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下旬，深秋的廣州依然溫暖，廣州車展媒體日下午，《汽車公社》記者一行三人和汽車媒體圈的泰山北斗程遠老爺子一起，用了三個多小時回憶他當年的“學霸”青春、波折的文革歲月和汽車業波瀾壯闊的歷史。
雖然明年將迎來自己第六個本命年，老爺子依然精神甚好，記憶清晰，但固執不改。時而感嘆時光，時而悲天憫人，時而又露出老頑童式的微笑。
作為光陰的見證者，中國汽車最出色的記錄者和觀察者，程老師始終是我輩難以逾越的豐碑。
這位汽車媒介的泰斗，見證並記錄了中國汽車的成長史。然而，他居然說自己對車沒有太多興趣，寫車完全是當作一份工作來乾的，憑著“做就要做到最好”的倔強習慣，成就了他今天的輝煌。他有撥弄汽車業風雲的手，亦有魯迅般一針見血的筆，他首先是一位評述宏觀經濟的高級記者，然後才是一位汽車行業的歷史見證史官。
他說若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他最愛的身份是歷史學家。因為歷史深刻，飽含哲思，或許也正因此才成就了他的每一篇報道。問他如何才能深刻?他說，唯有多思考。
“年輕時我幾次都差點兒'折'了”
說起求學時代和年輕的歲月，“我有好多好多故事，特別是有兩次奇遇。”程遠饒有興致，又心懷感激地回憶起幾十年前的時光，“考大學和考研的關鍵點上遇見了生命中兩位貴人，將我的命運引向了今天。”
程遠在小學四年級時偶遇一群西北農學院的學生，聽他們講了大學的生活，小小年紀的他就萌生了對大學生活的嚮往，開始了準備考大學，此後的學習生涯都是按照這個目標進行跨越式發展的。這位追夢少年初中時開始自學邏輯學、語法、文學史，並大量背誦詩詞和古文名篇，高中語文課本有近一半是古文部分，不管老師有沒有要求，程遠統統背得滾瓜爛熟。在數理化課堂上他則邊聽講邊做作業，從不將作業留到課後，還經常被老師批註“100分，傳閱”。程遠課上努力，就是要把節省下來的課後時間全部用來閱讀文史類書籍。這樣的學生，放在如今無疑是一位超級“學霸”。
文革前“末班車”進入大學的程遠，在高考填報志願的時候他填了5個志願，都是與文學、歷史有關——除了學校要求他必須填報的北廣外語系第五志願以外。此前學校還要求他由文轉理工，報考北京航空學院，因為跨度太大，就沒有服從，程遠內心倍感壓力。出乎意料的是，後來偏偏被北廣錄取了，拿到通知書的時候，失望的程遠就把通知書扔在地上用腳踩，固執地說：“不去上，明年重考。”
或許人生就是帶著某種使命來的，該你走的路，再扭也會有人引導你前行。這時程遠所說的第一位“貴人”出現了，是他中學外語老師劉堯卿，一位北京下放的“錯劃”右派。這位劉老師平時房間門窗緊閉，幾乎不與人交往，但他卻很珍惜程遠這位有才華的學生，就不辭辛勞，親自尋到安康城裡一個叫南馬道的小衚衕，勸說程遠去報道，他說，你喜歡文學，那些文學家像魯迅、朱自清、郭沫若這些人最初也都不是學中文的，後來不是也都成了文學大家。”聽了這番教誨，程遠這才肯去廣播學院外語系上學。程遠說：“否則，文革前大學的末班車就趕不上，可能要做一輩子知識青年了”。
剛進廣院一年，就趕上文革，年輕率直的程遠又吃了不少“憤青”的苦。朋友告發他有攻擊“中央文革”言論，誣其為“炮打中央文革”的“516分子”，被清查長達半年之久。這期間“每天就是寫交待材料，挨批鬥，整夜不讓睡覺”。
適逢中央“戰略疏散”，廣播學院整體搬到保定望都縣鄉下，“那時真的不想活了，私藏了房東一把剪刀，隨時準備自殺”。
7、8個月後，“上邊”說不存在“516”組織，但是程遠攻擊“中央文革”的言論“吹”不了，致使他的畢業分配一波三折。當時四人幫還沒粉碎，程遠就進不了原定的國際電臺。經過輾轉顛簸，他回到了陝西安康老家，進了縣廣播站，由於是“科班出身”，很被重用。但三個月後，檔案材料寄到了縣裡，發現檔案中有189份“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縣廣播站就將他退回地區分配辦了。工作沒了了，程遠在無奈之下，就到北京上訪，訪了半年,雖經中央廣播事業局發文，“不影響使用”，但不能入黨，不能提拔使用。直到文革結束後，經時任中宣部部長鬍耀邦同志批示，才消除黑材料，被徹底平反。
原中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溫濟澤
1980年他考進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由於複試老師身體欠恙，半途返回北京，程遠未經複試，不能入學。這時他的第二位貴人出現了——溫濟澤，時任社科院幹部局局長兼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主任，他說了句“這個人我瞭解，讓他來。”說起來，在這之前兩人之間還有一段往事。溫濟澤原是中央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也被錯劃為右派，發配廣院教書。文革後期搞“三結合”，程遠瞭解到溫濟澤13歲就參加革命，歷史清白，為人正直，他就主張“解放”溫濟澤並將其作為領導幹部“結合”進領導班子。但是這事遭到一些人強烈反對，在校園裡張貼大標語，說炮打中央文革分子程遠，“妄圖給老右派溫濟澤翻案”，“砸爛他的狗頭”。
對文革現狀，程遠想起兩句古詩：“鸞鳥鳳凰日益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但想不起出處，就請教溫濟澤。溫濟澤告訴程遠，語出屈原《涉江》，寫成字條交程遠，並讚揚程遠的治學精神，要他堅持學習和獨立思考。由於溫濟澤的親自幹預，程遠總算比別人晚十天進入了研究生院。程遠感慨地說：“沒有溫公，就沒有我今天的一切。”
一個卓越的記者 也是一個頑固的憤青
如果不打斷老爺子，程老師總能滔滔不絕地講述著他的記者生涯，時而悲天憫人、時而精進苛刻、時而犀利批判、時而又快樂得像個孩子。
我們好奇地問他：“您更願意把自己看成一個記錄者，還是一位行業的專家?”他很堅定地說：“我是一位高級記者。”
1983年，程遠研究生畢業，不心甘情願地被剛剛創刊的經濟日報副總編、碩士導師張沛要到《經濟日報》。剛進入《經濟日報》的程遠也有一段職場新人的小磨難，冷板凳坐了三個月。“我覺得自己必須要做點什麼!”他回憶說。
陝西人的倔勁，程遠很快就發揮得淋漓盡致。沒多少時間，他硬是把當時幾個冷門的鋼鐵、化工、汽車、統計等行業跑出了從未有過的精彩，引起了相關行業和領導的重視，曾被召進中南海和中央黨校解讀行業形勢。
程遠跑國家統計局，把當時冷僻、沒有多少人關注的部門跑成了熱門，幾乎天天有新聞，週週上頭條。說到這段經歷時，老爺子臉上露出孩子般的得意與開心。
在《經濟日報》從業20餘年，他以心願為爐，筆端為炭，把自己跑成了首批高級記者，享受國務院津貼的突出貢獻專家，就是沒跑出一頂“烏紗帽”來。
在當官和記者之間，內心更傾向於後者。記者可以激昂文字，能為民族發聲，體現個人精神價值。但在那個官本位濃厚的年代，人們對頭銜的尊重勝過才幹，也因此程遠會憋不住氣發火。現在看來這種直率的質疑和反抗精神是可以理解的，進而也覺著他的可愛。
而他自己則認為，記者成為他的終身專職業，實在是一場誤會，如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他希望自己能成為一位歷史學家，閱讀往昔，以鑑當今。
然而，程遠仍然被歷史推進磅礴發展的汽車洪流中。也許中國少了一個悲憤而深刻的歷史學家，但是卻多了一個敢說敢言、直陳寫實的行業卓越記錄者。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進程。國家壟斷的汽車行業，也進入了轉型升級的新時期，程遠以媒體人的身份，成為其中的見證者，和推動者。他清醒睿智、真知灼見，文筆犀利辛辣、論述磅礴大氣，打開了中國汽車業的全新視覺。
他以汽車行業的專家學者身份受邀中央參與政策研討，代表中國參與國際汽車行業的發展交流，著書立作《留下的並非一片空白》、《誰來裝備中國》和《程遠有話說》。而這位汽車行業的時光見證者卻說：“我不愛汽車，完全把它當成工作，就跟鋼鐵、化工一樣，只是想把它做到最好。”
程遠說的“最好”是指“記者要寫出能夠影響決策的新聞報道”。這種思想的自覺性不僅是出於民族情懷，更是他站在宏觀經濟高度去關注汽車行業的獨特視角。他文章的深刻性，除了他的深邃思考外，還與他深入一線採訪，與各相關部委負責人及各車企高管的深交有關。
歷史無結尾，歲月亦無始末，只是週而復始的循環往復。程遠在2008年出版的《中國汽車這些年》的自序中說：以我的年齡，“這些年”有可能是我對中國汽車的最後奉獻。然而，文字是悠遠流長的，思想也是延續傳承的。這位汽車媒介的泰斗，汽車史的光陰見證者，在六轉輪盤之後，還會依然活躍在網絡新媒，與車界高管面對面對聊天的。
閱讀更多 程遠有話就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