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們幾乎已經忘卻了，但是在上世紀70年代，增強輻射彈可是一個被‘炒得很熱’的國際議題。”
據稱是美國進行中子彈爆炸測試時的場景
背景概述
1977年6月6日，美國中子彈的爆炸成功（這次試爆充滿了爭議）突然進入了公眾的視野。與此同時，《華盛頓郵報》上刊登出了“中子殺傷彈頭隱藏在ERDA的預算中”這樣的文章標題——這裡的“ERDA”是“美國能源研究開發署”（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的縮寫，是美國負責核武器研發的政府機構。
《華盛頓郵報》上的這篇頭版文章——也是記者沃爾特•平卡斯（Walter Pincus）諸多作品中的第一篇——中寫道：“美國即將開始生產其首款專門被設計用來通過釋放中子的方法而殺死敵人的戰場核武器，而非通過高溫和衝擊波來破壞軍事設施。”其他媒體也紛紛跟進報道。《紐約時報》報道說：“核武器的使用者們已經展現了一種新理念：中子彈可以在保存建築物、坦克和大炮的同時殺死人。”
圍繞著中子彈而引發的喧囂在今天已經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了，但是在1977年到1978年間（在1981年又出現過一次），有關中子彈的新聞幾乎不斷出現，這是一個引起美國、歐洲和蘇聯高層領導人激烈爭議的國際問題。
經過將近一年的躊躇和猶豫，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最終於1978年4月決定推遲中子彈的生產，儘管他並沒有徹底取消這個計劃。羅納德•里根總統在1981年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並最終選擇生產中子武器——但卻把它們存放在倉庫中。
“中子彈”實際上是“增強輻射武器”（enhanced radiation weapon，ERW）的通俗說法，是一種可以安裝在美國陸軍的近程火箭和炮彈上的小型氫彈頭。其目的是取代已經部署在歐洲地區的戰術核武器——這些核武器的戰鬥部是原子彈，而不是基於氫元素的爆炸裝置。
冷戰期間東德和西德的態勢簡圖。富爾達這座城市靠近東德和西德的分界線，並由此將該地區的一處山谷命名為“富爾達缺口”（Fulda Gap）。倘若蘇聯和華約組織與北約組織爆發了戰爭的話，那麼該地區是最有可能遭受蘇東方面的軍隊進攻的地點。蘇軍部隊將會試圖用其坦克兵力在該地區達成突破，並由此獲得一條用於進攻的便捷的地理通路，然後直取法蘭克福（Frankfurt）。如果戰爭爆發，規模最大的坦克會戰之一就有可能發生在該地區
由於蘇聯和華約組織在裝甲部隊方面擁有數量上的優勢，因此西方盟軍的指揮官是有可能會動用戰術核武器（如中子彈）來遲滯或阻擋蘇東軍隊的推進的。使用像中子彈一類的增強輻射武器可以把由衝擊波和熱效應導致的嚴重破壞限制在很小的一片區域內，但其產生的致命輻射可以穿透敵人的裝甲。相比之下，如果使用普通核武器產生同樣大小的輻射殺傷的話，那麼其衝擊波和高溫毀壞的區域要大得多
許多評論家分享了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這位科幻小說作家兼評論員的判斷，即認為中子彈“似乎是那些非常關心建築和裝備卻又視人命為草芥的人所希望擁有的”。
實際上，研發中子彈的目的跟保留武器裝備無關。中子彈並不會讓武器裝備完好無損地留下；它只不過是通過限制附帶傷害而儘量減少毀傷的武器裝備和建築物的數量而已。研發中子彈的真正目標是恢復北約方面決心動用“戰術核武器”（他們當時的確是這樣稱呼這類核武器的）的可信度——當時這種可信度正在不斷下降——並將其作為對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的坦克部隊攻擊進行威懾的手段。
在富爾達（Fulda）地區引爆核彈後造成的殺傷範圍示意圖：其中紅色圓表示一枚1000噸當量的中子彈爆炸後對該地區造成嚴重破壞的範圍非常有限（半徑為300到700碼，約274米到640米）；深棕色圓表示一枚1.3萬噸當量的原子武器爆炸後產生的致死性輻射的殺傷範圍（半徑約1英里，即1.6千米），而如果用中子彈實現同樣的致死性輻射殺傷範圍的話，只需要一枚1000噸當量的中子彈就夠了；淺棕色圓表示的是一枚1.3萬噸當量的原子武器爆炸後衝擊波和高溫摧毀或嚴重破壞的區域範圍，半徑接近7英里（約11.2千米）
不過，當那些評論家們指責說中子彈通過“削弱了‘不願意使用核武器’這一想法”而降低了核門檻時，他們確實算是說對了。歷史學家謝里•沃瑟曼（Sherri L. Wasserman）質疑說：“通過讓北約有更大的潛力去打一場有限的核戰爭，會讓戰術核武器提高其威懾力嗎？還是說中子彈會增加北約真正開打核戰爭的可能性？”
《華盛頓郵報》上那篇由沃爾特•平卡斯撰寫的文章產生了強有力的回應，但是，正如沃瑟曼所指出的那樣，“對國會或美國公眾而言，（平卡斯的文章）對中子彈沒有透露任何有意隱瞞或者是特別新的東西。”
1959年7月的一篇文章頗為詳細地描述了“有限當量”（Limited-yield）的核武器，這些核武器主要是通過輻射獲得其主要殺傷效應的，而不是衝擊波和高溫。“中子彈”（neutron bomb）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1959年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上，它被稱為“死亡射線”，可以“用有毒的輻射流殺死人類，同時保持機器和建築物完好無損”。在1960年至1963年，美國國會針對中子彈展開過公開的辯論。
1976年11月，傑拉爾德•福特總統在由能源研究開發署提出的一份要求書上籤了字，意在為研究和開發中子彈提供資助。1977年初，國會聽取了公開的證詞，但這一點很少為人們所注意到。
技術官僚們把中子彈視為對戰術核武器的直接更新升級。卡特執政時期的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可能是正確的，他說：“如果沒有平卡斯的那篇文章（關於中子彈頭的），那麼中子彈早就會被部署了，而且也不會有人注意到。”
戰場（戰術）核武器
1950年11月，杜魯門總統宣佈“在朝鮮半島使用原子彈”一事正在“積極考慮之中”。1953年的美國國家戰略中稱：“如果發生敵對行動，那麼美國將考慮像使用其他彈藥一樣來使用核武器。”
很快，常規武器和核武器之間的“防火牆”就被豎立了起來。氫彈和隨之而來的放射性塵埃使遭受核武器威脅的範圍被大大地擴大了。而洲際導彈的出現則進一步增加了危險的直接性，並減少了防禦一方在對抗攻擊時的選擇。
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技術上的進步使得製造出的戰術核武器又小又輕，已經足可以與戰場上的部隊一同部署。最先出現的是M65“原子安妮”（Atomic Annie），這是一種尺寸龐大的原子加農炮，需要兩臺牽引車拉著它進行機動。“原子安妮”發射的是一枚重達803磅（約364千克）的核彈頭，有效射程約20英里（約32千米）。同一時期還出現了由火箭彈、火炮和飛機投擲的原子彈頭。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甚至還有以原子彈為戰鬥部的核地雷。“原子安妮”後來被採用更小型化的核裝藥的火炮所取代了。
M65“原子安妮”原子加農炮開火射擊後形成的蘑菇雲
當時雖然美國的戰略核競技場由空軍和戰略空軍司令部所統治，但戰術原子武器卻主要是美國陸軍的主宰領域。1956年，陸軍參謀長馬克斯威爾•泰勒將軍（Gen. Maxwell D. Taylor）圍繞“五群制原子師”（Pentomic）的概念對陸軍進行了重組，每個作戰師下轄五個裝備齊全的戰鬥群和低當量戰術核武器。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將一枚1000噸當量的原子彈頭髮射到75英里（約120千米）之外的機動式“長矛”（Lance）導彈，以及可以將一枚1000噸當量的原子炮彈發射到僅僅20英里（約32千米）之外的203毫米口徑榴彈炮。相比之下，1945年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的當量為1.5萬噸，投在長崎的原子彈的當量為2.1萬噸。
馬克斯威爾•泰勒將軍，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其在《不定的號角》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靈活反應戰略”。前文中提到的“五群制原子師”是美國陸軍在1957至1963年間採用的一種步兵師編制，其特點是用“戰鬥群”和“五五制”代替了以往師級部隊的團、營兩級和“三三制”
北約是無法與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在坦克部隊方面的壓倒性常規力量優勢相抗衡的，因此其將防禦的基礎建立在了核武器之上。最初，北約方面採取的是“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戰略，在該戰略中，華約方面發動的一次襲擊就會引發美國戰略核武庫的自動反擊。
華約組織的坦克機械化部隊，冷戰期間北約方面的噩夢
儘管如此，到了1968年，在美國的壓力下，北約採取了“靈活反應”（flexible response）的戰略，在該戰略中，北約方面試圖用自己的常規力量和戰術核武器來擊退蘇東方面發起的常規力量攻擊，然後才會動用戰略核力量。
歐洲人對此感到不安，因為這意味著要進行“縱深防禦”。隨著華約集團的攻勢向西推進，發生在北約國家領土上的戰術核武器對攻戰將給其造成嚴重的破壞。法國人對此表示反感，並退出了北約軍事體系，打算依靠他們獨立的武裝力量對抗蘇聯。
塞繆爾•科恩的發明
此時的戰術核彈頭正在變得“過時”，而且它們有明顯的缺點，但是，北約的威懾力要靠“明確告知蘇聯北約準備用核武器來對抗攻擊”的方式體現出來。
1973年，美國開始認真考慮如何使部署在歐洲的有限的核力量更加有效和可靠，同時對西歐造成的潛在破壞更小。這一探索活動直接導致了中子彈的誕生。
人們普遍認為，中子彈是由蘭德公司的塞繆爾•科恩（Samuel T. Cohen）在1958年擔任勞倫斯•利弗莫爾（Lawrence Livermore）國家實驗室的顧問時發明的。科恩總是聲稱，他在15或20分鐘內用一把計算尺就計算出了這一概念。
塞繆爾•科恩（1921-2010），美國物理學家，被普遍認為是“中子彈之父”
所謂“增強輻射彈”可以視為是對氫彈或者是熱核彈頭的“改進”。像所有的氫彈（或者說“聚變彈”）一樣，增強輻射彈也使用小型原子彈（或者說“裂變彈”）作為引發氫元素鏈式反應的“扳機”。
中子彈更多的是將其能量以致命的輻射的形式釋放的，相反，其造成的物理性破壞將被侷限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內，而其輻射則會進一步穿透華沙條約組織的坦克裝甲——這些裝甲可以有效地屏蔽核爆炸產生的衝擊波和高溫。由於中子彈幾乎不會產生放射性塵埃或剩餘輻射，因此目標區域可以在數小時之內由己方軍隊重新佔領。
1962年，中子彈進行了成功的測試，但是令科恩沮喪的是，幾乎沒有人接受這款武器。武器實驗室無力說服五角大樓用昂貴的“中子輻射裝置”取代原先的戰術原子彈所能獲得的好處。一款中子彈頭在“斯普林特”（Sprint）反彈道導彈上進行了短暫的部署，但是在短短地服役了幾個月之後，隨著“斯普林特”系統的停用，這款中子彈頭也於1975年退役了。
“斯普林特”反彈道導彈，攝於誇賈林環礁
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戰術核武器在威懾方面的可信度受到了質疑。1976年，美國國防部要求能源研究開發署為陸軍的“長矛”導彈配備W70-3型中子彈頭，併為203毫米口徑火炮配備W79型中子炮彈。
吉米•卡特的努力
“中子彈的增強輻射作用已經被討論過了，而且這款炸彈已經研發了15或20年之久”，卡特在1977年7月12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這樣說道。“這完全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也不是一種全新的武器。”卡特說他“還沒有決定是否應該主張部署中子彈”，但這“應該是我們的選擇之一”。他還向國會提交了能源研究開發署的研發資金申請，並補充說“在他目前看來”批准這方面的撥款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利益”。
來自政府內部的消息人士稍後向《紐約時報》的理查德•伯特（Richard R. Burt）透露說，“從一開始，卡特先生就對這種存在爭議的武器感到不滿，因為這顯然是對他關於核戰爭倫理道德的強烈個人信仰的挑戰。”
美國國務院開始就此問題與北約盟國進行了磋商。幾個較小的歐洲國家死命地反對部屬中子彈，但西德對部屬這種武器的意見則莫衷一是——中子彈恰恰是打算部署在西德境內的。由於蘇聯已經開始部署一種新型核導彈，即多彈頭的SS-20，這款導彈的射程可以覆蓋整個西歐，因此西歐對部署中子彈的顧慮心態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抵消”。
蘇聯SS-20“軍刀”（Saber）機動式地對地彈道導彈的繪畫作品。實際上SS-20是北約的稱呼，這款導彈在蘇軍中的代號是RSD-10。這種導彈是蘇聯歷史上第一種採用固體燃料的彈道導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卡特希望歐洲人在中子彈投入生產之前就承諾部署這款武器，但歐洲人則希望卡特先做出生產中子彈的決定。《洛杉磯時報》稱：“實際上，卡特政府決定不讓歐洲人‘這兩方面的便宜都佔’——如果他們認為這種武器在軍事上是有用的，那麼歐洲盟友就必須公開表態，並承擔由此引發的任何政治後果。”
1977年11月，美國國會授予了卡特權力和資金，以推進中子彈項目。這一舉措在眾議院中僅經過最少的辯論就通過了，而且在參議院中也只進行了口頭表決。
媒體事件
其他新聞媒體也拾起了“中子彈”這個話題並繼續進行了追蹤。《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稱，中子彈是“軍事技術專家道德敗壞”的象徵；《民族週刊》（The Nation）雜誌則說，中子彈提供了“難得一見的以其最現代化的複雜性表現出來的軍事想法”。
一些新聞媒體持中立觀點，甚至對中子彈持支持觀點，但總的影響是反對中子彈。讓我們回過頭去看看1984年，因為在這一年所有的爭議都煙消雲散了——哈佛大學開展的一項名為“新聞媒體與中子彈”（The Press and the Neutron Bomb）的研究稱，從《華盛頓郵報》的那篇文章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報道在美國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也導致了歐洲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遲至1977年8月，在美國進行的民意調查中，贊成製造中子彈的為44%，其相對於反對者（37%）居優勢地位，但到了1978年，贊成者的比例一直在穩步下降，反對者的比例則上升到了47%。
蘇聯以“對國際和平構成了嚴重威脅”為由對美國研發部署中子彈一事表示了憤慨，並在日內瓦召開的軍控會議上提交了禁止中子彈的條約草案。與此同時，蘇聯方面拒絕考慮任何限制部署SS-20導彈的提案，蘇聯通訊社塔斯社（TASS）稱部署SS-20導彈與中子彈“無關”。
北約的主要領導人比他們公開表示的更傾向於使用中子彈。在西德，赫爾穆特•施密特總理（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支持部署中子彈的想法，但由於政治原因而受到了限制，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
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左）和西德總理施密特在一起，照片攝於1977年7月
到1978年3月，談判人員就製造和部署中子彈達成了協議。這項安排將避免使用荷蘭的否決權，並允許意大利、丹麥和挪威默認接受。該協議將於1978年3月20日在北大西洋委員會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宣佈。
卡特審查了協議草案，他對此感到不滿意並取消了會議。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卡特先生拒絕盟國計劃的確切原因仍然不清楚”，但據說他認為保證是“模糊的”，而且承諾是不可靠的。
卡特推遲了中子彈的生產
1978年4月7日，卡特宣佈他決定推遲中子彈的生產。他同時表示，五角大樓將“繼續實施對‘長矛’導彈核彈頭和203毫米口徑火炮武器系統的現代化改造，為增強輻射戰鬥部單元的安裝留出空間”。
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1978年4月7日宣佈推遲生產中子彈時的場景
曾私下獲得內閣支持部署中子彈的西德總理施密特據稱對卡特的表態“感到非常不安”，並覺得美國人在進行了一番討價還價之後違背了自己的諾言。美國前總統福特也抨擊了卡特的決定。參議員薩姆•納恩（Sam Nunn，佐治亞州民主黨人）是武裝部隊委員會中一顆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稱卡特的決定“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並將會傷害到北約的團結”。
1979年6月，卡特在維也納會晤勃列日涅夫並簽署第二階段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時的情景
1978年，美國開始為“長矛”導彈和203毫米口徑火炮升級原子彈頭，升級後的原子彈頭在設計上可以通過插入一個“特殊部件”而轉變成中子武器，這個“特殊部件”在做出單獨的“要這樣做”的決定之前是不會被製造出來的。同樣是在1978年，一直置身於北約有關中子彈的爭議之外的法國人透露，他們正在考慮研製自己的中子彈。
美國陸軍裝備的MGM-52“長矛”戰術導彈，可以把1000噸當量的原子彈頭髮射到75英里（約120千米）之外
里根總統讓中子彈“復活”
1981年2月，即在里根政府上臺執政後的第一個月，國防部長溫伯格就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美國“很可能”會在歐洲部署中子彈。然而，歐洲各盟國卻不確定他們是否想再次走上這條道路，部分原因是他們在1978年與卡特的那次“不愉快”的經歷，部分原因是他們現在專注於美國方面提出的要部署美國空軍的陸基巡航導彈（Ground-Launched Cruise Missile，GLCM）和美國陸軍的“潘興Ⅱ”彈道導彈以對抗蘇聯的SS-20導彈——當時蘇聯方面正在以每週一枚的速度部署這款導彈。
美國空軍研發的BGM-109G陸基巡航導彈發射車
像中子彈一樣，陸基巡航導彈和“潘興Ⅱ”彈道導彈在歐洲也遭到了左派示威者的反對。北約方面的官員們傾向於集中精力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淡化”他們在倡導中子彈方面的努力。
幾枚正在準備發射的“潘興Ⅱ”導彈，地點位於布里斯堡（Fort Bliss）的麥克格雷格靶場（McGregor Range），時間是1987年
里根總統通過自己決定的方式為所有人解決了這一難題，而且沒有要求任何歐洲國家做出承諾。1981年8月，他宣佈美國將為“長矛”導彈和炮彈生產中子彈頭，但將把它們儲存在美國，而不是部署到歐洲。里根總統的決定遭到了“長期持反對意見”的團體的譴責，但施密特總理和北約秘書長約瑟夫•倫斯（Joseph Luns）對此表示贊同。
勞倫斯•利弗莫爾實驗室設計了第三種中子武器，一種用於陸軍155毫米口徑火炮的炮彈。這種炮彈比203毫米口徑火炮使用的炮彈小了三分之一，射程為18英里（約29千米）。最後，美國方面決定研發一款改進後的155毫米口徑原子炮彈，這種炮彈可以通過增加一個特殊部件而轉變成中子武器。
M110A2式203毫米口徑自行榴彈炮，照片中所示的這些火炮正在西德維特塞恩（Weitershain）附近沿著一排樹木展開，照片攝於“重返德國′85”（REFORGER′85）演習期間。M110A2榴彈炮可以把核炮彈發射到20英里（約32千米）以外
陸基巡航導彈、“潘興Ⅱ”彈道導彈和SS-20導彈的部署仍在繼續，但是1987年簽署的《中程核力量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很快將這三種類型的武器從歐洲撤了出去。
1982年，法國在社會主義者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擔任總統的情況下開始生產一種中子武器，但該計劃在1986年被取消——在這一年，密特朗的總統一職被其主要競爭對手、戴高樂主義者雅克•勒內•希拉剋所接替。
大裁軍
1990年5月，隨著冷戰即將結束，喬治•布什總統取消了為部署在歐洲的“長矛”導彈和核炮彈上的核裂變戰鬥部進行升級替代的計劃。1992年，布什全部撤走了戰術核武器。他在1991年9月時說：“蘇聯在幾乎或完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入侵西歐已經再也不是一個現實的威脅了。因此，我指示美國取消其在全球範圍內部署的陸基短程（也就是在戰場上使用的戰術性質的）核武器。我們將把我們所有的核炮彈和短程彈道導彈上的核彈頭運回本土或銷燬。當然，我們將確保我們在歐洲維持一支有效的空基核力量。”
1981年9月，以西歐為假想敵的“西方-81”（Zapad-81，Zapad是保加利亞語，意為“西方”）大演習結束後列隊接受檢閱的蘇軍T-72A主戰坦克。將近10萬名官兵參加了這次演習，這次演習展現出了蘇聯在常規武裝力量方面所擁有的巨大數量優勢。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這一切也不復存在了
1995年，美國陸軍將他們的核彈頭交給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銷燬——美國能源部是美國能源研究開發署的繼任者。美國能源部位於德克薩斯州潘特克斯（Pantex）的工廠在幹其他工作的間歇時間裡“抽空”完成了核彈頭的拆解工作。美國的最後一枚核炮彈（一枚W79核炮彈）於2003年被銷燬。
美國能源部下屬的潘特克斯核武器工廠
在20世紀60年代的巔峰時期，美國僅在歐洲一地就擁有7000枚戰術核武器。只有極少數這類武器留存了下來——目前對這類武器的叫法是“非戰略核武器”，而且這些留存下來的“非戰略核武器”中沒有一種是中子武器。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2017年早些時候報告說：“美國現在大約有760枚‘非戰略彈頭’，其中大約200枚部署在駐歐洲的戰機上，其餘的儲存在美國。而就俄羅斯而言，雖然各種估計數據有所不同，但專家們相信，俄羅斯在其軍火庫中仍然擁有1000到6000枚‘非戰略核武器彈頭’。”
重大轉變
中子彈在今天已經很少被提及了，除非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其中一次“特殊的情況”就是在2012年，約翰•吉爾伯特（John Gilbert）在英國上議院中提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界上投下一枚中子彈，以便為恐怖分子設置一道“屏障”。吉爾伯特說，沒有人住在那裡，除了“幾隻山羊和一小撮牧羊人”。不過他並沒有解釋他期望一枚中子彈究竟要完成什麼樣的目標。
根據諸多記錄，以色列和中國已經測試並擁有了中子彈。但最奇怪的是俄羅斯。根據中央情報局在2000年發佈的一份報告（該報告在進行了廣泛的修正後又於2005年重新發布），俄羅斯方面從已經解體的蘇聯繼承了一種“亞千噸級當量的核彈頭”，這種核彈頭增強了特定的輻射輸出，並且只伴有“最小的生態後果”。這種武器的當量約為一千噸的三分之一，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進行的模擬美國中子彈殺傷效果的試驗的成果”。
俄國人已經不再擁有蘇聯人所擁有的那種壓倒性的常規兵力優勢了，現在他們的脆弱性與上世紀70年代的北約類似。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說法，蘇聯人“可能會對低當量核彈頭感興趣，因為他們擔心未來的衝突可能會發生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俄羅斯的新彈頭將產生更少的附帶損害。”這聽起來非常像曾經被蘇聯譴責為是“資本主義炸彈”的那款武器（中子彈）的能力和用途——是為了殺人和保存財產設備而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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