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第一批去陕西黄陵插队的同学如期出发，我去火车站送别了宋仕猛、王德禄等人。我不知是否应该羡慕他们，如果我也在这批人当中，岂不是可以逃脱眼下的险境了？
1月24日，是第二批去陕西插队报名截止的日子。我已经没有继续犹豫的时间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今天到学校报了名。经过几天十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迈出了这十分艰难的一步。”
其实，对于去陕西插队，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在内心深处，我对毕业分配方案仍然抱有极大幻想，打算再拖一段时间，没准儿能躲过危机，留在北京分配工作。所以，我是卡在截止时间的最后一刻才报名的，带有极大的投机性质：希望名额已满，使我走不成。
我本应投机成功的。可我偏偏没有沉住气，报名后的第二天又去学校打探有关所谓“新分配方案”的消息。 不料，一个意外而偶然的因素，使我的命运遭到急转直下的突变。
1969年1月27日，星期一。
今天将是我一生中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我被批准去陕西黄陵县插队了。
早晨到校较晚，因为晚上下了雪，再加上体育馆今天又开什么公审大会，车上很挤。好容易才到了学校。教室照例锁着门，没有人。我回头往楼下走去，想去看看批准了谁。我思想里是觉得这回批准不了我的，因为这次报名的人很多。据孟洪的“可靠消息”，还是没有我。不过总还是要看一看。迎头碰上了曹玉平，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批准你了！我有些不相信，走到礼堂那儿，可不是吗！大红榜上倒数第二名，就是我的“大名”。
这下可有些出乎意料。想了一下，回忆起上星期六，碰到四班的吕宏印，他对我说：“怎么样，咱们一块走吧？”我犹豫地说：“我报名太晚了。”他说：“咱们坚决要求嘛！”他就拉着我到陆老师那儿去了，说：我们俩一块去。看来我这次就是沾了这小子的光了。
遇到排长，给了我一张迁户口的证明。
上午和孟洪瞎扯了一通。一上午我都有些茫然，好像有些措手不及。和我一起去的人也比较合不来……
下午和晚上准备乱七八糟的东西，思想比较平静了。其实我早已做好了走的准备，但是突然批准了，总有些太快了，思想上一时还接受不了。现在想：管他到哪儿呢？还不是一样干革命！
思想上产生波动，说明觉悟不高。
在北京总共还有8天的时间啦！而且以后说不定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心中颇为留恋。
日记中所提到的曹玉平、孟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曹玉平之所以“兴高采烈”，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他也贸然报名了，却居然没有批准；二是我原本不想去陕西，报名时间最晚却“光荣上榜”，他自然有些幸灾乐祸；我离京以后便与他失去联系，不知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孟洪早已决定去陕西，所以消息比较灵通；这次他也被列入了大红榜上的名单之中。
还有工宣队的陈排长。我想，当他发给我那张户口迁移证明的时候，心里一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是一个很本分的工人，一直显得不太适应学校里的复杂环境。那柄“匕首”保存在他手里，如同一个烫手的山芋。我终于决定去陕西插队，“匕首事件”自然会随着我的离校而终结，对他以及和他一样不喜欢惹是非的韩连长来说，未尝不是好事。有件事情非常奇怪，很久以后，我居然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了那柄惹事的蒙古短刀，可见陈排长曾寻机把它还给我了，但我竟一点印象都没有！
至于吕宏印，不知应算是我的“克命星”还是“幸运星”。我今后生命中的每一步，都取决于1969年1月25日那天与他的不期而遇。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其实我也许应当感谢他。他使我在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波折之后，能够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由此而有资格说：“我是知青！”
经历了许多天的犹疑和彷徨以后，在并非出自我内心意愿的情况下，插队的事骤然成为定局。这时我的情绪却似乎稳定了许多——更准确些说，是无奈和麻木。
我曾竭力遏制自己混乱的思绪，认真地问自己：插队真的那么可怕吗？仅仅几年前，我还曾无比狂热地想要“上山下乡干革命”呢！
那是1965年，我即将初中毕业。当时正有一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热潮，还涌现出诸如董家耕、邢燕子、侯隽等一批让人敬佩的先进人物。当时有一本影响甚广的书，名叫《军队的女儿》，写一个到新疆兵团“支边”的女孩儿的故事，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在这股热潮的感召下，我决定放弃中考，坚决要求下乡劳动。
不料，恰在这时，《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认为应届中学毕业生应当服从祖国的需要，既有参加中考或高考继续升学的思想准备，也要有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思想准备。我看了以后感到十分愤怒，满腔愤慨地给报社写信抗议，认为一颗红心干革命，只应有“一手准备”，岂能三心二意有“两手准备”？！
那时的中央媒体还是很接近群众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初中学生的大胆质问，也予以充分重视，很快就直接回信，耐心疏导；学校方面也多次找我做思想工作。但我很固执，大有决心下定誓不回头的气势。
后来，父亲认真地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是一个脾气极好的人，绝少打骂训斥孩子，我们出现问题，他的办法就是“谈话”讲道理。那次，他严肃地批评我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到农村去不是三两天的事情，应当做好扎根一辈子的思想准备；自己的生活还不能自理，下乡只会给贫下中农添乱。我不服气，说上山下乡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谁也不能阻拦。他不同我争论，只要求我认真参加中考，如果三年以后高中毕业的时候，既具备了必要的能力、还保持着现在的热情，他会坚决支持我的。我无法抗辩，只好答应。那年我考上了高中，而我们班居然有同学放弃升学下乡务农去了，让我十分羡慕。
如今恰好过去了三年时间，我没想到社会、学校和家庭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一时无法适从。尤其是父亲被“打倒”后，他的问题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有时我甚至会对他怀有一丝怨恨，但在内心深处还保持着对他的基本信任：如果他真的是坏人，我不知这世上是否还有好人。所以，在遇到人生选择这种具体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十分渴望能得到父亲的指教。只要能听到他的一句安慰或鼓励，我的心情会平静许多。
遗憾的是，元旦之前他就被造反派“揪”到大连去了，此时正在千里之外生死未卜，我无可指望。
其实，下乡插队本身也许并不恐怖，让我畏惧的却是这种无可指望：指望不了父母，也指望不了朋友。
应当说，经过几年交往，我在班里也有几个基本可以信赖的朋友，比如朱建晨、华振浩、齐锡均、陈学勤、王洪崃等，可算是一个有些特殊的小团体了。我自然希望能有一些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插队——只要有朋友壮胆，其实去哪儿都无所谓！当时下乡的学生，很多都是兄弟姐妹同行，或是朋友同学结伴。人人都有从众心理，再苦再累再艰难的事情，只要有人共同承担，感觉总要好许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我还是独自报名了。
书名：惠家河纪事
书号：978-7-5154-0831-6
著者：陈光中
封面绘画：陈光中
出版年月：2018年1月
定价：56.00元
内文用纸：80g纯质
插图：11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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