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陕北民歌会出现在陕北?

为什么陕北民歌会出现在陕北?

我们就生活在民俗之中。

民俗是我们无法脱掉的外衣,我们必须绾三道道蓝的羊肚子手巾,我们必须用红裤带系上宽得像毛口袋一样的大裆裤,我们必须将双脚塞进那个像牛鼻子一样的老道鞋里……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完成着一系列的陕北民俗动作。因为我们是陕北人。别无选择。

惯性思维生成了民俗也诞育了民歌

民俗是一种习惯思维。

为什么陕北民歌会出现在陕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民众过一方人的光景。

陕北十年九旱,光景就难过,在科学尚不发达的那个年月,人们就寄托于龙王,祈雨的民俗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刮北风,调南风,龙王老价把雨送。”民俗是一种仪式,仪式感是民俗成立的前提,不管什么样的民俗,支撑的后体都是仪式。仪式的举行,是民俗履行和完成的必然过程。

有了雨,禾苗强壮,一年就能有个好收成,所以人们就盼望秋天,盼望糜子金黄谷子上场的日子,于是,陕北民俗里就多了一个重大的习俗——祭场。“新糜子上场铺呀铺成行,快铺好来哎呀来打场。”祭场的仪式格外隆重,全村的男女都聚集在溜光的打谷场上,用第一镰第一场的新谷子碾成热腾腾的油糕祭奠老天爷的恩赐。

伴随民俗的是仪式,伴随仪式的是民歌。

即使一个简单的喝酒场面,也有仪式,仪式是以酒曲开场的。“大红公鸡绿尾尾,这杯烧酒我先敬给你。长脖大雁落沙滩,二一杯敬你解心宽。我唱曲子把杯端,三一杯喝完你是好汉。”无酒不成筵,无曲不成席。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有酒就有歌,有歌才成席。

因为民俗,诞生了民歌;因为民歌,固化了民俗;相辅而相承,相伴而相生。

人生重大内容在生命节程中的直接表征

人的生命轮回也就是民俗的敷演过程。民俗是人创造的,也就始终围绕着人而行走,又反过来为人而服务。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成了人生履历的必然过程和重大仪式,这个仪式中,民俗是成系列出场的。先择亲,择亲讲究门当户对;户对好后,要请媒人,要择吉日定亲;定亲只是预约,真正的婚配是要大张旗鼓大操大办响吹细打迎送嫁娶的;仪式也就在一系列动作中进行,直到两个人坐在一搭,背靠背,头对头时,才算结发。“一老木梳短,二老木梳长,三老木梳撂过那娘家的墙……”民众仪式和民歌,同时进行,同时完成。民俗也是一种禁忌,哪一家结婚的主人都图个吉利,如果没有这套习俗,或习俗中缺了某个环节,即使是在歌唱中打结巴也是一种不顺畅。所以,歌就要唱得响亮,唱得有韵味,唱得有喜庆感。

生命结束,本来是人生过程宣告完结,然而为了超度心灵为了表达孝心,葬礼习俗又被分外地看重。这时的哭唱,也成了一个必要的过程。唱要唱得真切唱得哀伤,唱得凄惶,唱得有节有奏。“每日烧香在灵前,祈愿父母早升天……”人的生命只有经过这些习俗过程,才算真正完成。歌唱是这些过程的核心内容,只有有了这些祈愿的颂唱,心灵才能安心地上路,才能顺利地去西方路上。哭与唱都是言说的形式,都是情感的宣泄和传达。在葬礼上,本来是悲伤的哭,但唱是绝然少不了的。似乎有了唱,哭才有了对比,有了完满的过程。

亦真亦幻的民间信仰与民俗崇拜表征

神灵崇拜来自于科学的迟到。陕北的科学春天到来得十分迟缓,即使在普天之下佛儒道三家的大宗派系中,陕北的信仰也可以鱼目混珠。陕北民众的信仰是以对上天为唯一宗旨的,他们很多人分不清派系宗教,在他们的观念里,不管天下儒佛道,塑起金身插上牌位就是“神神”,是“神神”就显灵。而且能与众神灵之中或之外见缝插针将一切神灵普泛化世俗化。在他们的信仰观念里,人间有的上天就该有,人间有什么生灵,上天就该对应什么神灵庇佑,于是连同做鬼的也可成为“毛鬼神”。

陕北人在造神的过程中也造言语,由于科学的落后和医学的滞后,陕北人的疾病就多,有了疾病不叫病,叫“难活”。“难活”了无钱找医生,就土法上马,自治自疗。

难活”的人躺在炕上,蒙上一块被子,治病的人在灶坑里挖一碗灰,插一柱香,盖一张纸,在病人头上身上一圈沾过去,口中边念边唱:“沾得清,沾得清;一切疾病全沾清。从脚沾到脑门心,浑身上下全沾净……”此处的民歌是疗病的药方,也是信仰的咒语。它是代表着神灵对一切神鬼乱窜的驱赶。很多时候,这样“陌送”一番,歌唱一遍,“难活”也就不再难活,这里更多的是心理疗救。

民歌已成为陕北民众须臾不可或离的工具,这个工具就像耕地的犁,碾场的碌碌,锄地的锄头,一年四季不能离身,拿起就能操作。他们的使用是不自觉状态下的自觉运用,是像饿了需要吃饭渴了需要喝水一样的生理反应。

不拘琐屑的记录是民俗细节的履历

生活重担压得陕北民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也尽力创造自我疗救的方式,民俗是他们创造出来缓解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的舒缓器。尤其遇到重大的节日,他们更是将之前的苦水一肚子压在心底,用喜庆的仪式驱除不快的酸辛,他们不敢用丝毫的不恭慢待这些节令。他们忙,虔诚地忙,拿出十二分的小心去精心地伺候这些习俗。“腊月里,二十三,我送灶马爷烧枣山。腊月里,二十四,裁下对子写下字。腊月里,二十五,称下几斤黄萝卜……”进入腊月二十三,就算进入真正的年关,这个一年一度最重大的节日,是要用一系列民俗动作来完成的。它不拘琐屑,从腊月二十三一直数下去,一天一天地去进行,一天也不能拉下,一天也不能马虎。民俗的长期延续,使它的固定模式上拴上了神灵信仰的色彩,尽管可能年馑欠收,尽管十年九旱,尽管平时节衣缩食,但到了这个关头,“宁穷一年不穷一日”。他们不吝一切地去为这些习俗准备,一边做,一边唱,唱的是具体的习俗动作,唱的是心里的美好愿望。他们用唱来驱赶一年的曲折磨难和不快,用唱来召唤来年的天年和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水草通顺出门见喜抬头好运。

越是困苦,越是用歌唱来消弥,越是艰难,越是用歌唱来替换。民歌是一把锋利的剑,可以斩除来自东西南北的一切妖魔鬼怪;民歌是一个盘,可以盛取来自四面八方的各色各样的财气喜气……

民歌在民俗仪式中的功能延伸

历来的统治者都不看薄民歌,他们将民歌看作“武器”,“观民风,察得失,自考正”。

民众没想那么多,民众是有了情感以后自由表达,只是在表达的过程中,才逐渐地意识到了民歌的力量。

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陕北民众的一生最大生活目标。“热炕头”的具体呈现就是自己的居处之所——窑洞。窑洞的建筑在人生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它的修筑过程也就格外地被瞩目和重视。尤其当窑洞建筑到了最后的竣工阶段,仪式也就在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开始。匠工头把最后一块石头安放在“龙口”里时,歌唱的仪式和“合龙口”一起进行。“一合龙口不再开,家添人口外添财。窑里窑外喜气生,天神地仙降福来。”接下来,匠工头左手执筐,右手不时地抛撒五谷、铜钱,一边撒,一边唱:“一撒东方甲乙木,二撒南方丙丁火……匠工无忌,主家无忌,天无忌,地无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大吉大利。”这时的歌唱,已经不简单的是祝福,已经超越了民歌的吉祥喜庆功能,明显地向外延伸,带上了宗教色彩。按理说,匠工头不是神官也不是巫婆,是不代表神的意旨可行使“神使”的“马童”,但,在这一特殊的民俗仪式中,民歌的功能被特殊地放大和强化,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工头,就可以代神行使这一神圣的职责,是像祭坛上的司仪,传达神的旨意的信使。

这是民歌功能的延伸,也是民歌功能的外化。这种时候,一般发生在特定的民俗活动中。它是民歌功能在特定环境中的放大,我们一般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功能的,可它却事实地存在着。

注:图文源于网络

上一页

1

/

下一页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