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秉勋：万人如海一身藏
史飞翔
很早就想拜访贯通老人费秉勋，但一直未能成行。一方面是因为我性格拘谨、不善言辞，怕与人来往；一方面是不忍打搅之——上了年纪的人最怕别人扰乱他正常的作息规律。基于此，我只好在内心里对费先生保持着一份深深的敬意。
其实，我很早就结识费先生了。有一年，我在《西安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终南山居》，写的是终南山里的一名隐士。一日，作家孙见喜打来电话，说贯通老人看了这篇文章，对文中写到的那位隐士很感兴趣，欲前往一见。一听是费先生要见，我自然不敢怠慢，于是赶紧牵线联系。不久，我便带着孙见喜及费先生一行来到终南山紫阁峪。那天，大家玩得很尽兴。品茗论道、抚琴吹箫。末了，贯通老人还为大家弹了一曲《忆故人》。空山幽静。听着那清逸、悠远的古琴声，真像是从天际飘来的仙乐，让人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后来，我了解到，当时费先生也是“衰年变法”，不久前刚开始学习古琴。一个刚接触古琴的人居然能弹得是目送手挥、行云流水，这让人不得不感叹费先生的悟性之高。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关注起费先生来，几乎每隔几天都要去他的博客看看。遇到好文章便下载下来，推荐友人，或是发表在我编辑的《终南文化研究》杂志上。我一直认为，了解、尊敬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他的作品。按说，一个人的作品中总是包含着这个人的德识学养、才情胆略。但是，遗憾的是，如今的不少学人，学问固然做得很好，但身上总有一种叫人难以言喻的官场气、商场气、学阀气、市侩气，油腔滑调、两面三刀、阿谀奉承、八面玲珑，很有政客、商家、公关家、外交家的风度。除了那一顶顶耀眼的光环和虚假拿捏的举止，在这些人身上你嗅不到任何学问与生命的气息。所以，今天我们读书，不仅要察其言，还要观其行。费秉勋先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的作品中总是站立着他这个人。很多人都说费先生是一个有气象的人。旧时，读书人讲“气象”，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颜回在谈到他的老师孔子时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费先生身上也完全适用。
有一年，阎良的《荆山》杂志，邀请西安文化界的一些人去关山看戏。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凛冽，冻得人直流鼻涕。偏偏戏台又在室外。所以，不少人便坐不住，隔一会就起来上趟厕所，跺跺脚，活动活动。同行中数费先生年纪最长，德高望重，所以被安排在了第一排第一座。那个位置最冷，无遮无挡，风呼呼的。我当时坐在最后排，远远地望见费先生如老僧入定似的端坐在那，从头到尾，纹丝不动。那情景就像是电影画面似的定格在我的脑海，让我不得不暗暗佩服费先生的道行。
最近，我连续看了孙见喜、何丹萌、孔明等人写费秉勋先生的几篇文章，读后感触良多。进一步萌生了想见费先生的强烈愿望。起心动念之后，又颇生踌躇。费先生学问精深，贯天通地，放在古代那就是袁天罡、李淳风式的人物，我望其项背都难，更别说面对面的交流了。想到这，刚生出的几丝愿望，又瞬间熄灭了。算了，我还是多读读他的文章吧。然而，世间事总是峰回路转。一天晚上，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散文大家卞毓方二十年如一日寻找大师。为了写国学泰斗饶宗颐，卞毓方购买并阅读了饶先生的大部分著作。读了著述，卞毓方更想一睹饶先生的风采。一天，他得到一个消息：饶宗颐将去敦煌过生日。卞毓方当机立断，买了机票，飞赴敦煌。后来，在给饶宗颐的祝寿现场，卞毓方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饶先生。所谓“见到”，也只是在人潮汹涌，众星捧月的情况下，向老寿星说了一句：“我是季羡林的学生，从北京来看您。”饶先生握了握卞毓方的手，吐出一个词：“哦——”。后来有记者问卞毓方，你千里迢迢，来回机票加上食宿花费不下8000元，就得到一个“哦”字，这见面与不见面，又有什么区别呢？卞毓方说：“见之前，饶先生离我很远很远，仿佛在另一个世界；见之后，饶先生就变得近在咫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念心驰，于抬头、转身之际，准能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看到他矜持的微笑。”人家卞毓方能不惜花费8000元，不远千里，坐着飞机，飞往敦煌去见饶宗颐。我与费秉勋先生同居一城，近在咫尺（先生居昆明路，我住丁家桥，前后相距仅四五站公交），为什么就不能登门拜访呢？想到这，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见贯通老人。
2014年正月初十，大雪纷飞。过去古人有雪中访友之说。我今天不妨学一回古人，也来个“雪中访贯通老人”。怕房间手机信号不好，我特意下楼，站在雪地里给费先生打电话。手机拨通后我先自报家门，接着开门见山说：“我想来看看您。不知您这几日什么时候方便。”“无所谓方便不方便，每天都是这样子。你要来就来吧。”我说，那就今天午后。费先生说：“行。”
午后三点，我来到费秉勋先生居住的小区。老人亲自开门将我迎进。费先生的居室，陈设简单，甚至略显仄小凌乱，但却分明有一种气场。进屋后，先生先泡了一壶茶。我喝过不少茶，包括那些隐士高人泡制的禅茶，但都比不上费先生的这壶普普通通的茶有滋有味。入座后，我先将自己的几本小书拿出来请先生闲暇时批评。接着，我们就开始谈天说地。谈的最多的是关于终南山里的隐士。费先生曾在终南山闭关修持，他对终南山隐士的了解远在我之上。他是真修实证，我是野狐谈禅。一谈，顷刻间便分出高下。但费先生始终保持着一种大智若愚、虚怀若谷，不时地询问我一些话题。谈着，谈着，我忽然想到《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此刻的费先生不正是如此么？想到这，我便停下来。但是，我一停下来，气氛便略显尴尬。因为费先生也不说话。不得已，我只好重新寻找话题。期间，我也说了一些不大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观点，比如：对关中大儒牛兆濂的评价问题。我居然不知高深地说，牛兆濂似乎只能称乡贤，而不能称关学大师。要知道费秉勋先生也是蓝田人，当着他的面这么说，那是犯忌讳的。但是先生丝毫不以为忤，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牛兆濂在当时的一些举动。尽管是轻描淡写，但我分明已经感受到了费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立见解。有道是：老僧只说家常话。费先生正是如此。与他谈话，你丝毫感受不到居高临下，感受不到盛气凌人，相反你会如沐春风。一晃，几个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辞。先生送至门外。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平常。
何丹萌先生在《阅读费先生》一文中写道：“蓝田县出过一位关中大儒牛兆濂，此人被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化作了朱先生，我以为，费老就是那个朱先生在世，若能跨时空比较，不谈身体力行，单就学问论，费老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旧时的文化人少，出一个，就很醒目，而且其身上的杂质，常被历史滤掉了，剩下的，只是神话般的传说。其实如今我们身边就有大儒，却常被人视而不见。这种感觉，不仅源于多年与费老的结识交往，在阅读《杂家独白》之后，来得更为强烈。”与丹萌先生一样，我也觉的费秉勋先生是世间少有的人物。对于当今这个聒噪的时代而言，“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费秉勋先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思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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