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金中
自清顺治三年（1646）丙戊开科取士，至光绪三年（1904）甲辰，其间258年，产生进士科状元114名，如加上博学宏词、经济特科状元4名，共118名状元。其中江苏籍的有51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43％。这些江苏状元，大部分集中在江南的吴地。其中古镇所在的吴县（包括当时的长洲县）有状元17名、常熟6名、武进5名、无锡3名……共46名。为何江南吴地能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产生这么多的状元？这要追溯到清初开科取士的缘由。
顺治二年五月，清兵攻占了南京。明福王政权虽然覆灭，但江南抗清的斗争并没有停息。清朝统治者为稳定江南的局势，在采取武力镇压的同时，又利用开科取士来笼络人心。是年秋，清世祖采纳大臣范文程建议，沿用明王朝科举取士制度，正式颁诏，举行科举考试。一些曾声言不与清廷合作的书生，挡不住科举的诱惑，纷纷屈节，报名应试。
当时江南经济比较富饶繁荣，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清世祖便选江南吴地作为“突破口”，于顺治四年、九年先后取武进的吕宫、无锡的邹忠倚为状元。顺治十一年选取昆山徐元文为状元，并在其身上大做文章，给予多种优厚待遇，以达到“文治”之目的。其后康熙帝承袭父志，继续推行“以汉治汉”路线，又一连几科选取江苏吴县缪彤、浙江蔡启僔等为状元。为表示对徐元文的信宠，康熙便提升他为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校长）。这样，徐元文便掌握了选拔人才的大权。一时，江、浙两地的书生便纷纷赴试，有的还是冒籍前去应试的。
这些江、浙状元，因地域、习俗等因素，更为了自身利益，便相互支持，在朝中形成一股势力，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更加深远。康熙九年（1670）苏州考生韩菼本已落卷，副主考、昆山徐乾学会同主考、浙江蔡启僔念乡情拔韩于遗卷中，韩菼得以在三年后会试、殿试皆第一。
康熙三十四年，韩菼迁礼部侍郎，兼掌院学士。江浙两地前去应试的书生更多，一时朝野震动，以至于御史郑维孜上奏康熙帝，请把冒籍赴试者“尽发原籍肄业”。 韩菼却持不同意见，他力陈“京师善地，远人向比”，“太学且空，非国体。”康熙不愿先帝的“文治”毁于一旦，更不愿意去得罪江、浙两地的考生，于是“事得寝”。
历史上，六江南吴地唐代设州学，宋代设县学，明代起在城乡建大书院，但远没清朝中期那样普及。那时，“书院有官办，或官办民助，也有士绅创办或集资私办的，为课读校士（比较生员、童生文章之优劣者）准备科举的场所”。武进、无锡、常熟、吴县等地还自筹经费，在公众场所设塾，教授平民子弟，俗称“义学”。明清，无锡有东林书院、宜兴有东坡书院、常熟有文学书院……江南吴地学塾盛行，书院普及城乡。其人文郁盛，得助于教育事业的发达。
在当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已在江南吴地深入人心。读书能致高官厚禄，这使科举考试具有极大的竞争力。在中原人独占科举优势的唐代，吴地也出了一批状元。如苏州有归仁泽（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和归黯（唐昭宗景德元年）父子状元，归佾（唐昭宗光化四年）和归系（唐昭宗天祐二年）兄弟状元。宋代，江南吴地出了武进霍端友（崇宁二年）、无锡蒋重珍（嘉定十六年）宜兴余中（熙宁六年）等8名状元。在明代，又出了吴县施棨（正统四年）、昆山顾鼎臣（弘治十八年）、无锡孙继皋（万历二年）等12名状元。可见清代江南吴地状元之盛乃是源远流长。
在清代，江南吴地的状元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书香门第”。这些“书香门第”对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也是多出状元的一个重要因素。
昆山“三徐”（即徐元文、兄乾学、弟秉义），出身“书香门第”的“江南望族”，母亲是顾炎武的妹妹。她非常聪明、干练，教子甚严，“课诵恒之午夜不辍”。
太仓毕沅的亲张藻，是清代有名的女才子，也出身于书香门第。儿子6岁时，就以《诗经》、《离骚》为启蒙教材，并亲自指导。10岁时，张藻授以声韵、对偶之学。当他初步掌握声韵常识之后，又以苏东坡诗集为范本，让毕沅早晚诵读、潜心揣摩。
苏州陆润庠出身在一个三代儒医的书香门第。祖父陆方山见润庠聪明可爱，从小就进行培养。父亲陆懋修见儿子才智过人，也十分重视，把《四书》、《五经》做启蒙教材，每晚学一段背一段，才准睡觉。这些家庭，在自己的儿子有成绩时，又让其出门拜师深造，使学业更有长进。
综观江南吴地的状元，中状元的也并非都是“书香门第”的子弟，也有不少出身在小官吏、自耕农、医生、商人、教师等中下阶层的家庭。顺治九年的无锡状元邹忠倚出身在布商之家，靠父亲贩布为生；乾隆三十年吴县状元张书勋，原是个“以举人挑得”的县官；乾隆五十五年吴县状元石蕴玉，本身就是个“以扶翼名教为己任”的教师；嘉庆六年无锡状元顾皋，出身在自耕农之家……
有的状元是出于“穷则思变”才发奋读书，射策夺魁的。雍正元年金坛状元于振，出身贫寒之家，父亲死后，常在母亲纺车旁借光苦读；顺治十八年溧阳状元马世俊一贫如洗，直至点元释褐之时，“贫不能具轩，老苍头携官袍随之”，传为士林佳话。
同治七年吴县状元洪钧，出身贫寒，家里供不起他念书，父亲一度希望他“弃儒就商”。洪钧却“慷然有当世之志”，跪地哭求让他继续读书。他发奋努力，18岁中生员，26岁中举，30岁状元及第。
在江南吴地，由于一人中状元就能带上一批，一人成名就会激励亲友、同乡有更多人去进取。出现了顺治十五年常熟孙承恩、十六年昆山徐元文、十八年溧阳马世俊和康熙二年长洲（苏州）韩菼、十五年长洲彭定求、十八年常熟归允肃，一连三科状元；康熙四十五年无锡王云锦、四十八年武进赵熊诏、五十一年长洲王世琛、五十二年嘉定王敬铭、五十四年昆山徐陶璋、五十七年常熟江应铨，一连六科的连科状元。至于连续两科的连科状元更是比比皆是。
在清代，江南吴地出现了一科三鼎甲。顺治十六年己亥科，状元为昆山徐元文，榜眼为无锡华亦祥，探花为长洲叶方蔼。康熙朝开科21次，其中江南吴地一科二鼎甲的，就有7科之名。还出了昆山、苏州、吴县三个一门三鼎甲：顺治十六年状元徐元文，其兄徐乾学为康熙九年探花，其弟徐秉义为康熙十二年探花。康熙十五年状元彭定求，其弟彭宁求为康熙二十一年探花，其孙彭启丰为雍正五年状元。乾隆五十八年状元潘世恩，其兄潘世璜为乾隆六十年探花，其孙潘祖荫为咸丰十二年探花。还出了无锡“一门四探花”：顺治十二年秦铖、康熙三年秦宏、乾隆元年秦惠堂、乾隆四年秦勇均，为世人所传颂。更有意思的是：彭定求和彭启丰，陆肯堂（康熙二十四年状元）和陆润庠（玄孙，同治十三年状元）为祖孙状元。至于父子状元、叔侄状元、兄弟状元更是千古美谈。
吴地状元显名者尤多，如抗金名将、宋庆元二年武状元常熟周虎，宋嘉定七年武状元刘必方（一说刘必万），著名的书法家、明成化八年状元吴宽，明弘治十八年状元顾鼎臣，太平宰相、世称长者的明嘉靖四十一年状元申时行，东林魁首、明天启二年状元文震孟，盛世贤相、文学家陆肯堂，康熙三十九年状元常熟汪绎，乾隆五十五年状元石蕴玉，《全唐诗》总裁彭定求，乾隆名儒重臣毕沅，乾隆四十六年连中“三元”的钱檠，“四朝元老”潘世恩，金石学家、道光三十年太仓陆增祥，外交家、史学家洪钧，末代皇帝师傅陆润庠，还有集政治家、书法家、诗人于一身的两朝帝师、咸丰六年常熟状元翁同龢……他们各领风骚，名重一时，彪炳史册。
江南吴地科举有这样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有这么多的楷模，便使盛出状元有了深厚的沃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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