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坤，字載乾，原名祥元，又名忠炳。1885年生於湖北江夏（今武昌）。在父親的影響下，熊秉坤從十幾歲開始便學著經商。後來在清政府處於內憂外患，四處動亂不安的時候，熊秉坤入伍當兵。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熊秉坤率工程兵“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武昌起義後，任第五協統領，參加武漢保衛戰。1913年“二次革命”時，在南京參加討袁後，流亡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護法運動”中任廣州大元帥府參軍。後曾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解放後，歷任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69年5月31日逝世，享年84歲。
“時勢造英雄”
1911年春，熊秉坤加入共進會，擔任共進會工程第八營營代表。至武昌起義前夕，熊秉坤在營中發展會員200餘人，任工程營革命軍大隊長。1911年9月24日，共進會、文學社召開聯合大會，制定起義方案，採納其建議，決定由工程營負責佔領該營防地楚望臺軍械庫。
1911年10月10日，一隊隊全副武裝的巡防營、守衛隊的兵士在武昌城各條大街小巷盤查過往行人，身著憲兵制服的清軍到處搜捕抓人，連清王朝湖北新軍各營士兵的子彈也被上司收繳，對工程兵第八營還實行了特別戒嚴措施。
熊秉坤深感形勢嚴峻，他利用早餐機會集中各隊(連)黨人代表，悄聲說道:“我們的名冊已落入敵手，被捕殺頭只是早晚的事。與其坐而等死，不如起義造反。再說我營是防守軍械庫的，應該首先起義，為其他各營起義供應武器彈藥才是。”這席話深得在場代表的一致贊成。當時大家決定晚間第一次點名後、第二次點名前，即7-9點之間起義，以三聲槍響為號，先殺掉敢於抵抗的反動長官，再攻佔楚望臺軍械庫。
時針很快指向下午三時。熊秉坤等人已經湊齊了六盒子彈，約150發，有士兵從家裡取來的，也有從軍官身邊偷來的。熊秉坤把子彈給了支隊長金兆龍，要他分發給可靠的人待用。金兆龍和程正瀛等人答應下來，便在營房裡收拾彈藥。
天近傍晚，值日排長陶啟勝巡查到金兆龍的寢室，見金、程二人正在擦槍，便起疑心，上前詢問，三人爭執扭打起來。情急之下，程正瀛一抬手就給了陶啟勝一槍，正中其腰肋。在革命勝利之後的1912年，熊秉坤給上級領導寫的彙報材料裡，這樣描繪程正瀛開的這一槍：“此即首義第一聲也。”
聞聲趕來的熊秉坤大驚：時辰未到，為何槍響？然而，子彈飛出，一切都必須開始了。
熊秉坤對空連放三槍，鳴哨集合隊伍，跑步殺向楚望臺軍械所。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就這樣在意外和倉促中爆發了。
武昌起義一舉成功，顛覆了中國兩千年封建專制統治。
1911年10月12日中午，身在美國的孫中山買了份報紙，報上的一則消息讓他大喜：“武昌為革命黨佔領。”兩個月後，他乘船回國，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接見了熊秉坤，他很高興地向旁人介紹：“這就是武昌首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
雖然真正的第一槍，是程正瀛打響的。但國父孫中山的首肯，使得熊秉坤從此獲得了“熊一槍”的稱號。
據熊秉坤之子熊輝表示，孫中山先生所說的第一槍更側重於從組織領導角度而言，不完全等同於時間概念。
如果沒有作為工程營總代表的熊秉坤在之前廣泛串聯、策劃、動員，並在事發後隨機應變，武昌起義的前景未卜。孫中山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評價他的首難之功的。
“末代皇帝”向熊秉坤敬酒
愛新覺羅·溥儀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清王朝滅亡的直接導火索便是由熊秉坤等人發起的武昌起義。不過歷史上，儘管熊秉坤讓溥儀的大清王朝毀於一旦，但在後期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似乎還是相處的不錯的。
1961年，溥儀與鹿鍾麟（左一）、熊秉坤（右一）高興地攀肩合影
1961年，辛亥革命50週年，熊秉坤作為全國紀念會的籌委和湖北推選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參加了北京盛典。國慶宴會上，溥儀得知熊秉坤也出席這次宴會，便向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表露想見熊秉坤一面，張立即稟報周總理，總理欣然同意。溥儀來到熊秉坤面前，高舉酒杯說:“辛亥革命，你打響了第一槍，可稱蓋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統治，打倒了我這個當年還是小孩子的皇帝，讓我能順應歷史潮流，改造為新人。為表達謝意，容我敬你一杯。”熊秉坤則謙遜地回答道：“承當不起，我們過去是夙敵，你是皇帝，我是亂民；今天是共產黨領導，冤家路寬，大家擇善而從，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讓我們為國家昌盛，民族興旺共同乾杯。”此後，周恩來又精心安排組織了溥儀等人與熊秉坤等革命黨人的正式會見。這一會見成為曠古未聞的歷史性會見，是一次奇人奇事奇會的“三奇”會，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熊秉坤（右）與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交談
周總理關心愛國楷模
熊秉坤在黃埔軍校開創期間，就結識了周恩來。北伐成功，國共卻分家了，從此天各一方。周恩來打響了南昌起義第一槍，參加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熊秉坤則一度擔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兼任武昌市市長。1931年後，熊秉坤長期掛名南京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46年退役。解放戰爭期間，熊秉坤通電反對獨裁，推進和平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政協常委、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室參事、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等職，受到各級黨組織無微不至的照顧，尤其是周恩來總理體貼入微的關懷。
時任湖北省省長的張體學（左）
早在50年代，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於百忙之中，來到熊秉坤家，轉告了周總理關懷之情，並讓搬到水果湖張家灣居住。熊秉坤當即誠摯地感謝周總理及張省長的美意，並說:我已古稀，垂暮之年，一切都不講究，不必再遷新居，後人也自有後人福，無須考慮他們;何況國家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處都在搞基本建設，需把錢用在基建上，國家富了，民族興旺了，兒孫們自然也受惠其中。張體學笑道:熊老，看來你真是一個廉潔自律者，一生兩袖清風，安於清貧淡泊，給你房子不要，捨不得這既破又老的房子，你時刻記得國家和人民；我們共產黨人講吃苦在前，享樂在後，你也有這民族傳統美德，我們真是好朋友，真是同心連根的一家人！張省長見此情景，只好派人將其住屋予以修繕。在修繕中，熊秉坤也只同意將屋面漏雨之處重點修繕，任何裝飾一律辭謝。
周恩來總理
1964年，全國政協開會上，湖北省的委員都住在民族飯店。一起應邀出席了周總理主持的國宴。周總理到湖北這邊打招呼，與熊秉坤握手之後，又一同坐下來談天。熊秉坤說：“周恩來總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會上那麼多人，那麼忙，他各處都事無鉅細地照顧到了，讓人感到他是那樣的偉大，那樣的親切，那樣的摯誠。身為一國總理，一點兒官氣也沒有，毫無架子可言。過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了得？他問我血壓，問我心跳，問我住得怎樣，吃得怎樣，過得怎樣，到北京習不習慣，問你們在哪裡工作，問有幾個孫兒孫女……”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可熊秉坤這時哽咽起來，他說：“我活了80歲，哪有什麼淚水不淚水；可昨天，兩個眼睛都溼了，心要跳出來了，血像燒開了的水，人如同在夢裡一樣；周總理問我有什麼要求，我這時哪裡又說得出一句話來，只是搖頭連說不不不，連謝一聲都沒說。我太糊塗，太對不起周總理，太抱歉了。周總理讓我有什麼要求大膽地講，包括個人及兒孫的。我連忙回答道，個人及家庭的絕對沒有，要有就是希望早日建成辛亥革命紀念館。周總理連連點頭說：提得好，辛亥革命是一場偉大的革命，是由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繼承者。我們肯定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歌頌辛亥革命，要把這一可歌可泣的歷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讓全國人民瞭解和知道。辛亥革命不僅是改朝換代，推翻了封建，廢除了專制，打倒了皇帝，更主要的是人們在精神上、思想上獲得空前大解放，共和深入人心，反對皇帝，反對獨裁，為以後的革命發展，開闢了道路。沒有一百多年來諸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後繼，流血犧牲，夢寐以求地追求真理，就沒有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金光大道。周總理還說，辛亥革命是國共兩黨的認識上的一個重要共同點，促進世界和平，實現祖國統一，都需要有這麼一個辛亥革命紀念館，應當積極籌備。”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逝者的堅守與榮譽
“文革”中，熊秉坤被打倒並抄家。他的兒子熊輝曾披露，父親一輩子得過無數勳章，但對1913年補授的“勳五位章”情有獨鍾，一直保存在身邊。這枚勳章為銀質、圓形，周邊有銀飾葉莖。文革初期，有紅衛兵來抄家，一貫平和的父親大怒，拼著老命從紅衛兵的手中生生奪回勳章，然後藏於老屋的牆角，勳章這才得以保存。
熊秉坤之子熊輝（左）
1969年，熊秉坤病危。他道出了一個秘密：“1959年春，全國政協開會，周總理邀約了部分年歲較大的委員開座談會，鼓勵大家把自己親身經歷，自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記下來留給後人。他說，這是一筆財富，了不起的財富，可以讓後人借鑑、學習，從中吸取經驗，接受教訓，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祖國統一服務。總理祝願大家健康長壽。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這是自然規律，人人有份，十分公平，誰也有這白的喜事到來的一天。大家已是高齡，時不待人，錯過了時機，就再也無法挽回損失，因此希望老先生們在有生之年，寫些東西留給後人。在座的百年之後，我儘量提供服務……散會時，周總理又特意對我說，你老在外地，找張體學就行。”
1969年5月31日，熊秉坤在武漢水果湖畔一間普通民居內離世，享年84歲。告別儀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湖北軍區司令員、老紅軍韓寧夫主持。在周總理的指示下，遺體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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