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华茅”创始人、一代儒商华联辉开创的华氏工商业家族，执贵州实业界牛耳，为贵州的经济、文化、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遵义团溪华家，祖上是黔北名医。华步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凡遇贫困，概不取资”。华铭轩医术则更为高明，求医治病者时常络绎不绝。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咸同农民起义时，号军举兵攻打团溪，以“华家系一方善士，伊家住宅不许焚毁”为令，华家未受丝毫损失。
华联辉（1833—1885年）很小便开始一边读书一边经商的生活。华铭轩病逝，华家南迁贵阳定居。他苦心经营盐业，家境富足。清光绪元年（1875年），43岁才有了个举人的功名。
华联辉石像
咸丰末年，母亲彭氏在一次闲谈中偶然想起，她年轻时路过茅台曾喝过一种酒，觉得味道很好，嘱咐华联辉到茅台时带些回来，她还想再尝尝这种酒。
华联辉那时在茅台就设有盐号，经常在赤水河一带奔走。再到茅台时，他便吩咐手下去寻找这种味道很好的酒，以遂母亲心愿。谁知这桩他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原来，经过战乱，烧房倒了、酒窖填了、酒师跑了，茅台杨柳湾的烧房只剩下一片残砖碎瓦。但是，烧房土地被收为官产，官府正欲将其变卖。
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华联辉决定在茅台开设酿酒作坊。他买下了杨柳湾烧房旧址，同治元年（1862年），找回当年的酒师，在旧址上恢复生产。所酿出的酒经彭氏品尝，她肯定年轻时喝过的正是这种酒。
华联辉继续酿造，因战争中断多年的茅台酒生产就这样恢复了。他的盐业生意正风生水起，依照他的本意，酿酒除了家中自用，主要用来馈赠亲友，满足生意应酬，并不是拿来卖钱的。
这时，烧房生产规模很小，设备也很简陋，产量并不大。酿酒的主要设备——窖坑只有两个，年生产能力仅有三五千斤。盐业获利丰厚，华联辉一开始并不十分重视烧房。
没想到的是，华家有好酒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要酒的人络绎不绝。同治四年（1865年）彭氏逝世后，求酒者更是接踵而至。华联辉不愧是一名富有眼光的商人，他从中看到了巨大商机。
于是，华联辉将作坊扩大，增加产量，定名为成裕烧房（后更名为成义烧房），附属永隆裕盐号，所产之酒均交永隆裕盐号经销。永隆裕盐号是一个庞大完善的商业网络，凭借这一渠道，成义烧房的茅台酒可以较为方便地运送到各地。“成义茅酒”这才走向市场。
成义烧坊旧址
成义烧房，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茅台酒厂的雏形。后来王视天下的贵州茅台酒，也就这样在一个母亲的闲聊和一个儿子的孝心里诞生了出来。
成义烧坊老照片
当时的华联辉不可能预想到，他苦心孤诣经营的使自己成为一代巨富的主业盐业，随着时代的步伐早已不复存在。而他当初在不经意中栽培的一棵小树，却在后人的精心培育下成了参天巨木。
但是，如果说华联辉创办成义烧房，奠定了茅台酒的百年基业纯属偶然的话，那么，他改革盐政，开创川盐入黔新局面，惠及川黔，进而助推茅台古镇商贸繁荣、酒业兴盛，则是历史必然。
光绪三年（1877年），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起家的名臣、四川总督丁宝桢着手改革盐政，却不得要领。运销混乱、价格奇贵，川黔百姓缺盐甚至无盐，一般民众常年淡食，向有“吃盐当过年”之说。
后来做过云南巡抚的遵义人唐炯协助丁宝桢督办盐务。他向丁宝桢推荐了华联辉，丁宝桢很欣赏华联辉的人品才华，三人相见，一拍即合。华联辉出任盐法道总文案、官运总局总办。
华联辉采取官运商销的办法，盐政改革取得成功。四川盐税收入由整顿前的每年七千余两，激增到百余万两，连中央财政（户部）都“恒倚以为重”。
丁宝桢对华联辉十分满意，称赞说“真奇才也”。华联辉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机会，不仅把事办得漂亮，而且在把川盐运销贵州时，他在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中得到了其中两大口岸的部分专卖权。
朝廷破格以知府留用，他坚持不受职。随后返回贵阳，潜心经营永隆裕盐号。在十余年中，由遵义乡下一个虽然读书中举却无官无职的小地主，一跃而为贵州巨富。
盐业专卖利润极为丰厚。华家虽涉足酿酒、造纸、印刷出版等，但资本积累靠的是盐业。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贵州的老百姓还流传着“唐家顶子，华家银子”的谚语，以形容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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