢说：“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鲁迅曾当着叶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后来叶将鲁迅的话转告郭沫若，郭沫若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鲁迅逝世后，徐懋庸送去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 梁实秋说：“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战前夕，一次梁实秋和罗隆基去清华访潘光旦，顺便到隔壁的闻一多家坐坐。闻一多对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日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荣，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 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到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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