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有两个红顶商人冠绝中国，一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胡雪岩，另一个便是香港第一位首富何东——澳门赌王何鸿燊的伯公。
何东是欧亚混血儿，于1862年12月22日在香港呱呱坠地，父亲是英籍荷兰裔犹太人何仕文，母亲则是广东宝安县的中国人施娣，幼年时被前来香港淘金却又混不下去的父亲抛弃，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行为举止、穿衣打扮跟纯种中国人没什么两样。
何东先是接受了私塾教育，而后在香港中央书院学习英式课程，成为当时中西方都不可多得的汉英双语人才。他先后在广东海关、英资龙头企业渣甸洋行高就，步步高升，从普通职员，晋升为总买办，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辞去总买办后，何东下海创业，在贸易、航运、物业地产、股票、大众传媒等领域大展拳脚，赚翻了，数钱数到手软，外国媒体都用“中国最富有的那个人”来称呼他。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何东从36岁那年犯险救助被慈禧太后通缉的头号重犯康有为起，染指政治，游刃有余周旋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李济深、齐燮元、段祺瑞等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的孙中山、蒋介石，以及大英帝国之间，成为继胡雪岩之后中国最著名的红顶商人，从中攫取了丰厚的政商利益，使他的财富与个人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一座后来者难以企及的高峰。
富可敌国，功成名就的何东，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连老婆都有四个，简直比神仙还逍遥，但他一辈子都被一个哲学难题所困扰，那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在那个时代，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亚洲人，都秉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观念，作为洋爹华妈苟合的产物的欧亚混血儿，被欧洲白人歧视为血统不纯的低端杂种，遭到赤裸裸的排挤，也被华人社会视为异类而遭到疏离，两边都不讨巧。
所以，何东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一直摇摆不定，一会儿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一会儿又认为自己是英国属土公民，一辈子都在探究“我是谁”，以至于欧洲白人与华人都质疑他是一仆事二主的变色龙。
大英帝国占领港岛后，一直觊觎面积更大的新界，何东积极协助香港殖民地政府收集新界情报，当英国军队侵占新界时，遇到乡民的激烈抵抗，何东与侵略者同穿一条裤子，支持武力镇压。
1915年，英国政府向德国宣战，何东再次向英国主子表忠心，慷慨捐出飞机，鼎力支持英国政府的战事。
何东向英国效忠，最露骨的事情莫过于他在1925年9月21日写给英国殖民地部的私人函件，他要求英国政府坚持对中国的强硬的外交政策，延续列强在华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以及继续控制中国的关税。何东在信中无耻地表示，若然任由中国关税自主，不但列强会有灾难性后果，中国也会如此。
1927年，何东爱子何世礼在英国军校学习期间，向英国政府申请放弃英国国籍，转作中国公民。港督金文泰去信质疑何东，他大为紧张，立即回信解释，称儿子放弃英国国籍一事“完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或批准，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同时，在信中，何东又一次向大英帝国表忠心：“我一生所做的，已充分证明我是英皇的忠顺子民，具有真诚的爱国情感。”
何东的这些行为，遭到了华人的强烈质疑，“吃里扒外”的指责伴随他一生。当这种责难太过强大时，他多次公开向华人喊话，大谈自己以中国人为荣。
这是真的吗？1923年7月11日，何东通函致电全国及各省长官，呼应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提出召开“国内领袖联席会议”，以谈判方式解决彼此分歧，尽早裁减军旅，结束军阀割据一方的分裂局面，并于9月中旬离港北上，游说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李济深、齐燮元、唐继尧、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政商关系。
1936年10月30日，蒋介石五十大寿，何东与一帮华人精英在他的别墅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会，遥祝老蒋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除了给老蒋过生日，据说何东还捐出十万元，购买了一架飞机赠送给国民政府。
何东的孝心与忠心，老蒋十分满意，不仅去信感谢，还于1939年，给他颁赠了二级大彩玉勋章，作为表扬。
中国人或英国人的身份，何东在不同的场合自由切换，随时随地根据需要而改变，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具有明显的双重身份、交叠效忠的问题，这种俨如变色龙的行为和举止，不仅华人质疑他的忠诚，斥责他是不要脸的华奸，更令他难堪的是欧洲白人竟然也怀疑他的“忠贞”，说他别有所图，搞得他里外不是人，内心一辈子都不得安宁，苦不堪言！
富可敌国的何东一生都为“我是谁”所困扰，再次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成就一个人高度的不是财富，而是立场；彰显一个人气节的不是名望，而是忠诚。
资本无国界，资本家有祖国。认谁做祖宗，这不是一笔生意，而是大是大非的抉择！这对当下的香港人，以及大陆的资本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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