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5年，也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组织了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以后，便宣布从次年开始废止科举取士制度，于是，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考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清光绪三十一年参加科考的秀才、举人就成为最后的一批秀才、举人。苗福生先生新著《最后的秀才》便是根据山东济宁最后的秀才李汝谦的生平事迹所写，说是《传略》，实际上是以“老岳母”点点滴滴偶然流露的线索探寻所得，却探查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由于资料少得可怜，因而本书更像是一部用李汝谦为线索串起来的散文集，每一篇既可以独立成篇，又可以贯穿在全书之中，成为全书的一部分，每一篇的文字不受成规约束，完全根据故事需要有取有舍。
苗福生先生是很认真的，他是要揭示历史的真实的，不加任何虚构的情节，追述真人真事是本书的出发点。根据苗福生先生的所述，他是偶然发现“一山”就是李汝谦先生的大号，李汝谦也正是他的夫人姚双云的外曾祖父，也就是他的岳母的祖父。这一发现揭开了山东任城李氏家族600多年的历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以来中国大动荡的社会现实。苗福生先生通过调查得知，这个“外曾祖父”很不一般，单是他的作为和他的家族故事已经足以写几本好书了，而且肯定是能够引起轰动的那种书。
根据研究所得，李汝谦（1878—1931）是山东济宁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学者，在诗词、书画、收藏和金石学方面颇有造诣。1907年，时任山东巡抚的杨文敬“奇其才”，选之为官费生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临行之前，济宁知府王鹿泉在当地著名的太白楼为其饯行。宾主相欢，酒酣耳热之际，李汝谦即席吟诵一副楹联：
宴客亦寻常，贺监何人，应让风流归太守；
能诗最奇特，青莲如我，不须星宿托长庚。
或许是借了太白楼的仙境与李太白的精神，李汝谦的得意之情、狂放之气溢于言表。太守王鹿泉也不以为意，而且无限欢喜，便作为文坛佳话传扬开来，后来居然由清末名士张謇手书，镌刻在了太白楼上，成了太白楼一景，从而承载了这一段历史文化的记忆。这个故事传播了一百多年，如今已经成为济宁太白楼的代表符号。
1911年李汝谦从日本学成回国。做过短暂的地方官，然后奔赴北京参加《续修四库全书》和《清史稿》的工作，更多地参与文化活动，堪称一代名士。初略梳理一下李汝谦的朋友圈，在政界有时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和他兄弟靳云鹗，在军界有吴佩孚、靳云鹤，在学界有吴昌硕、丁佛言、罗振玉等。在《近代稗海》里有他的专门记录。可见其影响已经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范畴。苗福生先生通过探究李汝谦一生的轨迹而发掘出与之相关的多时段的文化现象，很值得玩味。
李汝谦属于山东济宁任城李氏，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根据苗福生先生他们千辛万苦搜寻到的《任城李氏家谱》的记载，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望族。在明清两朝600多年的历史中，从山西大槐树移民的故事而起，历经八九代的拼搏，从第九代开始飞黄腾达，历代为官，誉满朝野。尤其是在康乾盛世的时候，济宁作为运河河督的所在地，经济繁荣，街衢繁华，而李家人才辈出，家族兴旺，成为运河两岸的杰出代表。在此期间的一百多年中就有几十位高级朝廷命官，连续四五代人高居四品以上官员的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父子同朝、兄弟同朝，甚至出现祖孙三代皆为天津知府的奇特现象。济宁有个古老的“天津街”似乎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十一世的老四李时菶和老五李时萃兄弟二人分别有一门四代12人位居四品以上的高官，著名的宰相刘墉居然和他们是亲戚，而且在李时萃死后亲自撰写墓碑，自称“姻愚侄刘墉顿首拜题”，可见是风光无限了。可是，任城李氏却能够恪尽职守，严格家规，并没有出现“盛极而衰”的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人常说，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出忠臣义士和英雄豪杰的地方。其实，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孔孟之乡，正是济宁。孔府、孔庙、孔林和孟子的家乡邹城都是隶属济宁，是传播儒家思想的基地，而任城李氏这样延续几百年而不衰的家族却是实实在在的儒学的实践基地和兴盛榜样。这样的望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范，倡导着一个时代的骨气。清朝咸丰年间，外有强敌侵略，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内忧外患，年复一年，日甚一日，任城李氏家族的命运也随之一变，他们那些在外地做官的子弟，饱受战乱之苦，却义愤填膺，慷慨赴死，无一人贪生怕死，就连那些妇孺也不愿苟活于世，其情其景感天动地。
在如今的济宁，城区有个著名的“荩园”，城外有个更著名的“武梁祠”，都是著名的景区，却与李汝谦家族有着深厚的关系。“荩园”是李家现存唯一的园林文化遗产，“武梁祠”却是李汝谦的外曾祖黄易所发掘发现的。根据可靠的史料记载，“武梁祠”是现存保护最完好的汉代祠堂建筑，其雕刻在石头上的画像成为汉画最杰出的代表，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清乾隆后期，黄易35岁时前来济宁担任运河官员，1786年，他路过嘉祥的时候，判定并发掘了已经被河泥掩埋了多年的“武梁祠”，并加以妥善保护，其时与赋闲在家的十二世祖李钟沛情投意合，长相往来，并将自己的黄润嫁给了李钟沛的二儿子李大峻。因此，黄润是李汝谦的曾祖母，黄易是他的外曾祖，也是李汝谦心目中的唯一的偶像。李汝谦的终生都在学习黄易，他在书画、收藏方面的作为无异于是在承继黄易的事业。因此，他编撰了黄易的《秋盦遗稿》，又千方百计搜集收藏了黄易曾经收藏的《唐拓武梁祠画像》。
李汝谦是个大收藏家，其收藏的珍玩字画，一度成为在他去世以后家里人艰难度日的依靠。其中有两件如今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属于国宝级文物，其中一件就是《唐拓武梁祠画像》，还有一件是《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拓片），都是目前所见唯一的拓本，可见李汝谦的收藏品位之高。
李汝谦曾经做过一件惊天的大事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局虽然混乱，可是文化却很繁荣，文人之情操是无比的高尚。1923年8月，河南新郑的一户农民在自家院子里掘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完整的青铜器窖藏，几乎惊动了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小军阀和政要、学者，他们纷纷致电、来函或者亲自奔赴现场观察参观，正如1974年在临潼发现兵马俑一样，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当时的河南驻军正是靳云鹤14师，李汝谦受邀鉴定这一批宝物。当此之时，群雄环伺，稍有不慎便有被瓜分的危险。于是，李汝谦便建议靳云鹤通电全国，捐赠国家，并请李汝谦编辑了一本《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全编》，作为公开的档案，成功地保护了这一批“王子武”窖藏文物。在这本书里，他不仅如实记录了所有出土文物的器形尺寸和名称编号，而且收集了当时的电文和书信，也有个别被索取或者已经赠送的文物的去向。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李汝谦能够有如此见识和作为，在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
李汝谦一生曾短暂涉足仕途，1912年出任民国首任泰安太守，1927年任黄县县令，但他在位均不超过一年便去职，后担任民国政府法制局参事、国史馆编修，1929 到1930 居住在北平净土胡同7号，与皖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相邻而居，1931年夏病逝于北平，葬于北京海淀区祁家豁子，著名历史学家罗振玉为他的石碑篆额，可见其交情并不一般。其碑文拓片如今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究其一生，李汝谦主要还是作为一位文化学者——诗人、书画家、收藏家、金石学家，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足迹。《最后的秀才》所收集的不过是他文化活动的一鳞半爪，难以窥其全貌。但是就这一部分，对于深入研究李汝谦和任城李氏家族以及与之同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作者李郁2018年5月4日根据苗福生同名纪实文学作品改编，《最后的秀才》，2018年4月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16开，平装，16个彩插，定价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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